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传——战时总统

我们要选的是一个战时总统，而不是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的人。 ——致赫伯特·克罗利，1916年9月 威尔逊总统决定支持进步党提出的关于农业信贷、童工法和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提案。这件事使得李普曼心安理得地加入威尔逊的阵营。威尔逊清楚，他需要进步党人的选票来赢得1916年的选举，而且他愿意在这方面下大赌注。威尔逊提名《新共和》那帮人的朋友乔治·鲁布利到联邦贸易委员会任职，以及有争议的波士顿律师路易斯·D·布兰代斯任最高法院法官。威尔逊的这种姿态使《新共和》的人特别高兴。 布兰代斯以攻击大企业和支持有组织的工会而著称，对他的任命使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大为震惊。布兰代斯是第一个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犹太人，这对他并不利。前总统塔夫脱认为，最高法院的职位应归他所有，他从耶鲁法学院这一有力地位首先发难。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向白宫呈交了一份由五十一名波士顿社会名流签名的反布兰代斯请愿书。《纽约时报》代表其保守的读者的观点，攻击布兰代斯“本质上是一个竞争者，一个马后炮式的斗士。”只有西部几家平民党的报纸和自由派杂志支持这位有争议的波士顿人。 虽然《新共和》的人也常常批评布兰代斯的反托拉斯立场是感情用事的杰斐逊主义，即主张通过政府部门来控制大企业。但他们觉得不能允许保守派为所欲为地攻击布兰代斯。李普曼给弗兰克福特写信说：“《新共和》必须全力以赴介入布兰代斯之争。”李普曼还直接去找布兰代斯，安慰他说：“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场斗争是目前华盛顿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他还指出：“眼下这场争论远比我们对你的敬佩重要。” 李普曼像一位十字军斗士那样投身于布兰代斯之争。他撰写言辞激烈的社论，攻击婆罗门分子107和那些惧怕布兰代斯的反动分子；他在华盛顿呆了好几个星期，试图说服国会议员，他还与《新共和》杂志的同事们，特别是与弗兰克福特一起策划，为使参议院通过布兰代斯的提名提供法律根据。那年冬天和1916年春天，在为争取国会批准布兰代斯提名的斗争中，李普曼指责保守分子说，他们不信任布兰代斯，因为他是“美国血统最单一、自成一体和自得其乐的小社会中108最不好对付和惹是生非的一员。”对波士顿的婆罗门分子来说，这位律师是十分令人讨厌的人物，因为“他的攻击看来就像是内部敌人的所作所为。” 尽管布兰代斯对《新共和》的仗义执言不乏感激之心，但对争取国会通过提名的努力却采取了极端超然的态度。李普曼对此不大相信，他向弗兰克福特报告说：“布兰代斯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好像是火星上发生的事情。我不得不常常揉揉眼睛提醒自己，这一切争吵都是为了布兰代斯。”参院对此进行了几个月的辩论和听证，最后于1916年6月进行投票表决。威尔逊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参院批准了对布兰代斯的提名，他成为最高法院里第一个犹太人。这一事件为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本人也扫清了障碍，二十三年以后，他也进入了最高法院。 李普曼为参院批准布兰代斯所进行的奋斗，加上日益临近的总统选举，使他有机会单独会见威尔逊，这是他长期以来所求之不得的。这次会见是由《新共和》在政府中的联络人乔治·鲁布利安排的。李普曼为此准备了很多问题，打算从会见中尽量捞到东西。但威尔逊压根没让他发问。李普曼被引进椭圆形办公室时，威尔逊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接待这位年轻的记者。他说：“你是来了解我来了。”威尔逊没等他的客人发问就抢先提议说：“我让你了解一下我脑子里到底想些什么。”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使人感到茫然。他从与墨西哥的纠葛谈到德国在巴西的计划，从老罗斯福的野心谈到中立的窘境，几乎囊括了所有重大问题。 李普曼和政治家打交道有丰富的经验，他这次来白宫是疑虑重重的。谈话结束时，李普曼则完全改变了对威尔逊的看法。这种变化既突然、又彻底。仅仅一年之前，李普曼在文章里还把威尔逊毫不留情地刻画成一个世上少有的自以为正确的人，说他是“那些一拿起笔便想摆脱尘世烦恼的人之一。”李普曼指责威尔逊说，他的言辞“总是比生活本身干净和卫生，”而且还过于贵族气。李普曼问道：“当你把你的道德漂白净化为一堆抽象的名词时，你会得到洁白无瑕的东西，但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呢?” 但在这次与威尔逊会晤之后，李普曼觉得在威尔逊身上还有许多有待于认识的东西。1916年6月，李普曼去芝加哥采访共和党代表大会，当时他认为，尽管威尔逊有着‘“漂白了的道德”，但他可能还是最好的人选。芝加哥共和党大会上任何事情都未能改变李普曼的看法。