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传——离经叛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几年是逍遥自得的时光，一片歌舞升平。年轻人都相信，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和社会都是可以尽善尽美的，邪恶是可以消除的。 传记片断，1959年 李普曼非常想写本书，但拿不太准究竟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饱览了政治学的有关著作，但对大部分著作都不甚满意。与斯蒂芬斯共事一年使李普曼对改良主义者的信任锐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主义大失所望。李普曼知道，在教育人们如何看待政治的方式方法上出了毛病。沃拉斯使李普曼认识到，把人强迫纳入知识分子的模式，把法律建立在抽象的正确与谬误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到底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李普曼的这位导师强调政治行为中不合理的成份，而不是强调议会和法规的作用，这在李普曼看来好像正对路子。他在7月份给沃拉斯写信说：“我一直在写的大概是一本小册子，至少是一组文章。其中没有任何章节是为了把你的《政治中之人性》通俗化。” 李普曼在写他的文章、把他同斯蒂芬斯和社会党人一起工作时学到的东西加以阐述的时候，常常和他的同伴艾尔弗雷德·卡特纳一起讨论他的想法。卡特纳是个令人喜欢的同伴，他文质彬彬，殷勤随和，思想敏锐。他虽然对政治毫无兴趣，而宁肯作诗、写文艺评论，但却有一些有趣的见地。卡特纳由于精神压抑，好几次不得不退出大学。医生的传统疗法对他的病无能为力，他便求医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信徒A·A·布里尔。当时，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国刚刚为人所知。卡特纳为这门新学科所吸引，他想方设法读了很多弗洛伊德的著作，接触了一些陌生的词汇，如“性欲”、“超我”、“把冲动压入潜意识”等等。由于当时弗洛伊德的任何著作都没译成英文，卡特纳便在布里尔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释梦》。 这样，1912年夏天，在缅因州边远森林中的木屋里，卡特纳开始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其理论将会改变人们对潜意识的认识。就在咫尺之遥，李普曼则试图找出政治与人类的行为和需要经常发生矛盾的原因。每天晚上，他们都围坐在火炉旁，卡特纳向李普曼解释像“禁忌”、“阈下”这样一些弗洛伊德使用的词语的意思。李普曼从中窥到了一种崭新的分析方法。由于政治是一种有关社会相互作用的体系，它也必须由控制其他社会行为的那种力量来加以控制。这种联系是明白无误的，但迄今为止还未曾有人把它们加以联系。弗洛伊德不仅把人们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从进步主义者关于人类永远向完美升华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表明，为什么理性本身并不能够解释人类的行为。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提出感情是可以通过理性而表达的。这就是沃拉斯略知一二但并未真正掌握的理论。 李普曼写信给沃拉斯说；“您在新作中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了吗?好几个月来，我都在以极大的热忱研究他的理论。我对这种理论的认识就像人们当初对《物种起源》的看法一样!……我回过头来以一种好奇感重读了詹姆斯的一些著作，认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定是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李普曼很难遏制自己的激情。“在我所知的任何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关于智能的著作，关于美学的观点，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理论，第一次就人类行为，或者说，在人类创造和表达性格方面，勾画出—幅完整的图案。……这种理论几乎还未被运用到政治学上，尽管时而有些零零星星的文章提及这点。”李普曼正需要弗洛伊德的理论，借此给他的著作赋予一些新的观点。