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激荡的一生——前言

1983年，我们在俄亥俄州研究19世纪在美洲定居的法国空想主义者时，有幸偶然发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47到1964年间写给她的美国情人尼尔森?艾格林的信。当时俄亥俄州立大学刚得到这些信件，同时还得到了这位已于1981年去世的作家(指艾格林)的手稿、其他信件和一些私人文件。一看到这些，我们就对其中强烈的感情感到惊讶，它改变了波伏娃给大众留下的干巴巴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们一到巴黎就立刻告诉波伏娃我们的这一发现。得知艾格林没有毁掉她的信时，她惊讶万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因为她对爱情有主次之分而愤愤不平，其中有些信就留有他狂怒的痕迹：他把这些信揉碎了又抚平，再细心地黏合起来。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在接受采访时还因波伏娃而大发雷霆，他指责她把他们的爱情变成了一次国际性的文学艳遇。“情书始终应该是私人的东西，”他说，“我逛过世界各地的窑子，就连那些妓女都是永远要关着房门的……但是这个女人却将门户大开，还邀请公众和媒体进去。”因此，他对记者说，他已经决定拍卖他保存于一个饼干盒内的波伏娃的信件。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得知她的信一直都还在，波伏娃非常激动，她要求我们给她复印一份。 亲爱的克洛德?弗朗西斯及弗朗德?贡蒂埃， 我委托你们把我写给尼尔森的信做个副本给我。 谢谢! 你们的朋友西蒙娜?德?波伏娃 回到美国后，我们费尽周折从图书馆馆长手中得到了这1682页信件以及一个小记事本的完整复印件。我们把这些复印件放在一堆纸板包裹好的文件夹中，运回舒勒榭尔大街十一号乙。西蒙娜?德?波伏娃马上表示自己想出版这些信件，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封相同的信。 我委托你们校正我写给尼尔森?艾格林的那1682页存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未发表作品处的手稿，并为校勘本准备材料。 在你们完成研究和制作副本的工作后，我将和你们一起阅读信件和注解，查漏补缺。这些信写于1947到1964年间，里面有些段落除了我别人很难辨读。 我很高兴能够和你们一起从事这项工作，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安排出一年的时间，以便我们经常碰面和沟通。 期待这一切都能如愿以偿。 你们真诚的朋友西?德?波伏娃 她对我们说，她打算将当时她收藏的保存在地下室的艾格林给她的回信一起出版。她一提到他就激动万分。她给我们看他送给她的戒指。这个宽大的雕镂银戒她从来都不曾摘下过。直到1986年4月14日去世，她的手指上仍然戴着这枚戒指，并把它带进了坟墓。 为了这次出版，她要我们和艾格林的权利继承人取得联系。当时，艾格林的老朋友坎迪德?多纳迪奥是他的代理人，负责处理他的文学遗产。我们在纽约和她取得了联系，她对这个计划表示赞成。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一次接待我们是在1976年，当时我们正在和她一起编写关于她生平的作品《西蒙娜?德?波伏娃作品集》。在那四年中，学校放假期间，我们经常去舒勒榭尔街十一号乙。我们去的时候常带着录音机、记事本和一大束鲜花，看到这些花她总是想起密西西比的橙色卷丹。她自己打开工作间被厚重的挂毯遮掩着的门，背靠在长沙发的靠垫上，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开始工作。我们把问题列了个清单，她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经常会作一些更正，并检查正确的内容是否已被记录下来。我们现在仍然保存着这长约六十小时的谈话录音。 两个小时后她说：“差不多了。”她起身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三个酒杯。她的声音在这时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得非常热情，有点粗声粗气，异常简洁干练的语调也缓和了下来，精致地道的法语中夹杂着几句术语和略显粗俗的词语，多了几分趣味。她放任自己尖锐的思想、刻薄的幽默感，还有感情外露的真性情。气氛顿时轻松起来，但我们之间始终都只是工作关系，我们从来没能进入她的密友圈。 轮到她向我们提问了。你们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这本书?