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传——自知之明

一个人必须确定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持之以恒。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 ——李普曼致厄普顿·辛克莱，1914年5月6日 李普曼回到纽约，正赶上为《新共和》杂志的出版助一臂之力。当时紧张的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整个10月份，西21街编辑部的灯光通宵达旦。李普曼、克罗利、韦尔和其他一些人在那里匆忙地将第一期的稿件确定下来，并且还要解决出版和发行中的琐碎的技术问题。10月末，杂志开印的前一周，李普曼在给沃拉斯的信中说：“办杂志的准备工作极其艰巨。我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行政官员们没有时间思考问题，而经常思考问题的人又不能治理国家。” 《新共和》的创刊号于1914年11月7日出版，当时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三个月，这一情况是编辑们未曾料及的。李普曼在他的第一篇社论中问道：“现在谁还有心思去画画儿、或者写战争题材以外的诗呢?谁还想研究语言的涵义或者探索事物的构成方式呢?”他深信美国卷入战争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思想是制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造一把战刀和一把犁铧需要同样多的技术；但选择犁铧而非战刀则需要对人类的价值观念有深刻的理解。”这条忠告合情合理，但是编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在倾听。这个杂志旨在触及读者的灵魂，用克罗利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他们的信念中引起一点波动。”可是开始的时候，邮订表上只有九百个订户，而且大部分都是友人。谁愿意买那种为有教养的改革家们办的杂志呢? 11月底，李普曼到纽黑文85观看哈佛——耶鲁田径赛。他的同伴弗雷达·柯奇韦回忆说，李普曼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各报刊亭了解《新共和》的发行。后来，《新共和》的销路有了好转，不出三个月，它的销售量达到每周两千五百份，1918年底战争结束时则达到每周四万余份。 这个杂志版面安排巧妙，时间性又很强，它的观点既非激进，又比自由派的思想左，足以激动人心。它吸引了一些自由主义者，这些人认为政府有义务确保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正义，并且非常赞成在艺术上进行有限制的实验。《新共和》的口号是采取温和的立场和承担社会义务。它成了那些最严肃和最富于创见的思想家们用英文发表自己观点的论坛。《新共和》问世后的第一年里，就以登载这类人的文章为其特色。查尔斯·比德尔、约翰·杜威、詹姆斯·哈维·鲁宾逊、乔治·桑塔亚纳、拉尔夫·巴顿·佩里、林肯·科尔克德、西奥多·德莱赛以及年轻的批评家范·威科·布鲁克斯和伦道夫·伯恩86，都在《新共和》上发表过文章。《新共和》远销大西洋彼岸，并吸引了一批投稿人，如H·G·韦尔斯、诺曼·安吉尔87、哈罗德·拉斯基88、詹姆斯，布赖斯，肖伯纳，格雷厄姆·沃拉斯，以及常驻伦敦记者S·K·拉特克利夫、H·N·布雷斯福德和丽贝卡·韦斯特。该杂志的文艺专栏在弗朗西斯·哈克特的领导下，为有些一文不名的诗人提供了版面，如艾米·洛厄尔、康拉德·艾肯、艾伦·西格、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弗罗斯特的《雇员之死》就是首先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李普曼也为他的哈佛朋友们做了件好事，他邀请李·西蒙森撰写美术评论、海勒姆·莫德韦尔写音乐评论、艾尔弗雷德·卡特纳写有关精神分析学的文章、肯尼思·麦高恩写影评，约翰·里德则写被压迫者的苦难。 文章的高质量和编辑的大手笔使《新共和》名声日隆。《新共和》在抨击与调和、实际与幻想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它倾向于庄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责，发表了一些美国最佳社论和批评文章。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是第一批订户之一，十九岁的埃德蒙·威尔逊89也不例外；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这家杂志办得出色，查尔斯·比尔德和约翰·杜威则是热心的投稿人。这些不同类型的人被《新共和》的政治观点所吸引，这种观点把进步论中更诱人的方面和天才统治论者所强调的智慧和领导结合在一起。 《新共和》的办刊方针很投罗斯福之所好。在编辑们的鼓励下，他把这家杂志看成是自己重返白宫的一块跳板。克罗利、斯特雷特和李普曼对他大加奉承，似乎他们在国内改革方面与他颇有同感，而且极力鼓动他再次竞选总统。