他异常激动地通读了他著作中的每个章节，把弗洛伊德的词语加到自己关于政治的议论之中。 夏天过后，李普曼带着完成了的手稿回到纽约。他去见的第一个人是林肯·斯蒂芬斯。斯蒂芬斯在他病入膏肓的妻子去世以后，便去漫游欧洲，现在刚刚归来，和他的得意门生约翰·里德一样，住在华盛顿广场旁边的公寓中。斯蒂芬斯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李普曼昨晚和我一起吃了晚饭，他的情绪高昂极了。”李普曼情绪如此之好是有充分理由的。米切尔·肯纳利抢着出版李普曼的著作，而且还打算在他办的《论坛》杂志上分三期连载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对一个刚满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的确了不起。 1912年秋，卡特纳通读了李普曼那本书修改过的校样后，在给李普曼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兴奋心情。他发现这本书“思想极为开阔”。他以前虽然听李普曼大略地讲过这本书的观点，但对书中大胆的措辞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论证感到欣喜。他写道：“我一直在想象那些将要同这本书发生抵触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将会如何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急于理解你的一个观点，同时又感到自己与这个观点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在自鸣得意地翻过这一页时被他们不自觉的偏见左右了。” 李普曼的这部书于1913年春出版。人们对书的评论足以使一个作者冲昏头脑，比如，“这是十年来所出版的同类小册子当中最优秀的一本，”“这是一个杰出的头脑，它把所面临的问题分析得精辟透彻，并举一反三，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是最有生气最有头脑的反对传统主义者之一，他甚至已经成了美国政界的一颗新苗。”有一位评论家甚至预言说：“几年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可能常常要插入‘如李普曼所说’这样的解释性句子。” 这本书不但写得简明扼要，而且优雅别致，是一部思想的集萃之作。李普曼几乎把他在大学里和毕业后所学到的东西都囊括无遗。该书从论述约翰·杜威66关于社会变革的蓝图和赫伯特.克罗利的“新民族主义”开始，然后又加进了詹姆斯对经验的赞颂，贝格松67的直觉论，尼采对意志的证实，韦尔斯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当然，也少不了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他在书中所写的并不是系统的理论，而是如他所说，是一篇《政治序论》。这本书出自年轻人的手笔，李普曼在书中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没有追根穷源；它表明了李普曼对新思想的敏锐性，但不是任何有条有理的哲学。后来，李普曼以半嘲弄的口气说道，这本书涉及“人类的几乎所有问题。”尽管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它结构严谨，具有洞察力，而且是离经叛道的。科彼教会了李普曼在文章中要把句子写得精练简朴，斯蒂芬斯则训练李普曼要严格遵循事实。 李普曼在这本精致地分为九小节的书中，对传统的进步主义中几乎所有领域都进行了攻击：选举改革、两党制、黑暗揭发，反托拉斯、自由竞争，等等。他认为，由于法律不重视人性这个因素，所以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政治机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向选民们提供了所需的服务。李普曼在书中使用的语言使许多进步主义者大为震惊。他写道：“坦慕尼俱乐部对人类的需要有着更清楚的认识，比起那帮提倡建立‘上流社会的良好政府’的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方案，坦慕尼俱乐部更接近于一个理想政府。”传统的左派人士对人民的智慧大加赞颂时，李普曼却质疑多数人的专制，并呼吁管理阶层实行科学管理。他与詹姆斯遥相呼应，提出；“道德的裁决不能断定生活的价值，道德理论也不能说明本质的善良。”信仰是靠不住的。“传统仅仅是一个记录，是对我们前辈创造的习惯的机械模仿。” 这种说法确实使入耳目一新。