罗斯福根本没有机会当选。党内的保守派向在1912年党代表大会拒绝支持党的决议的这个人109报了一箭之仇。共和党的领导人对老罗斯福不屑一顾，而是推出最高法院法官、纽约州前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作为总统竞选提名人。李普曼写文章谈到党内保守派讨伐老罗斯福的手法时说：“那种野蛮的力量压倒了一切，就像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巨大怪物，迈着沉重的步伐，步步进逼，势不可挡。” 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的每件事都使李普曼十分震惊。他从芝加哥报道说，这里都是乌七八糟、陈旧腐朽和卑鄙龌龊的东西，“造成这一切的元素都是在美国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机器炮制的、自鸣得意的和任意滥用的东西。”面对这一切，或者想找些办法使这个国家文明起来，都将令人寒心绝望。可能有些人会对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眼花缭乱的东西感到十分有趣，但李普曼对凡此一切却极为厌恶：对那些党魁们，对那些受这种赤裸裸表演欺骗的人们，对那种他认为是侮辱严肃认真的人智慧的、被歪曲了的民主，等等。他在一篇充满郁郁之心的文章中写道：“我不会很快忘记我挤坐在人群里的那九个半小时，聆听人们为争取提名发表的演说，靠苹果馅饼和果汁坚持下去。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人们慷慨陈词、装腔作势，不时还有人尖叫怒吼。” 我记得会上有十五个提名，还有附议的发言。这简直是场恶梦，会场上群魔乱舞，充满愚昧和虚伪。比方说，杜邦，还有他那位精明能干的祖父，老保守的俄亥俄州，金色的衣阿华州，还有旗帜，红的，白的，蓝的，所有的星和条，星条旗成千上万，大谈美国信仰，直到耳朵生茧子，还有奴隶问题，关税问题，还把林肯生拉活扯进来，滥用他的名字，贬低他的精神，成为每一个廉价政客的宣传橱窗。这次大会中这些肮脏龌龊的东西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这些卑鄙无情的家伙聚在一起，大骂爱国主义，嘲讽共和党政府，使会议充满了浑浑噩噩和阴险狡诈的无聊气氛。 共和党的保守派推选休斯作为竞选总统提名人后，一度得意的布尔·穆斯进步党人便悄悄跑到芝加哥下层社会居住区去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他们恳求老罗斯福当他们的领导人。但老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他拒绝了1912年跟随他来到阿莫盖登［圣经故事：在上帝最后审判日之前，善恶势力大决战的战场。1912年罗斯福在组成进步党时的演讲中引用了此故事。--译者注］的人们的要求，他装着不太满意的样子，建议人们提名保守的亨利·卡白特·洛奇。但大家死乞白赖地还是提名他为党的领袖。这样，布尔·穆斯党便渐渐地销声匿迹了。有几个人为此伤心落泪。但李普曼不属此列。他仅仅是不屑与那些跟随老罗斯福至死不渝的人为伍。他写道：“他们追随老罗斯福就像是一个既无所从事而又对外界兴趣索然的女人依附于她的丈夫一样。他们对老罗斯福的迷恋如此之深，已经到了如醉如痴、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太爱他了，以致没有任何自尊自爱、毫无掩饰。在一个民主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如此的崇拜。” 李普曼已毫无爱慕之心，也不能再跟这位机会主义者[指罗斯福—译注]言归于好，因为他和共和党的保守派唱一个腔调，像一个到处寻衅闹事的骑士那样，对墨西哥和德国发出战争叫嚣；李普曼曾经在麦迪逊广场公园和牡蛎湾对他爱慕之至。他那些在进步党中的朋友对罗斯福的理想仍然坚信不移，但却拿不准选择哪条道路，但是李普曼决心已下。布尔·穆斯进步党的僵尸迟早要被埋葬的。进步党代表大会后不久，李普曼给弗兰克福特写信说：“在老罗斯福的问题上，我与你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你想把自己的雄心壮志与老罗斯福的思想硬连在一起，这根本无济于事。他对工业化的到来毫无准备，对他自己所倡导的社会正义也不甚了解。他对阶级斗争没有任何高见，你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不能心领神会。” 李普曼可能已经打定了主意。但是《新共和》其他编辑对芝加哥发生的事情却各执己见。克罗利还是要与共和党人风雨同舟。在克罗利看来，休斯到底还是个社会进步论者，而且比起民主党来，共和党看来更可能把政府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但是李普曼决心说服克罗利改变观点，整个夏天他都在做这件事。李普曼在给《新共和》驻伦敦记者S·K·拉特克利夫的信中坚持说，共和党保守派很可能会操纵休斯，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共和党的卷土重来将意味着“这个国家里最臭名昭著的财阀统治”的复辟。不管休斯多么能干，受人尊重，但是共和党是保守派的天下。李普曼解释说：“威尔逊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不无道理的。