《新共和》的前几期上颂扬罗斯福的文章比比皆是。 老罗斯福对《新共和》奉行的这种非常识时务的路线很满意。1914年11月底，他邀请克罗利、韦尔和李普曼到他濒临牡蛎湾的住所共进晚餐，并在那里过夜。他在那间大陈列室里接待过许多政治家和艺术家，现在他又在此请克罗利他们看他在非洲旅行时射杀并已剥制好的猎物标本，以及他和德国皇帝在阅兵时拍的照片。他那晚话特别多，喋喋不休地讲了很长时间，谈他的旅行，谈正在进行的战争以及他领导下的进步主义的灿烂前景。李普曼回忆说，老罗斯福“就像清晨两点钟的雏菊一样生气勃勃。沃尔特·韦尔仍像往常一样机敏，只是克罗利在椅子上打起瞌睡来。”李普曼几次想叫醒克罗利，都被老罗斯福阻止了，“不，不要叫醒他，让他睡吧。”说完，他又若无其事地独自讲开了。最后，老罗斯福自己也疲倦了，于是他让客人们去休息。次日，李普曼告诉梅布尔·道奇：“昨天我在牡蛎湾和罗斯福共度了一个夜晚。我愈发热爱这个人了。” 李普曼的这种浪漫情绪如癫似狂，但基础却不稳固。他不主张独立于权威，因此，只有当他愿意做个和事佬时，这种情绪才能保持下去。然而不久，他对罗斯福的崇拜就受到了一次考验。《新共和》办了还不到一个月，编辑们就与老罗斯福发生了第一次争执。事端是威尔逊总统决定就美国和墨西哥在维拉克鲁斯港发生的一点小摩擦90向墨西哥军政府寻衅。他想教训一下那些拉丁美洲人，好让他们“选举善人执政”，于是便派遣了一支美国军队，越境追剿潘乔·比利亚91的部队，并企图颠覆军政府。罗斯福对这次武装干涉并无异议，其实他只嫌干涉得还不够。正如李普曼后来所评论的，他还因为比利亚的部队所犯下的每一个罪行而指责威尔逊干涉不力--从比利亚将军的酩酊大醉到对“在墨西哥发生的奸污修女事件所应负的个人责任”。 《新共和》的人其实并不赞成威尔逊的干涉行动，但同时也认为他们的英雄——罗斯福做得有点太过分了。他们确信罗斯福之所以对此事反应如此强烈，并非由于墨西哥事件本身，而是出于他对威尔逊的憎恨。于是编辑们感到必须敲罗斯福一下了。1914年12月，《新共和》轻词责备罗斯福，说他对威尔逊总统进行了蛮横无理的攻击，并把这种攻击说成是“致使他的那么多天然崇拜者转变为敌人的那种争斗之一例。” 罗斯福很讨厌别人批评他。他勃然大怒，谴责编辑们的“不忠不义”，并把他们贬作“三个割了包皮的犹太人和三个贫血的基督徒。”克罗利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试图向罗斯福解释，说他们只不过对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批评，这在朋友之间是常有的事。而且我们没有想到它会引起什么忠不忠的问题。”然而要使罗斯福息怒却不那么容易。李普曼回顾说：“他严厉地斥责我们，而且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新共和》与老罗斯福发生了争执，但李普曼在《新共和》工作的早期仍不失为一段快乐的时光。这时的李普曼坦率、热情、乐观，愿意接受周围的一切事物，渴望重新创造世界。1914年秋，他在哈佛时的一位朋友博比·罗杰斯在给梅布尔·道奇的信中说：“李普曼这些天的确兴高采烈。我不晓得这是否因为那本书的出版，还是由于有了个固定职业，或是那种成就造物主尚未完成的工作的责任感。总之，我从未见他这样友好和快活过。” 博比·罗杰斯提到的那本书当然是指《放任与驾驭》。李普曼从1913年夏季开始，一直在写这部著作。而此书出版之日，恰值《新共和》问世之时，这使李普曼名气大增。批评家们认为这本书比《政治序论》更为成熟。西奥多·罗斯福在与《新共和》就墨西哥问题争执之前，曾把这本书与詹姆斯·布赖斯的《美国联邦》相提并论，而且宣称：“凡是想认真研究我们当前的社会、工业和政治生活的人，都不能不反复读这本书，并对它进行思考和消化。”伦道夫·伯恩也许是年轻的社会批评家里唯一能与李普曼相匹敌的人物，他把这本书形容为“一本需要倾注灵魂才写得出的书。”这本书论述了当时的一个难题：“摆脱束缚后，你要做什么?”甚至连事事苛求的霍姆斯法官也认为这本书“写绝了。它明确地表达了那些飘忽不定和无法宣传的思想，颇有见地地讨论了工人问题，并用鉴别真伪的试金石对那个荒谬的佘尔曼反托拉斯法进行了初步的检验。尽管它尚未摆脱—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对资本的迷信，而且引经据典地说了一些关于法院的蠢话，但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使入耳目一新的思想的力作。” 《放任与驾驭》象《政治序论》一样，流露出一种轻狂自信，但前者在内容上更扎实些。李普曼过去那种为赞美经验而赞美、鼓吹直观、贬低理智的做法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强调科学管理和为合理组织社会而绘制蓝图。弗雷德里克·W·泰罗92的动作研究取代了尼采的积极人生观点。李普曼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政治序论》里把弗洛伊德嵌入政治之中，现在又把他抽了出来。伯格森的生机论及索莱尔的“创造性神话”这时都悄然旁落，甚至连詹姆斯的“充满多样性和自发性创造”的乱世学说也显得贫乏混乱了，李普曼在此之前已经摒弃了逻辑学，而现在他又疾言反对那种“企图证明思想无用论的普遍倾向”，--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但人们又能用他的这一观点直截了当地反对他在《政治序论》中的思想。 