《政治序论》一书使年轻的激进分子增强了对科学管理的信念，使他们对情感和经验更加坦率，他们更加钦佩领袖人物，反对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更加蔑视那些小城镇里的进步主义者所信奉的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在那个时代，刚刚出现立体派、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工联主义这些东西，而李普曼则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脉搏。他成了一代人的代言人，这一代人不但用享乐而且用道德责任来否定老一代人的智慧。 然而，李普曼这本书的创见性并不在于大学生打碎偶像这一点，而在于它把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政治学方面。李普曼在攻击制裁卖淫和通奸的法律时写道：“我们必须对这些邪恶现象背后的力量善加利用，而不是力图粉碎它们。”李普曼偏离了诸如“禁忌”、“把冲动压入潜意识”、“阈下”这些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严谨概念，对它们进行了新的解释，使其成为解读他的政治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对于人们的冲动，我们必须加以引导，而不是禁锢。”必须向人民提供“使他们文明化的机会”，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欲望。大部分法律，比如反对酗酒和卖淫的法律，都是力图禁止和处罚人们的冲动，而不是把它们重新引向更健全的目标。弗洛伊德关于阈下的观点则成了“为我们的感情冲动提供文明化趣味”的关键。 李普曼对弗洛伊德学说新颖的解释很快就传到了维也纳。这位心理学大师的英国信徒厄恩斯特·琼斯在宣传弗洛伊德学说的《伊玛卡》杂志上，对李普曼的著作进行了评论。他说，虽然关于政治学的著作“作为一个规律，很少引起精神分析学家的注目，”但李普曼的著作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把现代心理学的知识和见解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最令人惊异的尝试。”李普曼感兴趣的并不是弗洛伊德精神治疗的方法，而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对于社会观念所起的解放作用。1915年李普曼在谈到弗洛伊德时写道：“当我把他的著作与我在学校里所学的心理学加以比较，或与用来反对他的大部分著作相比较时，我不能不感到，由于弗洛伊德对人们的启示，由于他坚定和智慧的头脑，他可以跻身于对人类思想具有卓越贡献的伟人之列。”几年以后，李普曼在维也纳见到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李普曼参加精神分析学协会的会议，还把他介绍给阿德勒68和荣格［荣格（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译注］。 李普曼是凭想象来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的。如果他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更熟悉，他可能会更加明智地加以运用。正如李普曼后来所承认的，他打算通过把托拉斯巨头引导到对社会有用的方面，从而“净化”他们的罪孽的方案是空想。而且，由于李普曼强调潜意识的作用，他趋向于赞同纯粹的非理性主义。格雷厄姆·沃拉斯对李普曼突然转向非理性主义颇为不悦，对这位原来的学生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李普曼对沃拉斯的意见极为尊重，到1914年时，他便抛弃了尼采和伯格森的思想。 李普曼还抛弃了对社会主义的绵绵情意。他一方面在呼吁给予“不为人所注意的无声无息的大众”以正义，同时又严厉申斥他的很多社会党同伴是“命定的心术不正的空谈家”，他还在中央集权的政府中看到了“庞大的官僚暴政的萌芽，切斯特顿69和贝洛克70曾经称之为奴性国家。”李普曼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这样，社会主义对他来说就像是折衷主义那样的权宜之计。他说：“我们必须自由地在各种方案中进行选择，要一点社会主义，再加一点工团主义，保留资本主义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大杂烩。毫不奇怪，李普曼遭到了社会党中的好斗分子的批评，他在两年之内也完全脱离了社会党。 如果说《政治序论》是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还不如说它是用格林威治村激进派的语言为布尔·穆斯的社会进步主义者唱的赞美诗。