他承认了自己所犯的大部分错误，并且开始在自己周围聚合了一帮思想新颖的才俊之士。”李普曼告诉他在伦敦的朋友尤斯塔斯·珀西说：“这次选举与欧洲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夸大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打算对欧战持中立态度，都不打算反对英国对德国港口的封锁。而且选民们看不出两党在这些问题上有什么争执，而只是那些台下的政客想跻身进来。 在休斯的支持者中，赞成实行保护主义的论调十分吃香。保护主义是对关税、大工业和军事问题而言的。保护主义者所鼓吹的理想是一种过于自信、颇为咄咄逼人和脾气有点暴躁的民族主义。他们这种蛮干会惹怒所有的人。在政治上，则会使协约国感到恼火。 你会理解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们过分鼓吹国家绝对独立、主权和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迟早要把自己同英国的海上力量和协约国的国际化倾向对立起来。我认为，如果形容这些事情的话，你可以说：民主党是由传统的孤立分子组成的，由一群头脑简单的人领导的，他们想使美国加入欧洲合作计划。而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坚持积极的孤立主义政策，极力主张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进行宗主国扩张。 虽然李普曼指望威尔逊能随着竞选运动的展开而获得支持，但他认识到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尽管休斯的竞选纲领十分拙劣，但他却是个令人生畏的对手。威尔逊需要共和党内进步分子的支持，这些人曾经在1912年投了罗斯福的票。《新共和》是这些进步分子的喉舌，当然也是被争取的对象。 诺曼·哈普古德是杂志的编辑，也是威尔逊指望能通过他来争取布尔·穆斯进步党选票的人。他向威尔逊总统建议说：“在《新共和》的编辑中，李普曼是最有魄力的，而且他是可以使杂志公开转而支持你的人。”威尔逊遵照哈普古德的意见，在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新泽西州沙多劳恩的夏季别墅里会见了李普曼。这位总统花了近两个小时向他年轻的客人略述他将要对国内社会改革承担的许诺，以及对协约国所奉行的“善意中立”的政策。李普曼后来回顾说：“我记得当时我和威尔逊坐在楼上的阳台上讨论竞选的问题。我们开始做好准备，支持威尔逊。我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以便使我们对各种问题，主要是国内问题心中有数。”然后，话题又转到战争问题，威尔逊心里明白李普曼想听什么样的话。他说，不管美国采取“善意的”还是其他形式的中立，形势都会越来越困难。威尔逊接着说：“我让你看件东西。”说着，像演戏般地抽出一份驻柏林大使馆发来的电报给李普曼看。电报预言在美国11月大选之后，德国人将再次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这让我感到可怕。”其含义是清楚的。五个月以前，当德国人击沉了“苏赛克斯号”时，威尔逊曾说过，如果德国人重新开始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就要和德国断交。现在，威尔逊要么从原来的立场倒退，要么对德开战。但是现在看不出他打算倒退。 李普曼急急忙忙赶回纽约去见克罗利和斯特雷特。李普曼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现实。我们要选的是一个战时总统，而不是使我们置身于战争之外的人。我们必须打定主意，是跟随休斯，还是威尔逊来打这场战争。”李普曼自己是毫不含糊的。他写信给沃拉斯说；“我现在完全站在威尔逊一边。”共和党人“组织涣散、政见混乱、奉行帝国主义的贸易政策，而且因循守旧。”只有威尔逊具有“为实现和平而采取断然措施的创造性和意志。”事实证明休斯“令人大失所望”，另外，因为休斯反对美国参战，所以“即使威尔逊再不中用，休斯也比他差得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威尔逊一反以往，“表现出一种决断力。……如果把他弃之不用，那将是一个大灾难。” 但重要的是，威尔逊愿意摒弃“虚伪的中立”，积极参与欧洲政治，尽管这意味着美国将介入欧战。李普曼对勒尼德·汉德说：“除非出现大灾难，老天作证，我是拥护威尔逊的，尽管他不是什么圣人。休斯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正派的、不守中立的亲协约国分子，怎能投休斯的票而无自愧之心呢?……威尔逊的中立政策，比我们有理由所期待的要高明百分之九十。”李普曼对他的英国朋友谈及威尔逊时，更是直言不讳。他向H·G·韦尔斯打保票说：“威尔逊的目标是坦率的不中立政策。他将顶住那些想要打破你们对德非法封锁的人施加的压力。而休斯却在国内跑来跑去，以正统亲德的口气宣布，美国要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他答应要坚持我们的‘权利’来反对你们，而且他真的要一意孤行、跃跃欲试。” 开始，克罗利不同意李普曼的看法，但在李普曼的一再敦促之下，加之休斯的竞选也搞得拙劣至极，他便向李普曼让步。