即使别无可取，《放任与驾驭》至少反映了李普曼思想的灵活多变。一旦新思想唾手可得，他便乐于抛弃旧思想。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缺乏信念的证明，它事实上反映出李普曼已经把对传统观念的抨击置于脑后了。李普曼早期战斗的矛头所向是迂腐的传统，而现在则是反对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那些先驱者们继承了保守主义思想，然后又废除了它；我们继承的是自由思想，并且要利用它。”昔日的战斗已大功告成：“神圣的财产、一长制的家庭、继承来的社会地位，教条主义的罪恶以及奴隶主义，这些经年历久的磐石已经为我们炸平了。……我们要进行的战斗不在于反对陈腐的偏见，而在于反对新的自由所引起的混乱。” 这种思想的提出显然为时过早。对于许多人来说，旧的偶像仍然根深蒂固，而新的自由只是一个口号，并非现实。可是李普曼抓住了渗透于激进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情绪：前途待创。现在他认为，用于创造的工具不是直觉或感情，而是科学的方法。他意指的是有意义的活动、有意识的计划、从实际出发的远见，尤其是共同的纪律。“科学一经正确地理解，就成为一种文化，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人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面向未来地生活，并且把生活作为有待创造、而不是现成的东西来对待。”这里，李普曼深受杜威的影响，而西奥多·罗斯福的“科学服务于文化”这一思想对他的影响则更大。李普曼带着那种社会工程师的信仰宣称，通过社会和经济改革，我们“有可能在一个国度里创造一种真正有趣的生活。”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效率，甚至也不仅是为了平等，而是要实现文化激进派的理想——“利用国家政权来达到有趣的、重要的目的。” 《放任与驾驭》标志着李普曼与黑暗揭发者和社会党人的决裂。他言词尖锐地抨击了黑暗揭发者，说他们到处收集企业家和政治家们丑恶行为的材料。李普曼写道：“如果有人真的需要这种证据，那么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德国学者来就可以办到。”他也不喜欢黑暗揭发者关于分散大公司势力、恢复自由竞争的要求。这种要求正是佘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根据。在这点上，李普曼同克罗利和罗斯福持同样的见解。他认为不能把社会的弊病都归罪于工业资本的集中。大企业正在被打成替罪羊，要对那“成千上万目不识丁的人们的狂热幻想负责，现代生活的折磨和紧张已经使这些人变得不正常。”李普曼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由国家进行控制，而不是回到早期那种自由竞争的工业结构中去。 其次，李普曼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除了在极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拥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股东的大公司并不归任何人“所有”。那些表面上拥有公司的人——股东们，实际上并不能支配公司。是具有高度技能的经理们行使着支配权。李普曼断言：“托拉斯运动正在做的事，不论是阴谋家还是革命者都无法胜任。这一运动蚕食着私有财产的生命力。”李普曼指出了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离，这就使他比伯利93和米恩斯94对这一问题的详尽研究早了二十年。 李普曼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使他能够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化为乌有。如果现代大公司吸干了私有财产的生命，那么社会主义的观点就是不切实的了。企业已经通过分散所有制而国有化了，企业的经理们更关心的是公众利益而不是私人的利润。至少这是李普曼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然而所有制与支配权的分离程度并不像李普曼设想的那样——这一事实随着银行有效地控制了企业而变得更清楚了。企业的经理们也并不像李普曼确信的那样具有公众责任感，或者对积聚私人财产不感兴趣。正如一位批评家后来写到的那样，李普曼“看了看食肉类的牙齿，却把他们称为食草类。”他的论点符合逻辑，但是过于抽象。 李普曼发现了所有制与支配权分离这一理论，并把现代企业归附于政治控制，这样他就为自己最后与社会党分道扬镳找到了正当理由。1913年初，他写文章敦促社会党人与进步党人携手合作——这与他1912年在斯克内克塔迪所发表的见解恰恰相反。而当他与克罗利相遇时，他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而用韦尔斯关于进步的经理阶层的见解代替了它。这些经理们将用科学的方法管理社会，为公众谋利益。 