那年夏天，西奥多·罗斯福没有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便自己组织了布尔·穆斯党71。李普曼的《政治序论》一书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他向老罗斯福致意，称他是理想的美国政治家的“活样板”。正如老罗斯福对当时整个经济秩序的挑战仅仅是基于形式而非实质，李普曼的这本书与其说是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攻击，还不如说是对奄奄待毙的维多利亚文化主宰者的抨击。它本身就是对桑塔亚纳曾经轻蔑的“上流传统”的反叛的完美表达。这本书于1913年春天出版，正好赶上文化探索运动的浪潮。 对李普曼这样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说，世界在等待着新生，慈祥的上帝把工具交给了他们。年轻的批评家范·威科·布鲁克斯写道：“美国突然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吵吵闹闹的男女们一群群地聚集在格林威治村狭窄的街道上发表见解，寻找知己。他们的政治刊物是《大众》杂志。马克斯·伊斯门和约翰·里德对办这本杂志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他们开玩笑地宣布，这本杂志要“随心所欲地行事，它不想巴结任何人，即便是它的读者。”刚刚从科德角搬到纽约的普罗文斯敦剧院成了这些人的剧场，上演籍籍无名的尤金·奥尼尔的试验剧目。他们的画廊是在第5大道291号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美术馆，在那里，马蒂斯72和塞扎纳［塞扎纳（1839—1906），法国印象派画家。——译注］举行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展览，像马斯登·哈特利和乔治亚·奥基夫这样一些本地实验主义画家也在那里展出他们的作品；在这里，摄影成了艺术的工具。他们的饭馆是在麦克杜格尔街的波利餐厅，在那里，他们可以就着意大利面条和廉价的葡萄酒，整夜地辩论精神分析学和社会主义问题。这场文化革命的沙龙女主人梅布尔·道奇回忆说：“在1913年那个年代，好像到处都没有什么隔阂，以前素不相识的人都混在一起。有着各种各样新的交往方式，也有很多新的交流。”那时，好像什么事可以办到，唯一的敌人就是传统观念和胆小怕事。 不管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是象《大众》杂志爱开玩笑的编辑那样，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拯救社会，或者像哈里特·芒罗和艾米·洛厄尔那样，企图以诗文来拯救社会，或者像玛格丽特·桑格那样，要通过计划生育达到目的，他们都喜欢争辩，喜欢用惊人之语来表达意见。李普曼对此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比认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了。我们是争取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动力。” 如果说一场文化运动有正式的起点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是1913年2月在纽约的第六十九团的军械仓库73里开始的。美国人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欧洲野兽派色彩纷乱的作品、立体派的几何变形作品和印象派奇特想象力的作品。西奥多·罗斯福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他说，他宁肯在浴室里铺纳瓦霍74小地毯，但他也承认，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梅布尔·道奇对格特鲁德·斯坦75说，军械库的画展是1776年以来在美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梅布尔·道奇虽然从未写过一本政论书籍，也未创造过任何艺术品，但她却是一次世界大战前那几年美国文化探索运动的核心人物。她极其富有，精明能干，永远在追逐最新潮流。她在三十岁出头时已两度离婚，对呆在托斯卡纳堆满艺术品的别墅里已萌生倦意。她在那里置身于欧洲文化艺术品之中，还收集了大量格特鲁德·斯坦和利奥·斯坦76的著作。1912年她回到纽约，在格林威治村时尚的北部的第5大道23号租了一套公寓。她把房里的木器全部漆成白色，安上水晶蜡烛台，铺上白熊皮地毯，然后开始接待激进分子中的名人贤达。