李普曼后来解释说：“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斗争。克罗利不想介入，斯特雷特亦是如此。而我却置身于这场斗争之中。最后，在9月份，我说服了他们，对他们说，休斯对亲德的选民采取同情态度，奉行了一条亲德政策，而威尔逊却是我们的人。”10月中旬，也就是李普曼去沙多劳恩六个星期之后，他最后得以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两年来，《新共和》的读者都被告知，威尔逊是个无能之辈，但现在对李普曼的转变颇为迷惑不解。李普曼写道：“对那个发出过多贵族气的忧伤之感的威尔逊，我是不会投票选他的。但是威尔逊已经逐步取得了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修改了自己的哲学。”威尔逊已经从一个奉行政府不干涉工商业政策的民主党人，变成了一个“建设性的民族主义者”，并且使民主党成为唯一一个具有“全国范围、自由主义目的、果断行动的”政党。李普曼认为，威尔逊根本不守中立，而“对协约国奉行始终不渝、敢作敢为的友善政策。威尔逊懂得“西方协约国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事业。” 在初秋时节，差不多所有的布尔·穆斯进步党人都转而支持威尔逊，他们之中有约翰·杜威、简·亚当斯、阿莫斯·平肖、弗雷德里克·C·豪、林肯·斯蒂芬斯和威廉.英格希利·沃林。像伦道夫·伯恩这样的和平主义者和《新共和》里反英的爱尔兰人弗朗西斯·哈克特也出来支持总统。就连马克斯·伊斯门和约翰·里德这样的社会党人也暂且把他们的疑虑置于脑后，投票支持威尔逊。支持威尔逊的人都各打自己的算盘。对李普曼和克罗利来说，威尔逊是可以使美国结束“有害的中立政策”的人；对伯恩和《大众》杂志的社会党人来说，威尔逊则会反对那些战争贩子。每个人都想通过威尔逊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李普曼看来，威尔逊的目标是明确无误的。李普曼后来说：“当威尔逊说他要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时，我们根本不信任他。我们确信我们将会参战。” 李普曼不但使《新共和》转而支持威尔逊，他还为总统撰写讲演稿，甚至到纽约州上州地区，在卡车拖车上为总统发表竞选演说。威尔逊翻来覆去地强调他将在国内实行改革，但他仅仅以二十三票的多数勉强当选。进步党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威尔逊不会忘记是谁使进步党人转而支持他的。竞选刚刚结束，李普曼便收到了一份雕版印制的请柬： 兹定于1916年12月12日星期二晚八时 举行宴会 敬请李普曼先生光临 威尔逊总统与夫人 李普曼早早地赶到了宾夕法尼亚车站，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检票口耐心地等候着。不久，陪同他的人也到了，他个头矮小，服饰讲究，身着黑色大衣，头戴小礼帽，拿着一个公文箱，脸上显出一种茫然超脱的样子。李普曼向这位年长者打招呼，热情地向他问候。他们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他们边谈边挤出人群，登上开往华盛顿的卧铺包厢，前往参加总统的晚宴。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即豪斯上校，更愿意以这个得克萨斯州的荣誉称号为人所知。他虽然不是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或国会议员，但却属于美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列。豪斯是西部的进步主义者，曾经成功地协助得克萨斯州的改良主义者詹姆斯·霍格进行了州长竞选，并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展露才华。1912年，他使那些顽固支持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人转而支持威尔逊，使威尔逊得到了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威尔逊急需一位能在官场讨价还价、左右逢源的老手，豪斯便出马效劳，而且，他还为威尔逊的第一届政府增添了一些进步主义色彩。豪斯和很多进步党人一样，希望政府能为人民办事，但对由人民来掌管政府却颇为怀疑。他在匿名的小说《行政官菲利普·德鲁》中指出，政府的最好形式是由一个善良的君主根据人民最基本的利益进行统治。 如果没有豪斯的帮助，威尔逊很难支撑局面，威尔逊很快就对他倚为股肱。讨人喜欢的豪斯是在英国受的教育，擅长与政客打交道。他们两人关系紧密。豪斯成了威尔逊最信赖的顾问，是他与下面政治家们打交道的联络人。李普曼后来写道： 豪斯能够替威尔逊效力，是因为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弥补威尔逊的不足。豪斯上校能够与人面对面地交锋，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慢慢地说服他们，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而威尔逊却很难胜任这样的事情。