等云到——面对死亡

平成四年[3]（[3] 即1992年。平成年+1988即等于公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伊丹十三导演在那天夜里被暴徒袭击。 我在电视新闻上得知他没有生命危险，总算松了一口气。我冷静下来，首先给十三的妹妹由加利打了电话。我们一起赶往医院。医院周围已经停着好几台电视台直播车，到处是伺机守候的媒体记者。 由加利作为受害者的妹妹当然可以突破谢绝入内的限制，我则乘机跟随在她身后。昏暗的休息室里黑压压的，挤着一群东宝宣传部的人，大家都沉默地坐在那里。其中一个熟人小声告诉我说手术尚未结束。 上了三楼，在监护病房旁边的电话间里，宫本信子踡着身子躺在长椅上。看我们走近，她立刻坐起来道谢，脸色青绿憔悴。说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引起了头痛和恶心。 我们在走廊上等待了数小时，直到手术结束。其间几个警探模样的人匆忙地进进出出，又有亲友们赶来看望，每当来人的时候，信子就在额头上敷一块冰毛巾坚持着去招呼他们。 过了深夜，我们得到通知说病人不久即可从手术室移到监护病房。尔后一群白大褂迈着自信的脚步前呼后拥地推着一台担架车朝这边走来。一群人经过我们身边时，透过白大褂的缝隙，短短一瞬间，我看到了十三的脸。借用拍电影的术语来说，那一瞬只有两三英尺那么短。 之前我还不知道如今的包带已经如此先进，十三的头部除了面孔之外，都被一个白色的网罩住，头顶的顶端部分打了一个结，尖尖的，像葱头又像丘比娃娃，这么说好像不太严肃，但当时心里怎么也生不出悲怆的感觉。 十三脸色苍白，紧闭着双眼。我目送推着担架车的人群走过，心里想到的只是： 活下来就好。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十三。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通过电视报纸就足以了解到他的近况。 平成四年九月八日，各报醒目地登载了十三导演发表新作的报道，作品名为《大病人》。我想，十三的构想之所以总是能够抓住独特的着眼点，原因在于他善于把最普遍的问题具体化。 十三说：“我也到了开始在意‘死’这件事的年龄，所以想尝试拍一部关于‘死’的电影。”（《产经体育报》）因为那次身负重伤的经历，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情理之中的。当时十三大概想像过死亡这件事。虽然他以沉着的行动和冷静的观察来面对，但心底一定在与死亡的恐惧搏斗吧。 十三的严父伊丹万作在病榻上面对死亡八年之久，仍然奋斗不息。八年时间里，他严于律己的精神不曾有过丝毫的松懈。 每次阅读他的病床日记，我都为之深深感动。（昭和十六年九月九日）——傍晚，忽然预感死期临近，栗然。平时的觉悟顿时灰飞烟灭无影无踪。眼见自己的双脚日渐枯瘦，极为明显。不由想起胞兄临终的模样，感觉一股自己终究无法抗拒的力量正步步逼近。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焦灼，心脏悸动迅速异常。（《伊丹万作全集1》——“新稿旧稿——病床杂记”）对人们来说，无法估量伊丹万作的死是多么大的损失。惟一的安慰是，伊丹先生在战争结束后，还活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战败后不久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晚上，阴历十三的月色清明。细细思量和平之可贵，深感不可思议。夜不成眠，为剧本研究会打腹稿。再次点灯草拟会则。（《伊丹万作全集2》——“静身动心录”）由此可知，可以自由撰写剧本的时机终于来到之时，伊丹先生虽病卧在床濒临死亡，心中洋溢的却是沸腾的热情。 然而战后的粮食紧缺和营养不足使伊丹先生衰弱的身体更加恶化了。（昭和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傍晚体温升至三十七度八。近来体温升高，忧心忡忡。我虽长年病卧在床，却一直为支撑家人的生活而奋斗。但病情严重之时，常常感觉精疲力竭。我告诫自己不能这样，要重振精神，然而……伊丹先生去世于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听阿君夫人说起过那天的情形。 伊丹先生自发病以后，每天都用曲线图记录脉搏和体温。那天也像往常一样，医生来打了针之后回去了。伊丹先生打开成卷的图表记录数据，说道：“体温和脉搏交叉了……” 阿君之前曾听说两条曲线交叉不好，她弯下腰把头凑到伊丹先生身前想把曲线图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图掉在地上，伊丹先生伸出两手想搂住阿君的脖子，却失去了力气。阿君吓坏了，急忙打电话给医生。但是医生刚离开伊丹家，还没有回到医院。阿君只好请附近的医生迅速赶来，为伊丹先生作了应急治疗。然而伊丹先生的病情仍未好转，阿君只好让儿子岳彦（伊丹十三）赶去找伊藤大辅。 伊藤大辅在回忆文章“初·终”（《伊丹万作全集2月报》）中这样写道：“我把住他的手腕一看，脉搏已远，微弱无力，那搏动在我手中越来越弱，渐渐消失。”可是据阿君夫人回忆，伊藤先生并未在伊丹先生临终前赶到。也许是时间和记忆的错误。故乡就是 我死去的地方 吾亦红 落在我坟上 冰冷的雨声 这是伊丹先生最后的俳句（“静身动心录”）。 平成四年[3]（[3] 即1992年。