她解释说：“我特别想见见那些头面人物，而不是我现在所收集的狗啊、或者玻璃器皿之类的东西，我要见人，重要的人。”她完全有资格这样做，她腰缠万贯，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还有吸引人的魅力。马克斯·伊斯门说，她身上有一种东西，“能够产生磁场，人们到那里就被吸引到两极，作出一些非常奇特的举动。人们都怒气冲冲、好争好辩，他们在一起争吵不休，互相反驳，纠缠不清，然后粗暴无礼地分道扬镳。但人们乐此而不疲，他们还回来，如此这般地再折腾一番。” 梅布尔·道奇用她无处挥发的精力，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美国文化革命。参加者有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诗人埃德温·阿林顿·鲁宾逊和乔治·西尔维斯特·维雷克；贵族派头的社会主党人威廉·英格利希·沃林；来自世界工人国际（更多人叫它沃布里斯）的好斗的工运组织者比尔·海伍德；进步党人林肯·斯蒂芬斯、弗雷德里克·豪和阿莫斯·平肖；改良主义者玛格丽特·桑格和弗朗西丝·珀金斯；艺术家马斯登·哈特利、安德鲁·达斯伯格和乔·戴维森；爱动感情的激进分子哈钦斯·哈普古德，他常在鲍厄里街77转，想在醉鬼中发现人才；小说家卡尔·范·维吉顿，他从哈莱姆黑人区带来了爵士乐队；无政府主义的《大众》杂志的编辑马克斯·伊斯门和弗洛伊德·德尔；还有几位前来寻欢作乐的社交界的女士们。 世界工人国际的人、主张妇女参政者、社会党人、提倡计划生育的人、自由派诗人和立体派画家，这些人在梅布尔漆得雪白的大房子里进进出出，常常在深更半夜还争论不休、大吃大喝。林肯·斯蒂芬斯回忆说，梅布尔家里什么人都有，“穷棒子、阔佬、志趣相投的工运人物、工贼、罢工者和失业者、画家、音乐家、记者、编辑、花花公子。这是在美国我所见到的绝无仅有的最成功的沙龙。”斯蒂芬斯和哈钦斯·哈普古德帮助梅布尔组织沙龙的活动。他们建议，梅布尔应为沙龙的讨论会定个题目，而不让人们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胡扯。这样，梅布尔便开始组织了她著名的夜谈会：无政府主义的夜谈会、精神分析学的夜谈会、新闻界的夜谈会，还有计划生育的夜谈会。 在斯蒂芬斯引见给梅布尔、帮她组织这些夜谈会的人当中，有他在《人人》杂志的年轻助手李普曼。那时，李普曼就以能言善辩、思想自由的社会党人和前途远大的作家逐步为人知晓。梅布尔为李普曼所倾倒，后来，她写到李普曼时说，她发现这位举止潇洒、衣饰讲究的年轻人“思想非常开放，……‘有哈佛风度’，教养很深，有自制力。他不讲废话，从不头脑发热，而是泰然自若，头脑冷静；他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 李普曼是梅布尔家里“年轻一代”中之佼佼者。这些年轻人都来自哈佛，他们之中有李普曼的伙伴艾尔弗雷德·卡特纳；有去过巴黎、并加入了格特鲁德·斯坦和利奥·斯坦的令人着迷的艺术圈子的李·西蒙森；有·罗伯特·艾德蒙·琼斯，他在梅布尔公寓后边的一间小屋里正在对美国的舞台设计进行一场革命；有性格鲁莽的年轻诗人兼记者约翰·里德。对梅布尔来说，人的活力比智力对她更有吸引力。瘦高个子、头发蓬乱的里德对她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位曾在哈佛玉米糊俱乐部举行的晚会上登台表演的人，现在已经成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梅布尔发现，里德是她在夜谈会以外的余暇里求之不得的伴侣。里德很快就在第5大道23号梅布尔那儿过夜了。但里德是个靠不住的俘虏，梅布尔费了很大劲来拴住她这位年轻的情人。她常常求教于李普曼。李普曼衣着得体，这使得他看起来不那么粗壮，而且还显得老成持重，还有他习惯性的超然物外的派头，这使梅布尔十分敬佩，他“事事都有主见、胸有成竹，言论和思路非常精确。”有一次，李普曼告诫梅布尔说，如果她与里德在大庭广众之下到处露面，就甭想住进白宫。梅布尔大叫道：“我偏要去白宫住!”李普曼笑道：“咳，不可能。” 李普曼和梅布尔·道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李普曼自制力强、聪慧理智；梅布尔却是性格急躁、直觉力强。但他们居然情投意合、相互吸引。尽管李普曼对梅布尔毫无条理的头脑感到失望，但却钦佩她那种生气勃勃的劲头。梅布尔则对李普曼的学博识广和自制力印象极为深刻。梅布尔像他俩的朋友黑兹尔·艾伯森一样，也亲昵地把李普曼称作“佛爷”。梅布尔以有些夸张的口吻回顾说：“沃尔特长得块大体胖，但他给他的肥膘赋予了智慧的，因此看起来也不错。”梅布尔依靠李普曼在她混乱的沙龙和生活里建立了秩序，后来她就此写道：“我想，李普曼从未认识到他在我心目中多么重要。像大部分女人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我都需要并渴望找到强有力的男人，他会对我负责，替我出主意。