总统是个玩笔弄墨的人，习惯于通过阅读获得知识，然后以演讲或写书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威尔逊对大部分语无伦次、又臭又长的讲话，特别是那些干具体事情的人的讲话感到不悦，很快就感到厌倦并无法忍受。……豪斯上校正相反，他对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枯燥无聊的事情都有一种抵御能力。他既无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也欠缺威尔逊那种知识分子的修养，但他可以与那些干具体事情的人推心置腹，使自己在处理日常的问题中自学成材。 1916年秋，威尔逊指示豪斯和国务卿兰辛制定一项和平方案，作为他调解欧战努力的一部分。但他们还未着手制定和平方案，德国人便向协约国提出了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方案，要就一项折衷的和平解决进行谈判。德国人的这一建议于12月12日传到华盛顿，正值威尔逊总统为庆祝连任而举行盛大晚宴，这使总统刚刚开始的和平努力毁于一旦。在白宫的那天晚上，李普曼周旋于国会议员、外交官和内阁官员之间。然后，他走到总统那里，向他直截了当地提问：美国是否会支持德国的和平方案?威尔逊显得十分尴尬。他答道，毫无疑问，协约国要拒绝德国人的提案，因为一项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会使德国人成为欧洲大陆的支配力量，柏林便会重新开始无限制的潜艇战。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威尔逊十分沮丧地说：“如果他们不让我从中调停，我们便会卷入战争。在美国被拖入这场战争之前，我们必须制止它。” 形势急转直下，这使李普曼十分激动。他回到纽约，与《新共和》的同事们一起磋商。他对梅布尔·道奇说：“我去了趟华盛顿，在白宫参加并领略了国宴的气派。德国人这一手干得十分漂亮，人们为之惊叹，我也深有此感。德国人的建议是可以想象到的最漂亮的一击，不管这项建议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和平，还是更激烈的战争，德国人肯定会占便宜的。我想，这一建议的真正要害在于，它十分成功地、沉重地打击了协约国士气，而且使德国在精神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新共和》面临着一个社论危机，是赞成还是反对德国的和平建议?。李普曼坚持认为，德国人的和平建议仅仅是个手腕，意在巩固其在东方战线攫取的领土。如果接受德国人的建议，那就等于接受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这不仅会使民主国家丢脸，还会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中欧。李普曼终于说服了克罗利和其他编辑，使他们认为应该拒绝德国的建议。然后他在那篇重要的社论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社论的标题是《不分胜负的和平》，十分引人注目地印在《新共和》的封面上。 在1916年圣诞节的那个星期里，总统本人比《新共和》的任何读者都更加注意这篇社论。德国人的建议使总统的努力黯然失色，协约国又拒绝参加由他出面调停的和平会议，这又使他左右为难。此时此刻，威尔逊感到，除了着手实行他自己的计划外，别无他择。几星期之后，在1917年1月底，他在参院宣布说，战争必须以谈判的方式结束，唯一的解决方式是一项折衷的和平，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 报界很快就开始使用“不分胜负的和平”这个词，并把它与《新共和》杂志相提并论，尽管威尔逊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人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李普曼使总统讲了这番话，甚至认为他在威尔逊12月提出的流产的和平建议中也插了一手。人们都对白宫和《新共和》之间的关系信以为真，而且，克罗利和李普曼每周都去豪斯上校在纽约公寓进行访问，这更使人们确信此事。但《新共和》的声誉并不因为它是一个了解政府内情的杂志而受到损伤。读者们确信，他们从《新共和》中能窥测到政府的一些政策，因此把每一期杂志都抢购一空。投机商甚至贿赂报刊发行人，设法搞到杂志发行前的样本，好从中发现一点线索，以便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取巧。杂志的发行量猛增到两万份。有人甚至断定，李普曼是总统12月提出的那个注定要失败的和平计划的制定者，但这是不真实的。尽管如此，这使得李普曼声名大振。《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C·P·斯科特请求李普曼为该报撰稿，说：“这儿的人都认为你与总统关系甚密。可以肯定，你写的字字句句都会引起内阁的注意。” 很多年以后，当李普曼写到这些事件时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言过其实。豪斯从未告诉他和克罗利任何关于总统的打算，从未要他们发表或不发表什么东西。