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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萨帕塔运动和副司令马科斯所创造和启用的一个全新的面向。无名与命名、倾听与动员、个人与群体。马科斯，也可以称为“无名”，但他以这无名为玛雅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文化、印第安历史和苦难命名。他称自己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副司令，而整个部队却拥有其他若干名司令；总司令的位置始终空缺。一如马科斯告诉记者的，在萨帕塔运动中，拥有全面、绝对指挥权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员会——由玛雅各族群的长老和公共投票产生的族群领袖组成。萨帕塔运动是20世纪革命史上第一次，是否武装起义的决议不是少数领袖人物做出的，甚至不是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内部民主决议，而是整个萨帕塔社群：一个个族群、一个又一个村落，所有男人、女人和已经懂事的孩子，公决确定的。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骄傲地拒绝了圣克利斯托瓦尔大教堂谈判中政府提出的全面招安式的和平建议。马科斯承认（他也曾反复地叙述），他们最初来到恰帕斯山中的时候，自命为先知和动员者的角色。但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立刻遭到了原住民的拒绝。在黯然离去和如切那样顽强地留下来，最终被出卖、被杀害之间，他们创造了第三种可能：留下，不是去言说——动员和说服，而是倾听和学习。这不仅是字面义：学习诸多玛雅不同部族的语言，而且是将自己投入、浸淫在玛雅文化之中。但那并非权宜之计。这一角色的转变，以迥异于现代世界的逻辑、思维改变了未来的萨帕塔运动的路径和面貌，改变20世纪革命的经典模式：城市无产阶级暴动、或农村包围城市、或建立游击中心；尤其是从内部动摇着、至少是反省了革命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与极权主义倾向。一如马科斯形象的悖论或曰辩证：他是独一无二的偶像，公认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他却又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一次富于原创、别出心裁的虚构。 而马科斯写作中最著名的两个系列：安东尼奥老人系列、和小甲虫杜里托系列凸现了萨帕塔运动及其文化的有趣特征。在安东尼奥老人系列，马科斯是一位倾听者，一个晚辈，一名学生，智慧的印第安老人不仅在为他答疑解惑，而且为他勾勒出一种陌生而美丽的乌托邦世界。所谓马科斯，只是面对着一种古老、伟大的文明与智慧的躁动的青年。而更为迷人的则是马科斯笔下的小甲虫杜里托——一个萨帕塔运动运动政治上的敌人和对其嗤之以鼻的轻蔑者也由衷喜爱的形象，马科斯写作最为清晰可辨的后现代印痕之一。“他”——杜里托/小硬壳妄自尊大、童趣盎然、气指颐使又自恋脆弱。最为有趣的是，在杜里托系列中，是小甲虫杜里托自称游侠骑士，不时发表着夸张造作、激情汹涌的演说，充当着颇为精妙的、对西班牙语世界最为的伟大的作品和角色：堂•吉诃德的戏仿版；而副司令马科斯，则是他的“邋遢侍从”、“小厮”、实惠、庸常的桑丘•潘沙（在另一些时候，这组合则成了福尔摩斯和华生）。在西语世界、尤其是在西语拉丁美洲，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从不只是荒唐笑柄，而且是一种极为内在的精神偶像，一种有自觉和自嘲于其中的理想主义象征。人们或许记得，当切•格瓦拉放弃了他在古巴二号领袖的地位、重上世界革命的战场之时写给母亲的告别信：“我脚跟再一次碰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那一时刻，他无疑在自比堂•吉诃德。一如英国作家格林所言，在那些并不认同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们中，切•格瓦拉、古巴所象征的，正是“勇敢、骑士精神与冒险，这些概念在今日世界的超级权力之间渐次转换为交易的考量；他向我们表达了某种希望：胜利并不永远伴随着大队人马而到来。” 然而，在马科斯这里，“我”却成了不断遭到杜里托/堂•吉诃德叱骂的桑丘——卑微的侍从、低下的追随者、“现实良知”的所在。尽管毫无疑问，马科斯、萨帕塔运动续写着拉丁美洲浪漫主义革命传统的最新篇章，小甲虫杜里托无疑是马科斯一重自我的投影。面对着后冷战、后革命年代的全球中心监视塔结构，面对华丽的废墟与喧嚣的荒原，马科斯不断地将自己的理念与实践书写为梦、狂想，书写为疯狂与谵妄，书写为德国导演荷索的影片《陆上行舟》中菲茨卡拉多的丛林歌剧院。但在杜里托的故事中，他分身为二：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潘沙。事实上，在马科斯的公报与书信中，他不时分身为三：杜里托、“我”/El Sup和“我的另一个自我”——真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趣味盎然、机智幽默间，读者可以体认出一份巨大的孤独。如果说那是一份个人的孤独，那么它同时是面对大失败之世界的战士的孤独，一份“荷戟独彷徨”的落寞。然而，马科斯正是在其公报与书信中将这份孤独与落寞的情怀转换为某种呼唤认同与支持的吁求。于是，在杜里托故事中，一个硕大的自我和一个渺小的自?，一份狂悖与一份谦卑，一份充裕的喜剧感和自觉的悲剧意识，便以机智、风趣的方式并存且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