那年夏天，李普曼赴欧洲期间在日记中写道：“1914年冬季，我有了重大转变。也许我变得保守了。不管怎么说，我越来越不同情像英格利希·沃林和马克斯·伊斯门那样的革命者，而越来越对行政管理问题感兴趣。我肯定是与进步论者更接近了。”在《放任与驾驭》一书的字里行间，李普曼明确地表明了他与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贬为“命中注定存有偏见的学究”，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过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大堡垒，几乎不接受任何新思想。”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两年以前，这位年轻人从斯克内克塔迪拂袖而去时，还对那些“精明的好心人”的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怀着厌恶之情。而现在，他却宣称：“我不能使自己相信，一种政策、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或一套策略能够满足人类丰富的需要。” 现在，改良成了李普曼的信条，而职业化、科学和社会支配就是改良的工具。李普曼从事《放任与驾驭》的写作时，曾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建议要使自然服从于我们的目的，使它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将把所有的科学都当作工具和武器。我们建议这样对待道德规范和惯例——把它们作为达到我们目的的工具。”李普曼赞成克罗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主张，强烈要求通过政府发起的“反贫困战”来实行社会改革。这不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是必须的，而且从政治立场出发也非此不可。他说：“我们不能靠佐治亚州的穷苦白人、贫困不堪的黑人以及大城市里无家可归和无依无靠的人来建设国家。在你能够实行民主以前，你首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它做出的许诺与每个人都利害攸关，并给他一些甜头。”这意味着要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没有工会，工业的民主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工业的民主，...也就没有美国的民主。”在李普曼的这个设想中，威尔逊的那套进步主张没有什么市场。威尔逊强调拆散托拉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和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且美化小企业家。李普曼认为，威尔逊的“新自由”是出于一种返回十九世纪去的怀旧心理。“它给小奸商以自由，但却不让国家摆脱狭窄的小圈子、摆脱可怜的物质刺激以及小竞争者的鼠目寸光。”威尔逊说，每个美国人都渴望拥有一份“满有希望的小产业”。李普曼对此讽刺说：“我们这一代的聪明之士不会为了做小企业主而劳神，他们有更好的地方来倾注自己的精力。” 李普曼有力地驳斥了威尔逊，嘲笑他企图在一个被技术和巨大市场所统治的世界上恢复十九世纪的自由竞争。然而威尔逊的实践并不像他的说教那样死板。威廉·艾伦·怀特说，新自由和新民族主义就像孪生兄弟一样难以区别。此话的确不假。 如果说李普曼法规观念淡薄，对经济分析不大在行的话，那么他对现代情感却把握得很准。别的书都呼吁采取新政策来对付工业化的影响，克罗利和韦尔的作品就是如此，可是这类作品多数都被人们遗忘了。李普曼的著作却独树一帜，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前进得太快了，小民们已难于忍受。他在一段著名的论述中说：“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现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稳。这个世界很大。它的形迹到处可见：城市里的声色犬马，插科打诨的笑话，光怪陆离的美景，百老汇的传奇故事，有气无力的宗教牧师，残酷无情的成功标准，以及混乱不堪的贞操。我们向拉格泰姆95求爱，为它而死去活来。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飘舞。我们的生活就是大量的感受。” 李普曼描绘的这种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紧张状态，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使他更疏远了纽约下东区的那些朋友。尽管他部分地赞同那些激进分子的强烈感情和不拘小节的生活方式，但他却从未与这等人为伍。从一开始起，他就是波希米亚96的一位过客。