李普曼解释道：“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是根据对形势的观察作出逻辑判断的。《新共和》之所以常常与威尔逊的政策不谋而合，部分原因是巧合，部分原因是推理上特定的对应关系，但肯定不是在总统和豪斯上校的直接授意之下作出的。”李普曼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而且尤其他就是这样来回忆这件事的。但是其他人认为，促成《新共和》权威性地位的远不止“推理上特定的对应关系”，他们是有些理由这样说的。 到1916年底，李普曼已经成了豪斯的搭档，他们试图使威尔逊和美国人民相信，美国必须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1917年1月，李普曼告诉《新共和》的读者说，美国要担当重任，“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要求我们进行合作的时代，这是我们应引以为荣的。”李普曼没有等待很久。协约国拒绝了柏林的和平建议后，德国人便重新开始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德国人指望通过切断英国的粮食和武器供应，在美军出现在西线战场之前，迫使英国迅速投降。德国人的公告传来时，一期《新共和》正准备付印。李普曼在《新共和》2月3日一期上一篇匆匆写成的附录中，呼吁立刻与德国断交、扣留在美国港口的德国船只、进行战争动员、对协约国予以全力支持。一周以后，李普曼详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英法也违反了海上公约，但美国必须支持两国，因为“它们基本上是在为一个我们所希望的世界而战。” 李普曼的战斗号角吹得够响的了。尽管威尔逊在2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就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却推迟了对德宣战，因为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一个方便的借口进行开战。1917年2月下旬，李普曼对弗兰克福特解释说：“与德国断交时，政府确确实实地在期待，在几天之内愤怒的浪潮将滚滚而来，这样，政府便可以借此下决心进行备战。”如果形势像威尔逊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威尔逊“就可以使全国与他同心同德。如果事与愿违，威尔逊就会处于困境；但如果他做得太过分，或打算宣战，他便会失掉他最为需要的舆论的支持。威尔逊之所以能成功地与德国断交，是因为德国是侵略的罪魁祸首。但如果威尔逊现在就对德宣战，华盛顿就好像是侵略者。” 干涉主义者现在进退两难。李普曼为了说服《新共和》的读者中持和平主义观点的人，便求助于英国的国际派人士诺曼·安吉尔。两年前，当安吉尔来美国时，曾与《新共和》的编辑们一起共事过。李普曼对安吉尔说：“自从德国人开始了新的潜艇战，我们在国内跟和平主义者打交道时就面临重重困难。这些人就是想少惹些麻烦。如果你能写篇文章，从自由派和国际派的角度来证明美国参战是正当的话，这就给我们帮了大忙。”安吉尔是一位知名的反帝分子，由他来对美国那些疑虑重重的国际派人土施加影响，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李普曼强调说：“眼下是世界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因为美国参战是一个机会，它会使宣传和平的大联盟具体化和最后实现。” “宣传和平的大联盟”正中安吉尔的下怀，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机会。但在李普曼看来，美国参战的理由要现实得多。李普曼希望美国参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国际社会，而是为取得制海权而进行战斗。他在1917年2月写道：“我们自己的生存和世界秩序取决于战胜海上的无秩序状态。德国人把这种混乱状态荒谬地称为‘海上自由’。我们应该拥护对海上通道的控制，就像人们在1861年拥护美利坚合众国那样110。这不是因为大英帝国的制海权有多么美妙，而是因为其他的选择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一周以后，李普曼在一篇他所写过的最重要的社论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篇社论支配了他一生的外交政策观点。李普曼说，美国是大西洋沿岸国家共同体整体的一部分，对这一共同体的进攻就是对美国自身安全的威胁。德国对英法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反对文明的战争，而我们正是这个文明的一部分。”德国以潜艇战来切断“对我们世界生死攸关的海上通道”，这样就威胁了李普曼称之为“大西洋共同体”的生存。“大西洋共同体”这个新词由此而生。 李普曼承认说，美国可以对协约国实行武器禁运，禁止美国人乘坐英国船只，以此来保持中立。但问题的实质远不止是有权保持中立，它意味着，要做到“如果美国有力量，就要防止通往西方协约国的海上通道被封锁。”这句话的信息是明确的，其结论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德国舰队要获得制海权的话，美国将站在英国一边。