看来，李普曼大概是我可以真正指望的唯一的人。” 梅布尔寄望于李普曼的是，他能同情地倾听她跟那些个情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装修工人发生的没完没了的问题，而且，希望他能给夜谈会带来些秩序。在李普曼的建议下，梅布尔邀请了A·A·布里尔来讲精神分析学。当时，几位外来的听客吵吵闹闹，对诸如儿童的性概念之类的问题嗤之以鼻。李普曼原来力主在这个讲座之后组织一个讨论会，但这些人一折腾，使李普曼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尽管如此，那天晚上的讲座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美国为众人所知以前，梅布尔的沙龙是第一次进行这种讨论的地方之一。布里尔回顾说：“我在梅布尔那儿遇到的人中有激进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当中一些人对我们时代的社会潮流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布里尔的讲座对许多与会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斯蒂芬斯这样的职业怀疑论者对自己的信念也产生了动摇。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当时我觉得，我在黑暗揭发的文章中把人描绘成恶人和善人的做法，以及我认为只要把事实和形势告诉人们，便可以说服他们改变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这些都是十分荒谬的。” 布里尔对梅布尔的影响极大，她竟然决定让布里尔对她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李普曼对梅布尔的这一决定无甚热情，他试图使梅布尔回到现实中来。他对梅布尔说：“你哪儿都不错，就是受教育不够，发挥不了你的才智。你的天资足够运作整个格林威治村五十年，你的经验足以装备一个团队。但是，你的缺点在于你对事物不会分门别类，所有这些使我想起了第4大道的一家古董商店。” 李普曼不但对梅布尔这种混乱的概念，而且对她那种把毫不相干的人都弄到一起，然后坐山观虎斗的做法不满。梅布尔邀请世界工人国际的领袖比格·比尔·海伍德来一次夜谈会讨论暴力革命的问题，无政府主义的发起人埃玛·戈德曼和梅布尔的同志兼情人亚历山大·伯克曼也在场。伯克曼由于想暗杀钢铁大王亨利·克莱.弗里克而被捕入狱，不久前刚刚释放。他们两人从左翼的角度攻击比格·比尔；另一位叫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的年轻人，他是个富有的作家，曾经去过俄国，见过列宁，并以此扬名，他则站在社会党右翼的立场上。那些集聚在梅布尔优美文雅的客厅里准备听激烈辩论的好脾气的人们很快就大失所望。比格·比尔喝点酒就头昏脑胀，讲不清世界工人工会国际的立场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有什么区别；戈德曼作了一个小学教师式的一本正经的讲演；沃林对这两个人的发言都假意奉承。李普曼想极力挽救这场夜谈，不断向海伍德提出表示同情的问题。但是，这位世界工人国际的领袖看来对他座位周围的一些年轻的社交女郎更有兴趣，对李普曼的问题仅仅答以含糊不清的喃喃数语。波利餐厅一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厨师希鲍里特·哈夫尔对此大怒，喊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像他妈的资产阶级一样!” 李普曼对这种杂乱无章的谈话再也无法忍受了。在卡特纳和西蒙森的支持下，他敦促梅布尔改变一下这样的夜谈会。李普曼说：“现在你有机会在这里干一些真正创新的事，你一定要从中搞出点名堂来，不要让它放任自流。你要铲除糟粕、建立秩序。”建立秩序虽然不是梅布尔的拿手好戏，但她还是尽力而为了。她在哈佛这些人的敦促下，发布了一项宣言，声明从此以后，夜谈会要有“更明确的方向，对人们的辩才、开会规矩和来宾邀请都要有所要求。” 但是，夜谈会对报界却未发出任何邀请。可是，当记者们发现梅布尔的夜谈会可以大作文章时，便穿上燕尾服，装扮成社会主义者，或穿上工装，打扮成工运组织者混进来。一次夜谈会上，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正在讨论失业问题，李普曼发现了一群陌生人。他对这些人说：“这是一次私下聚会，没有邀请报界来。”说着，便把他们推向门口。