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合作自传

作为英若诚的“自传合作者”，在英若诚在世时，我完全遵循他的意愿，他去世后我按照他的意愿，用自己最准确的判断来编辑这本书。 二○○○年我们开始这个合作时，我马上就把这个过程设想为“合作自传”。其实这种形式并不真正地存在。当然传记、自传、回忆录、口述史这些形式的作品不计其数，而“合作自传”的定义介于这些已有的形式之间，又带有其独特的条件，特别是合作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英若诚自传的合作者，尽管我的参与很深入全面，但我既不是代笔人(又称“黑笔杆”、“写作操刀者”)，也不是书的唯一作者。这本书的合作意向始于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我与英若诚的谈话。结果是在二○○一年至二○○三年之间录下了四十一盘录像录音带，为时一百多个小时，我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整理、编辑，同时又进行了七年的研究。③从一开始，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让英若诚用自己的话、用英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全球的读者能读到。除了英若诚叙述自己一生中的事件，我们还录下了对书的目的和结构进行的讨论、对各种材料的取舍，以及出版的过程。我意识到我的作用变得相当复杂，远远超出了我最初天真的设想，认为自己仅仅是个笔录者，或者是代言者，只是替代英若诚做了他健在时自己能做的事。从未听说过英若诚的人或是熟悉他的人通过这本书怎样看待他的一生，我负有最终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合作是跨文化、跨性别、跨年龄的，尽管看似不太可能，却有其特有的动力。 熟悉了他的成就、他继承的传统、他的吸引力和叙事才能，我的目标是让他在世时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他的目的是要完成他几年前开始的一项任务(我们交谈后，他给我看了大约二十页用英文写的材料，是有关他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捕，在监狱的第一天的描述。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写成回忆录。这二十几页内容都被编入第一章)。但他同意与我合作的目的超出了他最初的意图。作为美国人，我想让更多国家的读者读到他的故事。我们商定他用英语讲述故事给我听。他很乐意每天都能讲英文。我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戏剧的学者，能吸取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帮他为未知的读者群体整理编辑成书。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一起合作写书这几年，每年夏天我都在北京至少一个月，他每天都有我做伴。英若诚生病期间不是躺在家里就是在医院里，除了家佣和护士，我是他每天见到的人。 合作写自传不仅有益于英若诚，也有益于我。听他讲家史，他本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历，丰富了我对中国政治事件的了解和认识。每天都有机会与这样一位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感激不尽。 在我们合作写他的自传之前，英若诚和我的关系是友善的熟人，到二○○三年我最后见到他时，我们已是密友。对写书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有准备，但坐在一位走向死亡的人边上却让我难以忍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在这本自传里读到他在我们最后几天见面对我所作的叙述。 这本书不是对英若诚一生的完整记录，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将来的人们会从这本书中了解这位对自己的国家、对国际戏剧交流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人。英若诚作为目击者和参与者，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目的不在详尽。在叙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英若诚又扩大了叙述的范围——从他祖父的童年、自己的青壮年至他临近生命尽头之时——但他有选择地对某些阶段进行了详尽描述(用两个章节来描述三年的监狱生活)，对某些则进行了浓缩(用一个章节来叙述其杰出五十年的职业艺术生涯)。回忆过去，英若诚选择“不从人生的起始为开始”，而从他认为一生中对他最有影响的阶段——“文革”中被囚禁开始。他对监狱生活的叙述用了大量的事件，但不是事无巨细，有意想不到的风趣。英若诚的自传超越了通常的回忆录，努力让读者对他一生、对家庭传统的继承有全面的了解。 翻过这一页，我的前言结束，英若诚的叙述开始。他先带你去了解“文革”高潮期间他在监狱的三年，然后是他祖父的过去，接着是他自己的童年，他受教育的一系列不凡经历，在戏剧、电影界的职业生涯，以及在文化外交上的贡献。 英若诚除了有个好记性，还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就是他对生活永远保持乐观态度。他鄙视绝望，拥抱希望，在最没有幽默感、没有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和尊严——无论是在监狱的铁栏杆后，还是中国现代最动荡不安的政治历史的后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