平成年+1988即等于公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伊丹十三导演在那天夜里被暴徒袭击。 我在电视新闻上得知他没有生命危险，总算松了一口气。我冷静下来，首先给十三的妹妹由加利打了电话。我们一起赶往医院。医院周围已经停着好几台电视台直播车，到处是伺机守候的媒体记者。 由加利作为受害者的妹妹当然可以突破谢绝入内的限制，我则乘机跟随在她身后。昏暗的休息室里黑压压的，挤着一群东宝宣传部的人，大家都沉默地坐在那里。其中一个熟人小声告诉我说手术尚未结束。 上了三楼，在监护病房旁边的电话间里，宫本信子踡着身子躺在长椅上。看我们走近，她立刻坐起来道谢，脸色青绿憔悴。说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引起了头痛和恶心。 我们在走廊上等待了数小时，直到手术结束。其间几个警探模样的人匆忙地进进出出，又有亲友们赶来看望，每当来人的时候，信子就在额头上敷一块冰毛巾坚持着去招呼他们。 过了深夜，我们得到通知说病人不久即可从手术室移到监护病房。尔后一群白大褂迈着自信的脚步前呼后拥地推着一台担架车朝这边走来。一群人经过我们身边时，透过白大褂的缝隙，短短一瞬间，我看到了十三的脸。借用拍电影的术语来说，那一瞬只有两三英尺那么短。 之前我还不知道如今的包带已经如此先进，十三的头部除了面孔之外，都被一个白色的网罩住，头顶的顶端部分打了一个结，尖尖的，像葱头又像丘比娃娃，这么说好像不太严肃，但当时心里怎么也生不出悲怆的感觉。 十三脸色苍白，紧闭着双眼。我目送推着担架车的人群走过，心里想到的只是： 活下来就好。 自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十三。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通过电视报纸就足以了解到他的近况。 平成四年九月八日，各报醒目地登载了十三导演发表新作的报道，作品名为《大病人》。我想，十三的构想之所以总是能够抓住独特的着眼点，原因在于他善于把最普遍的问题具体化。 十三说：“我也到了开始在意‘死’这件事的年龄，所以想尝试拍一部关于‘死’的电影。”（《产经体育报》）因为那次身负重伤的经历，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情理之中的。当时十三大概想像过死亡这件事。虽然他以沉着的行动和冷静的观察来面对，但心底一定在与死亡的恐惧搏斗吧。 十三的严父伊丹万作在病榻上面对死亡八年之久，仍然奋斗不息。八年时间里，他严于律己的精神不曾有过丝毫的松懈。 每次阅读他的病床日记，我都为之深深感动。（昭和十六年九月九日）——傍晚，忽然预感死期临近，栗然。平时的觉悟顿时灰飞烟灭无影无踪。眼见自己的双脚日渐枯瘦，极为明显。不由想起胞兄临终的模样，感觉一股自己终究无法抗拒的力量正步步逼近。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焦灼，心脏悸动迅速异常。（《伊丹万作全集1》——“新稿旧稿——病床杂记”）对人们来说，无法估量伊丹万作的死是多么大的损失。惟一的安慰是，伊丹先生在战争结束后，还活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战败后不久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晚上，阴历十三的月色清明。细细思量和平之可贵，深感不可思议。夜不成眠，为剧本研究会打腹稿。再次点灯草拟会则。（《伊丹万作全集2》——“静身动心录”）由此可知，可以自由撰写剧本的时机终于来到之时，伊丹先生虽病卧在床濒临死亡，心中洋溢的却是沸腾的热情。 然而战后的粮食紧缺和营养不足使伊丹先生衰弱的身体更加恶化了。（昭和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傍晚体温升至三十七度八。近来体温升高，忧心忡忡。我虽长年病卧在床，却一直为支撑家人的生活而奋斗。但病情严重之时，常常感觉精疲力竭。我告诫自己不能这样，要重振精神，然而……伊丹先生去世于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听阿君夫人说起过那天的情形。 伊丹先生自发病以后，每天都用曲线图记录脉搏和体温。那天也像往常一样，医生来打了针之后回去了。伊丹先生打开成卷的图表记录数据，说道：“体温和脉搏交叉了……” 阿君之前曾听说两条曲线交叉不好，她弯下腰把头凑到伊丹先生身前想把曲线图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图掉在地上，伊丹先生伸出两手想搂住阿君的脖子，却失去了力气。阿君吓坏了，急忙打电话给医生。但是医生刚离开伊丹家，还没有回到医院。阿君只好请附近的医生迅速赶来，为伊丹先生作了应急治疗。然而伊丹先生的病情仍未好转，阿君只好让儿子岳彦（伊丹十三）赶去找伊藤大辅。 伊藤大辅在回忆文章“初·终”（《伊丹万作全集2月报》）中这样写道：“我把住他的手腕一看，脉搏已远，微弱无力，那搏动在我手中越来越弱，渐渐消失。”可是据阿君夫人回忆，伊藤先生并未在伊丹先生临终前赶到。也许是时间和记忆的错误。故乡就是 我死去的地方 吾亦红 落在我坟上 冰冷的雨声 这是伊丹先生最后的俳句（“静身动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