他曾一度浮游于两个世界之间，而现在，他既然与克罗利和布尔·穆斯的进步党人共命运，他便不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感兴趣了。他停止去参加校际社会主义协会召开的会议，并且不再给激进刊物写文章。当厄普顿·辛克莱劝他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时，他婉言拒绝了。他解释说：“一个人必须确定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持之以恒。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我们每个人只能干为数不多的事，所以他应该避短扬长。” 奇怪的是，辛克莱仍然和李普曼讲话。几年以前，李普曼曾着意刻画了这位社会主义的斗士，弄得他名气大损。他甚至把辛克莱最优秀的作品，比如研究肉类加工工业中的丑闻的《丛林》一书，说成是“仇恨的产物”。李普曼以他犀利的笔锋（科彼在哈佛时就注意到它了），把辛克莱描写成一个“永远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欺骗的人。他总想用强烈的感情代替对事实的透彻观察。”辛克莱总是抱怨别人误解了他，“他的自我怜悯几乎成了一种疾病，它扭曲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使他去迎合那种大惊小怪、斤斤计较的利己主义，同时还扫除了他的幽默感、加重了他的学究气、把他的艺术作品变成了一派单调的哀鸣。”当李普曼由着性子攻击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他后来约束了自己的笔锋，可现在还是在随它自由驰骋。 李普曼开始讨厌激进分子了，与此同时，他也令他们感到失望。约翰·里德对李普曼偏离激进主义的行为最为不满。他们两人在大学时关系并不密切。里德担任橄榄球队的拉拉队队长，而且还是玉米糊俱乐部晚会的演员，整天忙忙碌碌，没工夫顾及社会主义。后来里德搬到格林威治村，在林肯·斯蒂芬斯的指导下，接受了波希米亚主义97，并致力于世界革命，他和李普曼在纽约成了好朋友。里德后来当了《大都会》杂志的流动通讯员，并且和马克斯·伊斯门一起任《大众》杂志的编辑。在职期间，他曾随潘乔·比利亚的部队一起驰骋沙场，与独裁者乌埃尔塔98的军队作战，而且对托雷翁战役进行了报道。他的文章后来收入《动乱的墨西哥》一书。这些文章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左派的英雄。李普曼很欣赏里德的文风——粗犷、率直、充满激情——虽然它与李普曼自己的文风迥然不同。当这些关于墨西哥的文章开始出现时，李普曼写信给里德说：“告诉一个人，说你知道他是一位天才，这的确有些令人发窘。我无法开口对你说这些文章有多带劲儿……我真想拥抱你，杰克!——如果都像你这样对历史进行报道，上帝，我得说报道是从杰克·里德开始的。顺便说一句，这些报道当然是文学作品，我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墨西哥和你本人。” 可是当里德从墨西哥返回美国后，他失望地发现李普曼在为一家由华尔街出钱办的杂志工作，并且还大肆宣传战争贩子罗斯福。另外，他对李普曼在《放任与驾驭》一书中对激进分子所作的傲慢无礼的论述也不甚满意。当两人见面时，性急的里德出言不逊，叫李普曼不要与“那群人”掺在一起，并说他有时让人觉得似乎他已经明珠暗投了。李普曼一怒之下反唇相讥，在《新共和》杂志上颇为传神地把里德刻画成一个代表了《大众》杂志生活观的样板。 他以为所有资本家都是秃顶的、油光满面的胖子；改良者个个怯懦无能、工于心计；而报纸则无一不迂腐……他竭力使自己相信，工人阶级总的来说不是由矿工、管道工和劳动者组成的，她是一个完美如雕的巨人，迎着朝阳屹立在高山之巅。他写晚间网球场上发生的故事、写关于穿着和服式晨装的女士的剧本，而且总是用一种睿智大度的口吻谈及爆炸性事件。他认为自己洞察立体派艺术家和世界工人国际之间的密切联系。他甚至还读过几页伯格森的作品。 李普曼解释说：“里德从来不作判断，只是投身于斗争之中。他所看到的东西渐渐地与他所希望的东西掺和在一起。当他的感觉与事实相符时他是卓越的……但遇到感觉和事实有矛盾时，他的目光就游移不定了。”李普曼指出，里德“做不到超然公允但以此为自豪。他在气质上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或记者，而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 李普曼的这番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但他对里德的批评也揭示了批评者本人：他不投身于斗争，但却不乏判断，而且重视超然公允。虽然里德对李普曼的狂妄态度愤恨不已，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人的友谊又保持了一段时间。当然，这时他们不过是同床异梦而已。里德相信拯救存在于革命之中；李普曼则主张进行改良并依附于权势人物。数月之后，1915年春，李普曼断绝了与社会党的联系，里德则奔赴莫斯科去采访东部战场的局势。 他们短暂的交情与其说是气味相投的产物，不如说是时间的撮合。性格如此大相径庭的两个人真可谓举世无多。李普曼沉着冷静、善于思考、为人敏感、生性孤僻，喜欢与世无争，虽然刚刚脱离青年时期，但思想上已颇有主见并且成熟了。