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桑奇自传——1 禁 闭

自出生之日起，我便被充满好奇心、不明真相不罢休的人包围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是一件幸事。直到有一天，我生命中出现了许多敌人，他们因我对真相的执着求索而恨我入骨。漫天的辱骂声会让人迷失自我，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幸好我仍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还能向世人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的名字是朱利安?阿桑奇。有一天，伦敦警察突然将我当成通缉犯。如果不是这其中涉及到错综复杂的事件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到那天也就戛然而止了。时过境迁，逝者如斯，若人不去主动改变这一切，未来就会从指缝间溜走：当你坐在英国警车后座，在熙攘的街道上呼啸而过时，难免会睁开眼睛，对这个世界产生新的了解。 车外的人群叫着我的名字，呼喊着各种口号。摄影记者像水桶中乱爬的螃蟹一样在车窗外拥挤推搡。媒体为了抢拍照片，争先恐后扑到车上，警车剧烈晃动，似乎要被推翻。我弯下身子，将头埋在膝盖之间，不愿被媒体刻画成罪犯。偶尔抬起头，却发现车窗外挤满了摄像头，倾斜成各种角度，就为能拍到我的脸，我不禁用双臂护住了头。终于，警车速度加快，脱离了人群。看到警车被砸，一些不明就里的囚犯在自己的牢房中大呼小叫，还有人纯粹是看热闹瞎起哄。总之，好戏落幕了。警车用了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抵达旺兹沃思监狱的大门。那一天是2010年12月7日。 奇怪的是，进入监狱时，我竟感觉自信满满。也许，这是因为我很清楚自己锒铛入狱的新闻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我，因此，即使身陷囹圄也是值得的：对我的责难越是高调，就越能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我心中也有些担忧，生怕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被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我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能唤醒人民心中的正义。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自己勇敢，而是策略上很明智。当时我身上只带了一支圆珠笔和250英镑的钞票，监狱按规定将这些随身物品收走保管，随后又要我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狱服，套上灰色的套头衫和灰裤子。1895 年当奥斯卡?王尔德被转到这所监狱时，因为监狱将自己的马甲弄丢，便对狱吏说了一句话：“请务必原谅我感情的迸发！” 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我无意将自己与王尔德相提并论，我的那些马甲也根本不值一提，但身处这座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恶臭监狱，难免会联想起王尔德曾经遭受的苦难。后来律师告诉我，我的牢房就是当年关押王尔德的牢房，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王尔德在反对不公的斗争中表现出的精神却是长存的。他当年在狱中受尽百般虐待，非人的境遇让世人心碎。在旺兹沃思监狱的这段时间，我心中最挂念的，并非自己，而是那些过去和现在同样遭受牢狱之灾的人们。 我想到了那位年轻的美国士兵布拉德利，因为向世人敲响警钟，将非法战争的罪行昭告天下，就被美国军方关进大牢，受到非人的对待。身陷囹圄的这些日子中，我一直惦记着他的安危。 我的牢房位于地下，两米见宽，四米见长，有一张床、一个水池、一个马桶、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壁灰白。墙上各处包着灰色的塑料层，构成水管和通风管，从而接通水池和马桶。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囚犯自我伤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但也意味着一切都是那么无趣，都藏匿在平滑的表面之下。水池上没装水龙头，马桶连按钮和蓄水池都没有，已经全部自动化或设计成触摸式。床边的墙上安着一个紧急医护按钮，马桶的周围可以拉上帘子。一面墙的顶部有个小窗，安有间隔四厘米的道道铁栏。窗户外面是监狱操场，场地面积不大，四周的高墙上铁丝网层层密布。有时早上，我能透过窗户看到其他囚犯的腿走来走去，叫喊声、嬉笑声、对话声尽收入耳。房门的上面安装着一架面向屋内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摄像头上还有一排LED灯，夜间不停闪烁着暗淡的红光，时时刻刻监视着屋内的动静。房门倒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中间只有一个窥视孔，外面由金属盖盖上。 监狱中的其他囚犯对我很是好奇，总想过来看看我在干什么，弄得门外的金属盖不停地响。罗伯特?布雷松有部叫《死囚越狱》的电影，拍得很美，音效出神入化，连汤匙打击砖头的声音都处理得宛如管弦乐般华丽。旺兹沃思监狱中的声音也有同样的效果，各处充斥着空旷的回声。金属盖被掀起来时，会嚓嚓作响，随后一只眼睛便出现在窥视孔中。囚犯们都想看看我在牢房里是个什么样子，对我的举动充满了好奇。现如今这个社会，名人连在牢房里都躲不过大众的眼睛了啊。不久，他们就低声向我说话，比如：“留心点你接触的人”，“你会没事的”，“谁也不要相信”，“什么都别担心”等等。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人开始陆陆续续将文档塞到我房门底下，有时候是晚上送过来的，一面送一面还对我窃窃私语。文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闻剪报，还有其他囚犯下载并加以注释的报刊文章，比如其中就有一篇题为《性别平等的瑞典强奸现象猖獗吗？》。封闭的监狱环境滋长着五花八门的阴谋论，但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同情之心：身为囚徒，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比别人丰富，很多人对自己和这个牢狱体系大加鞭挞，对监狱文化的剥削本性深信不疑。与我有来往（即往我房门下塞东西）的人中，很多都对社会法律的不公深有体会，堪称该领域的专家。有时半夜难以入眠，不免想起这些人，聊以慰藉。当然了，没有人会固执到相信所有关进来的都无辜，但我们之中有些人的确是清白的，塞进我房间的文档和信件在我看来正是我们同仇敌忾的象征。身陷囹圄，愤怒在所难免，当我为了锻炼身体，在狭小的房间中像只神经错乱的蜜蜂一样顺着8字来回踱步时，我怒火中烧。监狱的本质就在于此，将人囚禁在寂静和黑暗之中，将人变成区区一个号码，逼迫人渴求门缝下、高墙外那似乎会传来的一丝光亮。 监狱之外，媒体报道铺天盖地。我的支持者向我通报了大量情况，这不禁让我停下脚步：我意识到电报门俨然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密文件泄露事件，同时也认真考虑了瑞典事件的起因和影响。是不是因为事后没有给那些女子打电话，结果造成她们对我怀恨在心？时间的发展有固定的前后顺序，但人类的经验有时却是跳跃性的。身陷监狱中，我不停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处境、机遇和危机，最后思绪又被带到了更高的层面。难道真的是我一时疏忽，判断错误？还是说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就必须要付出额外牺牲？我是否真的让美国佬太难堪了？尽管卷入其中的人会忍受各种苦难，但我想事情终归会过去的，我也会从这动荡的一年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肯定会的。尽管被关禁闭让我终日怒不可遏，但我的任务始终应该是将文件曝光工作继续开展下去，并看着全世界对此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