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为什么我们不买了她那栋楼里待售的单间套房而选择每年都住在酒店里?我们谈了很多有关普鲁斯特的话题，“你们应该去卡堡。”她说。这种变化给人非常奇妙的感觉。我们不再为萨特说过她有双重性格感到惊奇：她既是迷人的海狸，又是一位德?波伏娃小姐。一方面她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她又精力充沛，追求肉体享受，尽情品味生活的乐趣。 研究她的生平和作品是一项很费时间的大工程，因此也拖延了我们其他一些作品的出版。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收集了一些她在国外发表过的和一部分没有出版过的作品，《精神至上》是其中的代表作。重新读过这些校样之后，波伏娃决定把它单独出版。在前言中她写道：“有两个法裔美国大学生——克洛德?弗朗西斯及弗朗德?贡蒂埃——将出版《西蒙娜?德?波伏娃作品集》，她们将在这部作品中集中收录我尚未出版的随笔、论文和另外一些文稿——至少在法国尚未出版过。《精神至上》本来应该收录其中，但是它篇幅太大，如果放进去一起出版会破坏整个文集的平衡感。”1979年，她用“当精神占据上风”这个标题出版了这篇随笔。 1977年，在像往常一样边喝威士忌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人隐隐提到莉莉安娜?希杰尔刚刚出版的萨特的影集。离开工作室的时候，她把工作室墙上的照片取了下来，让我们挑选一些放进公文包里。随着讲述她的故事的影集逐渐成形，1978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世界进程》出版了。 从《西蒙娜?德?波伏娃作品集》还衍生出第三个计划：将那些尚未发表的关于妇女问题的的文章集合成册。西蒙娜?德?波伏娃对这个计划热情高涨。一天，她稍显鲁莽地作出决定：“它将被命名为《第二性?附言》。” 她亲自把手稿交给了罗贝尔?伽利玛。 亲爱的克洛德?弗朗西斯， 书已经送到了伽利玛那里，可能将于5月出版。这会是本大部头，我把它缩减后重新编排过，它称得上是上乘之作。 想念您和弗朗德?贡蒂埃。 西?德?波伏娃 波伏娃修正过校样，并宣布书的发行时间定于1978年11月，此后她突然转变态度，中断了《第二性?附言》的出版工作。我们一直都不明白是什么风让她改变了航向。我们和罗贝尔?伽利玛面谈过，但仍然没有解开我们的疑惑，他只能对我们表达他自己的惊讶。 但是波伏娃并没有放弃，她一直把这个计划放在心上。1980年，在一次关于《妇女研究》对于美国大学重要性的谈话中，波伏娃再次提到了《第二性?附言》。她在给罗贝尔?伽利玛的信中说，有一部比《附言》更简洁的文选非常适合他，她正委托我们筹备，并将亲自主持出版工作，而且愿意与我们分享版税。波伏娃把这封信的复印件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当时正忙着写作《普鲁斯特和他的亲友们》并校勘后来于1982年发表的普鲁斯特的《诗歌》，抽不出空来。 1985年，她再次提到最初关于《附言》的计划，并给我们俩写了两封同样的信。 我同意你们收集我的随笔、前言、相关文章、我在法国或国外接受的采访、录制的电视节目、若泽?达扬导演的自传性电影以及从我和你们的谈话中选择一些片段来分主题展示我关于妇女地位的作品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可能成为《第二性》的附言，它会展现我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变化历程。 你们真诚的朋友西?德?波伏娃 巴黎，1985年6月9日 这个计划和她将于10月出版的传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两年前在发现她写给艾格林的信件后，她曾经授权我们创作她的传记。但是，由于1980年她已经把传记的创作正式授权给了一个美国教授，她要求我们按照美国的习惯在我们创作的传记中注明“未获授权”。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因为她的要求似乎给了我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让我们可以自主地从她这种既复杂又模糊，还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形象中梳理出真实的不同层面的她。 我们再次提着录音机来到舒勒榭尔街。工作室内没有任何变化，贾科梅蒂的灯总是照着她的长沙发，萨特的手部模型一直放在同一张桌子上。在通往长廊的螺旋楼梯旁的角落里，有一个被用作挂衣架的木梯。只是规矩稍有变化，我们会更早地开始中途的休息，波伏娃不再从长沙发上起身，她开始让我们去开冰箱。电话铃会准时响起宣告谈话结束，我们很了解这些规矩。一听到铃响，我们便开始收拾东西，在她跟我们确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后，我们就会离开。 