里德则性情鲁莽，感情冲动，总是好斗，他追求风险就像一些人追求金钱，美女或者优美的身段一样。厄普顿·辛克莱称他为“革命的顽童”。 1915年1月，和里德争吵后九个月，李普曼与伊莎多拉·邓肯邂逅。李普曼对大多数激进分子政治上的轻浮所持的全部怀疑都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了证实。这位年轻的舞蹈演员带着一群小姑娘刚从俄国回来。她说服了梅布尔·道奇帮她找一个公共剧场演出。经过反复考虑，伊莎多拉和梅布尔不情愿地放弃了哈佛体育馆和耶鲁运动场。她们认为纽约的随便哪个军械库都是理想的场所。梅布尔总是能够打动李普曼，她这次又劝李普曼对纽约市年轻的改良派市长约翰.珀罗依·米切尔施加影响。于是一次会面便被安排在伊莎多拉那间挂着穗边幕布的顶楼里。伊莎多拉称它为美和艺术的殿堂，而她的朋友们则简称它为“方舟”99。 午饭后不久市长就到了。一同来的还有李普曼和艾尔弗雷德·卡特纳，这样可以缓和气氛。梅布尔记下了她对这次会面的回忆：“当李普曼兴奋或开心的时候，他那张胖胖的佛爷 脸便焕发出红润的光彩，微微凸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熠熠生辉。他总想方设法把那身黑哔叽西服穿得与众不同，今天依然如此。他的服装做工考究，剪裁得体，但却有种不同凡响的味道。” 市长是个瘦高个儿年轻人。他紧张地把帽子抓在手里，似乎有点不愿意进门。伊莎多拉本以为市长应该是个更富有吸引力的人，但她马上明白过来，于是伸出双手，快步迎上前去，邀请米切尔市长同她一道在一个窄小的天鹅绒长靠椅上就座。米切尔涨得满面通红，赶忙向一张最近的木椅走去。伊莎多拉显然感到失望，嘴巴噘得老高。尔后，她并没有履行诺言，让小姑娘们表演舞蹈，而是对市长大谈一个因杀死亲生孩子而蹲监狱的母亲的命运。她胸有成竹地对市长说，如果废除了家庭，让自由相爱盛行于世，那么就可以根除社会弊端。市长惊讶得睁大了眼睛，额上渗出汗来。他突然蹒跚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嘟囔说还有一个约会，便急急忙忙向在外面等候的汽车奔去，躲回安全的市政厅去了。 李普曼拉着忠实的卡特纳也接着溜出了“方舟”。他在哈佛俱乐部图书馆写信给梅布尔说：“我真感到恶心。如果这就是希腊与欢乐、爱琴岛、音乐的感染的话，那我不想同它发生任何关系。这是一个下流、荒谬的大杂烩。”对李普曼来说，那次会面不仅仅是一幕令人尴尬的场景，而且是一次教训。他告诉梅布尔说：“我像个大傻瓜似地卷了进去，因为我自欺欺人地想，我们能够有一个充满自由和美的场所。我本应更明智一些，那种场所只存在于我们为邓肯女士那样的表演者所编织的想象中。我不应该蠢到让人家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引上通往完美境地的捷径——根本没有这种捷径，而伊莎多拉也绝非一个引路人。” 两年以后，李普曼趣味横生地描写了那件事。当他任其想象随意翱翔的时候，他能变得非常滑稽。他描绘了一个“昏暗的下午，在伊莎多拉的排演场里，幻想和现实几乎握手言欢了。”米切尔市长“会被美的幻象感动得如醉如痴，并且我们都会在第五大道翩然起舞。”然而李普曼讽刺的对象主要还不是伊莎多拉，而是那种“满身古锈的道德家……他告诫人们要追求真善美，但又忘记指出如何去做。”那些“《大众》杂志的笔杆子们热衷于说：“这堆石头如果放在那座山顶上就顺眼多了。在指出这一称心如意的结论后，他们便回家吃饭去了。”李普曼已经对“思想浅薄的反叛者”感到厌倦。“他们宁肯做十个梦也不愿实现一个梦，而且总把咖啡馆里的一场辩论错误地当成一场艺术运动，或把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成一场社会革命。”李普曼抱怨说，这是“不动脑筋的懒汉思想。他们以为可以空中建阁、以为创造性的活动存在于高谈阔论之中。” 由于李普曼在一个由讲究实际的人组成的、与理想妥协的圈子里工作，他逐渐对他所称之为“反传统观念者的古怪和荒唐、以及恶意和蛮横”深恶痛绝。他在《放任与驾驭》中指责说，许多激进分子似乎并不是反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是反对“自己内心中的一些东西。”他们“被内心的冲突搅得发狂，他们的反抗只是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顽固心理永远不会使他们找到的东西。”李普曼所说的“反叛专家”指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曾经还和他们一起在第5大道示威游行）、《大众》杂志社的滑稽的革命家、波利饭店里的口头社会主义者以及聚集在梅布尔·道奇的豪华公寓里谴责资产阶级的那帮“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人曾经是他的朋友，但他现在逐渐疏远了他们。1914年夏天，李普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对革命者越来越不同情，而对管理问题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则兴趣日增。” 李普曼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反对传统观念的人。他很快就失去了早期的反抗精神。当他对事物深有感触的时候，他总是避免公开流露感情。