“美国要为大西洋通道的安全而战斗。” 对于美德之间的摊牌，李普曼已经有所准备，而威尔逊却相反。从2月到3月，人们都在“旁观静候”。德国人仍然希望避免与美国交战。德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指责美国默认英国对德国的封锁，把美国变成了协约国的军火库，从而使两国关系紧张化。李普曼去豪斯的寓所之后对豪斯说，德国人的指责是对的。李普曼的这一观点使舆论界为之震动。“我们与贝特曼一霍尔维格的重大分歧在于，我们确信这种有倾向的中立是符合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利益的。”豪斯在李普曼和克罗利一次来访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发现，“由于总统行动迟缓，这使李普曼和克罗利很难与他们步调一致。” 几天以后，李普曼去华盛顿，就战争问题向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宇宙俱乐部的图书馆里，李普曼起草了这一备忘录。它强调说，必须反驳德国关于美国歧视德国的指控，而且必须向和平主义者们表明“和平计划与可能是必要的战争措施之间的联系。”他强调说，总统的任务是要使美国人民确信，与德国人的抗衡是以美国“对于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李普曼避开现实政治的观点，呼吁总统奉行其理想主义的政策：德国人“是在为其胜利而战，目的在于颠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体系。在这场战争中，唯一能够给人类所遭受的恐怖带来补偿的胜利，就是国际秩序对于民族侵略的胜利。”威尔逊读了这个备忘录，但是没有见李普曼。他还未准备好采取这一重大行动。 但是，当时发生了一场令人震惊的事件，在帝俄首都彼得堡发生了暴乱。军队与示威者团结起来，一个临时政府接管了政权。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玷污协约国声誉的残暴独裁的俄国不复存在了。反对美国参战的自由派势力开始削弱了。德国人在3月下旬击沉了三艘非武装的美国货轮；同时，德国人笨拙的外交政策又错上加错，他们向墨西哥允诺说，如果墨西哥对美作战，那么它将会得到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大片土地。后来，被截获的“齐默尔曼［德国政治家，一次大战期间任德国外长。——译注］密电”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人这种愚蠢的行为招致了美国舆论的反感，它粗暴地蹂躏了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现在是威尔逊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总统使自己相信他已经“别无他择”，便于1917年4月2日晚前往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他对洗耳恭听的议员们说：“把这一伟大的爱好和平的民族引向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权利比和平更为宝贵。”美国将不怀任何私念，美国参战“是为了民主，是为了那些屈从于强权的人们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权，是为了小国的权利与自由，……最终使世界本身获得自由。”他壮志凌云，以激发美国人民的理想主义，也是为了平息他自己内心的疑虑，他的言辞同样气势磅礴：“为了民主，这个世界必须安全。”国会为之欢呼。四天以后，国会投票赞成美国参战，只有六名参议员和五十名众议员投反对票。 虽然威尔逊是以一种沉重的心情，或者至少是有点踌躇不定的调子演讲，李普曼却欢喜若狂。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写道：“总统的演说精彩极了，他把整个事情讲得恰到好处，并具有真正崇高的气质。我们对这篇讲话的字字句句都异常满意。”李普曼很难克制自己的激情与欣慰。他在那周的《新共和》中宣称：“别的领导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荣誉、增加财富和名声而把国家引向战争，但没有一个政治家像威尔逊这样，把一个国家的荣誉和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明白无误地联在一起。”李普曼为了不使总统错过了他的恭维之词，便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以示祝贺。在信中，他重复了在《新共和》中所使用的华丽辞藻：“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对威尔逊的感激之情是无法计量的。那些平庸的政治家们可以为了权利而进行徒劳无益的战争，但这些权利本身并不能由战争来保卫。只有可以被称之为伟人的政治家才会使美国的参战对世界的自由力量具有如此重大的利益，只有他才会使不可避免的战争浩劫升华为富有意义的行动。” 李普曼的疑虑既已消除，他把他关于海上通道和大西洋联盟的战略性观点先放在一边，而以同样的激情热衷于他曾反对过的采取行动的观点。