第二天，报纸描绘了那天晚上的情况以取悦读者：穿夜礼服的女客，“黑色长发飘逸、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男人们，”穿着花呢衣服的“社会进步运动的成员们，”还有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他说聚会是为了讨论社会问题，“没有任何东西可供发表。” 李普曼对讨论会中的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和效率低下很快就厌倦了，尽管如此，他在一段时间里却被激进运动的激情所吸引。当时，一位名叫弗兰克·坦南鲍姆的年轻的世界工人国际成员因为把无家可归者带进豪华的教堂避难而被判罪入狱。为此，李普曼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引导之下，参加了在第5大道举行的示威；在联合广场的群众大会上，他与海伍德、戈德曼、伯克曼、斯蒂芬斯和哈普古德一道发表演说。1913年春，李普曼还去帕特森给罢工的纺织工人演讲，参加世界工人国际与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政策辩论。厄普顿·辛克莱认为，在帕特森，他看见美国已经露出了革命的曙光。具有自我炫耀天才的约翰·里德也由于帕特森的罢工而被捕入狱，他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罢工的报导。 里德被所见所闻激怒了，他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活报剧，再现了罢工中的主要事件：警察的干预、为一名被警察杀害的工人举行的葬礼、不时被《国际歌》声打断的群众大会等场面。博比·琼斯按戈登·克雷格78的某一场狂欢表演的风格设计了场景。李普曼、卡特纳、埃迪·亨特，还有梅布尔、斯蒂芬斯和玛格丽特·桑格帮助组织大会。在1913年6月7日那个隆重的日子，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从帕特森乘渡轮渡过哈得逊河，游行穿过纽约的街道，到达麦迪逊广场公园。这是个辉煌的壮举，尽管这次行动所花的钱超过了它所挣的罢工基金。 在所有这些令人激动的活动中，李普曼都来往于纽约东部的高级住宅区和格林威治村之间。有时他与父母在古老呆板的维多利亚式的家里一起吃晚饭，有时和里德、斯蒂芬斯和伊斯门在梅布尔的沙龙里喝酒。在1912年冬和1913年春，李普曼在两种文化中摇摆不定，他既不能与家里完全断绝来往，也无法完全倒向另一方。舒适的生活和激进派的交流对他都是至关重要的。李普曼被一分为二：一个李普曼要加入民众，置身于单纯的激情之中，而不必自我意识。《政治序论》中有许多一笔带过的警句，他在其中一处写道；“人类社会的统计数字对了解人类的人才是有启发性的，我不相信与世隔绝的任何统计数字。”但另一个李普曼却又踌躇不前。他对梅布尔生活中的混乱状态越来越反感，而且对在鲍厄里街上来回溜达、想在醉鬼中寻找智者贤人的哈钦斯·哈普古德那样的人不屑一顾。李普曼是一个探索者，但对他来说，经验必须由非常精密的智慧筛子来过滤。在孩提时期，李普曼就学会了抵制那些可能带来痛害的事情来保护自己。表面看来，李普曼是个愤世嫉俗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但在这背后，他却是另外一种人，时刻提防射来的暗箭。 李普曼情感之中的热烈奔放、甚至多愁善感，与常常在他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冷静与智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普曼的朋友里德对他的这种气质有几行绝妙的描述： ……但是，假如有这么一个人， 他建立了一个世界，但却不享受任何乐趣—— 他梦想一个渺茫、华丽、无边无际的世界， 但却遗漏了它五彩缤纷的生活—— 他想让整个人类，还包括我， 为求证一个几何公理而跋涉—— 如果有这样的人，人们会大笑， 如果这个人是李普曼，却无人会哭泣。 实际上，李普曼并不真的希望人们为几何求证而费力。但他也不能与人们一道前进，或者在辩论中不知所措。梅布尔·道奇把李普曼与思想片面的比尔·海伍德相比较，说道：“在辩论中，沃尔特从来不会失去观察力。他也许会对辩论失去热情，但绝不会失去理智。”李普曼与人交往生来就是小心翼翼，总是先试试深浅，然后或厕身入幕，或抽身引退。他笑容可掬，慷慨大度，他是这个群体之一员，但绝不完全归属于它。他总是置身于边缘，随时准备抽身引退。别人为之奋斗献身，他却在一旁观察分析。 李普曼的朋友们十分敬佩他。当他们有困难时，李普曼从来都是为他们慷慨地奉献心力。还是在哈佛念三年级时，他的一个朋友保罗·马里埃特身患癌症，在他临终前的那几个月里，李普曼几乎天天都去探望他。在他病逝后，李普曼为了纪念他，还把他的诗整理成册，并资助出版了这本诗集。李普曼是强者，很多人向他寻求帮助。李普曼大学时期的另一个朋友戴维·卡伯把自己写的一个剧题献给他。卡伯写道：“我觉得你对我真正想致力于文学充满信任和热情，我愿把这一切成就归功于你。