而且他很容易感到厌烦，在讨论会上，他总好像在感情上与别人格格不入，一旦他发现听众是些乏味的人，他便显露出一种优越感。这就使得一些激进分子很恼火。那位花了很多时间在不可能找到智慧的地方白费劲儿的哈钦斯·哈普古德写信给梅布尔说：“如果你常去鲍厄里街，而且目睹了酒的牺牲品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表现自己的另一种方式。可是上帝根本不在李普曼身上表现自己。”另一方面，哈普古德也感到很烦恼，因为李普曼认为他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一个讨厌的家伙。 然而，冷淡和优越感确乎能够掩护自己。李普曼在另一个场合暗示说，这两种东西是某一种人的标志。他曾透彻地描绘了伍德罗·威尔逊的为人。威尔逊冷冰冰的外表并不是感觉迟钝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过分敏感，由于他触觉敏锐而毫不迟钝。”李普曼说，威尔逊“不能‘允许自己感情外露’，这不是因为他缺乏感情，而是因为他不够坚定。如果他允许自己过份沉溺于情感的话，他便无法承受精神上的压力。”李普曼接下去说，这种人虽然同情人类解放和“真正的人”，但这些感情“被放进思维之中，变成了思想。他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倾注到这些思想之中，而没有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李普曼对威尔逊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但它却更多地暴露了李普曼自己。感情使李普曼变得脆弱，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心理上的洞察力，这种能力使他写出了那么饱满有力的文章。 1915年夏，李普曼就约翰·杜威写了一篇文章，自由地探讨了杜威的一个论点，即应该让哲学适合每个人的需要和目的。李普曼为这种观点辩护，认为它仅仅反映了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他引用杜威的话说；“每个人的思想都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一种对我们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所持的态度。”李普曼对这一见解发表了自己的更有趣的意见：“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态度代表了一种对痛苦的现实、未遂的愿望以及被制约的习惯所做的补偿。在此意义上，哲学的确是富于启示的，它是哲学家灵魂的写照。对于眼光敏锐的批评家来说，哲学对其主人的揭示比他本人所知道得更多。如此说来，一个人的哲学就是他的自传，你可以从中读到他与生活冲突的历史。” 对于那些愿意从字里行间体会言外之意的人来说，李普曼“与生活冲突”的历史，更明显地是表现在他在《新共和》供职的头两年所写的杂文，以及每个月为《大都会》杂志撰写的专栏中（他从1914年9月开始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在这些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态度：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心灰意冷，今天讲究实际，明天又想入非非。他陷入对战争的残杀、对国内以及战地的廉价生活的沉思冥想之中。1914年圣诞节前夕，他曾写道：“每座城市都挤满了女人，她们的生活由于空虚而变得灰暗。她们一连几小时坐在那里向窗外凝望，或一边摇着躺椅一边闲聊，心中渴盼着那种总不来临的激动。我们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简陋的住宅——那些憋闷的、挂着窗帘的公寓。白天劳累了一天之后，人们便回到这里，度过冷清的晚间。也有成千上万气派的卧室，在那里，希望已经死去，只有鬼魂尚存活在棒球记分表、电影、有趣的图书、美女、金钱换来的罗曼史以及沉闷的乐曲声中。”这就是道德家李普曼。 李普曼即使在一本正经时，也会插科打诨。他对那些相信只要有热切的愿望就能实现乌托邦的幻想家深感遗憾。他写道：“我的一个住在华盛顿广场的朋友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天地：一群皮肤晒成褐色的哲学家在一座珊瑚岛上玩着贝壳。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乌托邦了。这位朋友希望去百慕大群岛过冬。他一想到曼哈顿不是珊瑚岛、这里的居民也不是细皮嫩肉、赤裸着褐色身体的欢乐的哲学家，心中便充满了强烈的反感。好啦，他反感归反感，曼哈顿依然如故。”李普曼指出：乌托邦需要创造。现在人类开始认识到，“如果活着而不与一些事物奋斗，那么就无法生存。希望是粗钝的，除非用事实把它的边缘磨利……。我们是如此不可救药的、渴望着并且斗争着的一群人，我们所能接受的乌托邦就是创造它的过程本身。” 李普曼认为，现代的乌托邦必须建筑在“憧憬的生活”之上，而“不仅是憧憬加生活”。