在传记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提出的某些问题常有不同版本的答案，这让我们难以取舍，不知所措。例如，一天她说她父亲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和一部戏剧，她还读过他的这些作品;过几天她又说，他从来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让她看我们的手稿，她一章一章地把手稿还给我们，并对我们用录音机作的记录作一些评论，这有时让我们非常困惑。在有一段中我们引用了《安详之死》中她对她父母关系的描述：“耳光、抱怨、吵架，不仅在家人面前，而且在有客来访时也照样如此。”波伏娃怒气冲冲地问我们：“你们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们给她看她自己写的句子，“我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她说。这让我们吃惊不小。我们还提到了她父亲的办公桌上有张他情妇的照片。波伏娃指着这一段问我们：“你们怎么会这样想?这简直就像是在写小说。我给我妹妹打过电话，她没有丝毫类似的记忆，我也没有。”我们让她看《安详之死》的第五十二页。波伏娃惊呼：“这真让人惊讶!我竟然会这样写!这和我，还有我妹妹的记忆都大相径庭。(沉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会这样写。我二十岁时确实见过这个女人，当时她的美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她真是光彩照人。”过了一会儿，波伏娃又说：“对你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只需把这些删除就可以了，对我来说这可是个问题(沉默)……写作时犯错误的问题(长长的沉默)……这可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啊!”她较真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她的脸上我们可以觉察到她内心的矛盾。我们中的一个壮着胆子说：“应该是您在写《安详之死》的时候过于激动的缘故。”波伏娃回答道：“在涉及具体的事实时，激动不是理由。” 这些年来她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写过自己曾非常嫉妒让萨特着迷的西蒙娜?若利韦，但是后来她又对我们说：“我从来都没有嫉妒过若利韦，她不过是个二流演员。” “但这是您在回忆录中提到过的。” “我的回忆录又不是《圣经》。” 这在她《致萨特的信》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对我们而言，删除并非像波伏娃所说的那么简单。例如我们曾认为——并且一直认为——她的银行家外祖父的欺诈破产(检察署列举了他滥用信任的一百三十二项罪行)以及他搬到蒙帕纳斯火车站后面的贫困区之后紧接着遭遇的十五个月的监禁、她的母亲感受到的屈辱，都在她性格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波伏娃却坚持认为这和她的成长并没有因果联系。她一直到逝世都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不承认有同性恋经历，但是这些在已经出版的《致萨特的信》里披露过了。 她不太喜欢谈论政治和女权主义，“请看我的回忆录。”她对我们说。但是说起她自己、萨特及萨特的女友们她就滔滔不绝了。奥尔加是和她有五十年交情的好友，也因为《寄言海狸》的出版不再和波伏娃说话，而且她至死都没有原谅波伏娃在其中泄露了真相。波伏娃因此非常痛苦，“但别把这些写进你们的书里”。但是，她告知了我们扎扎死亡的真实原因并对我们说：“把这些写进你们的书里。”很明显，她想掌握主导权。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自身形象就是模糊不清的，她是一个靠个人智慧、毅力和辛勤工作才取得成功的女人。 事实上，在我们眼里，真实的人就是能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真相并尽力坚持的人。至于传记，应该保持客观性，而不是任由自己被情感左右或是被某一部只反映自己的内心世界却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作品影响;它应该照亮阴暗的角落，展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身上的矛盾，并将主角放到他的环境和他的时代之中去。 清水，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