1915年，李普曼曾写道：“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在吵吵闹闹地要去打仗，而且如果真要打起来，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民主的战争。”现在，同一个李普曼也宣布说，协约国的事业“毫无疑问是自由的事业，是持久和平的希望。”沙皇被推翻了，美国参加了战争，这肯定会使“这场发端于巴尔干帝国冲突的战争，转化为遍及世界的民主革命。” 一周以后，也就是1917年4月底，李普曼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对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荣誉。研究院发出的邀请表明，李普曼被看成是为威尔逊和豪斯上校在幕后行使权力的谋臣策士。李普曼虽然年轻，但在发言中却显得异常自信，他描绘了一番关于“精神力量”令人振奋的形势，这种形势是由于俄国的民主化和在美国崛起的国际派观点而造成的。外交上的赌盘已经改变了。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夺落后地区的市场和影响而进行的争斗。这种争夺现在已经“完全退居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帝国之间的争夺已经让位于一场“人民的战争”。李普曼对听众说，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自由的民族，它们立志为解决所有重大问题而进行合作，他们发誓要反对侵略者，决心在一个世界联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基于国际法的，更现代化的制度。”战争“已经成了一场令人惊奇的革命。今天，由于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整个战争前景都已改观。由于民主国家消除了束缚，价值观念的标准也为之一变。” 不管“价值观念的标准”是否已经改变，李普曼已经改变了。现在，李普曼已经抛弃了他曾经坚持的民族主义的不合理性和帝国主义是这场战争起源的观点。他窥测到了战争中的非同寻常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关于“大西洋通道”的陈腐概念。他和威尔逊一样，使自己相信，战后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将会补偿战争的损失。他相信，如果把战争的目标升华为更高尚的政治道德，那就会平息他内心的恐惧，正如他以前所表达的那样，美国通过加入协约国的正义事业，最后将“用战斗来改变近东的政治局面。”但是在1917年，李普曼确信美国在战后会取得优势。这样，美国就会阻止协约国把德拉肯式111的和平条款强加于人。但是，李普曼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后来在巴黎和谈上所发生的事情。 李普曼并不是单枪匹马地支持参战的观点。大部分进步党人都支持这场战争。他们当中有约翰·杜威、查尔斯·比尔德。他们也因置身事外和无所作为而恼羞万分。正如李普曼后来生动地写道，他们“被压抑着的感情和悬而未决的行动窒息了。”这些人为乐观主义所鼓舞，为形势所迫而采取行动，他们逐步相信，他们只有参加战争，才能使世界向自由的方向前进。他们把他们曾引以为荣的进行批评性分析的劲头暂时收起，而成了这场战争的谋臣策士。而在此之前，他们还说过美国绝对不应介入战争。按照约翰·多斯·帕索斯112的话说，他们以欣慰与激动的复杂心情，“匆匆赶往华盛顿。” 正如孤独的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恩所写道，这些好战的自由主义者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所支配，“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我们不能置之度外的战争。”伯恩所说的这些“好战的知识分子”为自己辩护说：“只有同舟共济、击水中流，”才有机会“左右当前的力量，使之服务于自由的目标。”但是伯恩毫不留情地指出：“曾几何时，他们的‘驾驭’就变成了‘放任’，他们被裹挟着进行致命的胜利进军，以此作为他们的终结；曾几何时，他们就变成了仅仅是他们的势力的代理人和代言人”这显然是在影射李普曼。 对于这种指责，李普曼根本不予理会。在这场伟大的道德之战中，他不甘心置之度外。几年之前，他曾写道：“只有圣贤、英雄和道德家们才会因为他们想了凡人之所想、为了凡人之所为，而感到悔恨不已。”李普曼使自己确信，这场战争是通向崇高目标的一个阶梯。他预言道，一种崭新的国际派观点将要取代陈旧的民族主义。美国参战一个星期以后，李普曼写道：“我们现在生活在并要永远生活在一个革命的世界之中。”“价值观念的改变将与文明史中任何事物一样急剧地变化。”人们将“大胆地”重新审视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概念，“就像人们在十九世纪对待宗教的教义一样。”新思想会层出不穷。“这场战争和战后的和平就是这一切变化的催化剂和保证人。” 李普曼相信这一点，为了使自己的热情言之成理，他也不得不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