你的信任是巨大的，对我来说，它是最令人鼓舞的东西，它将永不衰竭。从那以后，不论我做什么事，你对生活的预见、对知识的热情都在时刻激励着我。”卡伯在李普曼身上找到了与己相同的气质：对外来的伤害都十分敏感，但他们对危难的处理却不尽相同。1913年冬，卡伯写信给李普曼说：“就我们两人来说，你的遭遇和我不一样。你的痛苦很少是个人的，而我正相反。所以，我花费很多时间想预测可能的危险，或者力图原谅那些伤害了我的人。我们的感应程度是极不相同的。当你皮肉受苦时，你会更坚强，像斯巴达人那样些坚韧不拔，具有反抗精神；但是当我受到伤害时，我会悄然离去，不让人看见我的痛苦。在痛苦中，你会更坚强，而我却颓唐，这便是我们之间的区别，在情感方面的区别。”正如卡伯所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李普曼的坚韧、他在感情上与他人所保持的距离是一种自卫的形式。别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不像卡伯那样理解它。 露西尔·艾尔萨斯是最不理解李普曼这种性格的人之一。沃尔特庄哈佛的头三年里，不停地给她写信，赞美社会主义、美和欢乐幸福，大部分信的内容都是如此。放假时，李普曼带她去跳舞、参加晚会。至少在李普曼看来，他们是一对情侣。但是，李普曼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对露西尔表示爱情，甚至从来没有吻过她。露西尔的热情衰退了。1910年，她与一个比沃尔特大几岁，但气质完全不同的人结了婚。这个人叫霍勒斯·利夫莱特，是个颇为时髦的出版商和现代图书馆的创建人。 当李普曼得知这消息时勃然大怒，再也没有原谅露西尔。虽然李普曼参加了婚礼，但他拒绝去吻新娘。他对露西尔说：“这已经太晚了。”然后转身离去。两年以后，即1912年春天，露西尔邀请李普曼去家里看看她新生的婴儿，想借此消除两人的隔阂。当时，李普曼刚刚与斯克内克塔迪市的社会党人分道扬镳。他对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伦恩的失望，也许改变了他对露西尔的邀请的反应，但他的回答是冷淡的。他回答说：“你的邀请使我进退两难。我到你那里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两人的分离是注定的了。你和我一样清楚，这是无可挽回的了。”露西尔劝他说，过去的事就算了。李普曼的回答是防卫性的，他责备她具有“令人惊异的能力，完全肯定你自己是高尚、人道的，而我却是渺小虚伪之徒。”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便不复存在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往。几年之后，他俩有一次在纽约港的码头上相遇，李普曼故意没看见她，至少露西尔是这样认为的。 当李普曼认为自己遭到别人冷遇时，他总是把伤害他的人从他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以保护自己。李普曼的这种自我保护也许使他能够“沉着全面地观察世界，”但这对他也和对桑塔亚纳一样，是“他与普通人的共同愿望之间一个可悲的障碍。”李普曼希望分享这些愿望，接近他所关心的人民，表示他常常感到的爱慕之心，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感情是以概念化的理想主义形式表现的。有一天，梅布尔·道奇问李普曼：“沃尔特，你爱的是什么?”李普曼迅速答道：“活生生的世界。”这个回答是高尚的，但又是抽象、甚至是故意回避问题的。热爱整个世界的人常常与组成这一世界的普通人发生矛盾。 即便李普曼不是一个十足的民主主义者，他也是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醉心于一个更完美的世界的理想。哈钦斯.哈普古德对李普曼有点嫉妒之心，认为他自命不凡，但也发现，李普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对社会充满了青春的遐想。”李普曼的思想急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当时沉迷于“一些必要的反传统主义的思想之中。”现在，他想干一些更富有建设性的事情。那年5月份，正当人们忙着张罗帕特森活报剧时，李普曼认为他必须离开这里，去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他在给格雷厄姆·沃拉斯的信中写道，他想找一个乡间小舍，“那里安静雅然，能游泳，打网球，而且价钱适中。”英国萨里的沃金村便是这样一个地方。1913年6月5日，在壮观的帕特森活报剧大游行的前两天，李普曼与卡特纳一块儿乘船去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