憧憬只有通过与真实世界打交道，才能变成事实；并且还要认识到，政治并非“盘踞在宽敞的白色大理石大厦里那些穿着紫色官服的威权人士的事。”政治是一场斗争，理想主义要在其中经受现实主义的磨练。这两个主义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认识天地间那条由蓝色空间构成的巨大的鸿沟，此外，现实主义者不愿意假设人类长着神仙的翅膀。”李普曼从不相信人类长着神仙的翅膀，但他觉得人类至少应该试着飞翔。他写道：“让我们承认，哲学的真正用处就是帮助我们生存。承认了这一点之后，让我们把所知道的、所能够了解的关于我们自身的奥妙以及我们活动于其间的那个世界的真面目注入到哲学中去吧。” 李普曼是个细心并富有创造性的文体大师。他能够摆脱愚蠢荒谬的词汇，这些词汇使大多数政论文章沉闷费解。1915年8月一个酷热的星期里，他接替菲利普·利特尔撰写“书籍与文物”专栏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可能用当年埃蒙德·伯克100用过的那套半生不熟的词汇来描写或思考现代社会呢?”他抱怨说，政论文章“被干瘪的语言窒息了。”怎么能用“寥寥几个源于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多音节词”来论述政治呢?怎么能忽视布赖恩以及赫斯特101、比利·森戴102以及钱普·克拉克103呢?李普曼强调，能够表达“现代生活之千奇百怪和千姿百态”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小说家，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真正言论是有语言特点的，即使不来自苍天大地，至少也来自沙龙和体育场的露天看台。” 他对这一条确信不疑。他正是借此成了《新共和》的宝贝。然而他有时也对周复一周地写一些精推细敲的专栏文章感到厌倦。他在一个星期的书评中信笔写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对思想感到厌恶的时候，思想的语言在我们心中变得死气沉沉，理论和观念的纤维似乎陈腐不堪。”他在克服这种厌倦之感，同时也反对向求实的人提出负责的建议时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 正是这种谨小慎微扼杀了政论文章。你可笑地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字字千钧，其实根本不然。你只是一个困惑不解的人，在记录着自己的思想。你并不是在建造伟人祠，那么为什么还要装出一副偶像的样子呢?你在沙滩上写生，海水将把你的画冲刷一净。你的书除了是几笔微不足道的涂抹，还能是什么呢?你究竟凭什么这样大言不惭和不近人情呢? 事实上你是害怕犯错误，所以你摆出一副架子，使用那些老一套的词句，你知道这些已为众人耳熟能详而备受尊重。然而对错误的恐惧是一种疾患。你掩盖、粉饰、百般辩解；你说话含糊其词、喃喃喁语，因为你害怕自己的声音。尔后你又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谦卑表现，于是就摆出饱学渊博的样子，对那些真诚地进行思想尝试，勇往直前、争取机会的人表示不满。 你就像一个“苦中求乐”的人、一个在高尔夫球场煞费苦心、结果反倒打不出好球来的人。好球不是靠费尽心机就能得来的。你对世界贡献的任何一条真理，都将成为千失一得的好球。而光靠屏息静气、处处设防，你就没法干好。 二十五岁的李普曼仍然在探索自己的道路。他还没有彻底抛弃青年时期的反传统观念，也没有完全接受周围那些律师和金融家们的“求实”观点。他虽然对激进分子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怀疑，但尚未与他们一刀两断。他对战争感到困惑，对政治也有些拿不准，这里还有尝试的余地。他1915年底写信给霍姆斯法官说：“我所写的东西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建立在猜测和希望之上的。我常常在安静的时刻祈祷上帝为我提供证据和理由来证实它们。我对任何思想都爱得不够深，如果有人强迫我放弃一个思想，我不需要用十分钟来考虑。可是我们不能等到把自己所相信的一切都推论为正确后再开始生活，这难道不对吗?如果一味地等待，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开始?” 李普曼一度可能走上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或是走向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把他吸引到H·G·韦尔斯这类作家一边，并且注入到他早期的文章中；或者走向更为抽象的唯理智论。他的头脑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充塞。他的自由意识以及从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的实验中所获得的乐趣这时都被疑虑所取代。欧战的爆发破灭了一代人轻松的乐观主义思想。他们曾相信人类能够更新生活，相信人类创造美好事物的潜力是无穷的。然而现在，战争及其留下的混乱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