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传——民众之友

我渴望……接近一小部分“民众”，这样，我可以从朋友而不是从导师的地位，向他们展示真正的幸福。 ——李普曼致露西尔·埃尔萨斯，1908年 李普曼在哈佛的第二年春天，桑塔亚纳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要素对他产生的那种微妙的诱惑力被无情地粉碎了。1908年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一场大火席卷了哈佛附近的切尔西城的贫民窟，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李普曼参加了自愿救助难民的哈佛学生组织的队伍。李普曼虽然以前曾经在波士顿黑尔大楼收容所帮助过那里的穷孩子们，但这次救灾是他头一次接触穷人。对李普曼来说，劳工阶层一直是不知姓名的清洁工、警察、店员之类抽象的概念。当他在冒烟的断壁残垣间徜徉时，他第一次看到了贫困这一人类社会现实。 回到哈佛，李普曼把他耳闻目睹的现实与所读过的社会批评家的著作联系起来。肖伯纳的剧作和韦尔斯的小说有了不同的意义。在此之前，李普曼对社会的忧虑还局限于感情和书本上，现在，他则开始怀疑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他开始考虑社会主义。即便在哈佛，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也是胆大包天的事。在李普曼所生活的社交圈子里，这更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种社交圈子里，正如李普曼后来写的，像格罗弗·克利夫兰45这样的民主党人，“人们在家里提到他的名字都会心惊肉跳，”威廉·詹宁斯·布赖恩46则是“从西部来的吃人魔王。”李普曼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及卡尔，马克思的其他一些短文章，但他讨厌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认为煽动群众去搞暴力行动不是实现一个更完美的世界的可取方式。李普曼和那个进步党时代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希望社会变得更加平等，而不是要把整个社会颠倒过来。 李普曼在探索不经过革命而进行改良的过程中，在英国的费边主义者身上发现了合他心意的东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比阿特利斯·韦布和西德尼·韦布组织了费边社。它吸引了一群著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H·G韦尔斯和肖伯纳。费边主义者提倡温和渐进，强调教育的作用，并把其会员限于一小部分“开明人士”。这样，费边主义采纳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以显示合乎潮流，又去掉了各种威胁社会稳定的东西。费边主义者确信，民众是干不出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的，他们主张组织一个由无私的领袖为核心、如韦尔斯所说的“能人的崭新团体”，这个团体主要由负有“强烈使命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这些男女们应使自己的欲望服从于为国家服务，来克服大众化民主所具有的效率低下和偏见的弊病。费边主义之所以对李普曼这样的知识分子具有感召力，是因为它完美无缺地表达了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意愿，那就是要“提高”，而不是“降低”社会水准；要使穷人达到富足的中产阶级的水平，而不是夺取国家机器；并且要把权力交到知识精英的手中。 李普曼钻到怀德纳图书馆的书堆里，贪婪地阅读费边主义的著作，如韦布夫妇的《工业民主国家》和《贫困法报告》，韦尔斯的小说，肖伯纳和H·N·海因德曼47的政论文章。然后，李普曼又苦心钻研未来学家的经典著作，如威廉·莫里斯48的《消息凭空而来》，托马斯·莫尔49的《乌托邦》，以及爱德华.贝拉米50的《回顾》。一次，李普曼在范尼尔堂听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之后对露西尔说，他“整天心里都很激动,”“在美国保守主义的中心，……人们今天竟议论起我们政府的弊病来了，这难道不是一桩足以使你感到需要跪倒在地、给人家叩头作揖的伟大事情吗?”一星期之后，李普曼宣布他要改变信仰。他对露西尔说：“我终于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信仰，我热烈地、无畏地相信社会主义。我并不是主张人人平等，因为那是滥用民主。但我确信，人们应该在一个以宗教为动力、有组织的社会中畅所欲言。”这位年轻的改变信仰者对平等的怀疑，以及把宗教与正义、进步和效率相提并论的做法，是典型的费边主义。 切尔西城的火灾唤起了李普曼的社会意识，费边主义的著作则吸引了他的才智。李普曼决定在哈佛建立一个讨论社会主义的团体。1908年5月，李普曼和另外八个学生成立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俱乐部的宣言说，它要考虑“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人们一致推选俱乐部的组织者、机智善辩的李普曼当主席。俱乐部的第一个正式行动是申请加入校际社会主义协会。该协会是1905年由克拉伦斯·达罗51和杰克·伦敦52成立的一个协调性组织。 这些初露锋芒的费边主义分子在海勒姆·莫德韦尔的宿舍里建立了一个资料室。每隔一个星期，他们便在这里开会，讨论俱乐部成员所写的关于社会平等和非正义的文章。李普曼在投给一份校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有人在凌晨一时鸟瞰坎布里奇，发现五、六群情绪激动的哈佛学生在各个街角激烈地挥手争辩的话，那么就应该告诉他，那天晚上社会主义俱乐部开会了。”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们不仅自己争得难分难解，还常常请人来讲演，如专门从事黑暗揭发53的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全国消费者联盟领袖和妇女运动的先驱弗洛伦斯·凯利、社会党人莫里斯·希尔奎特，《幸福经济》的作者詹姆斯·麦凯，以及查尔斯·朱伯林和B·O·弗劳尔这样的本地作家。威廉·詹姆斯对俱乐部表示祝贺，桑塔亚纳和拉尔夫·巴顿·佩里54也来讲演。在当时的哈佛，一年一度的“玉米糊剧场”演出55还是学生们业余活动的重头戏，这个社会主义俱乐部可谓是个大胆的、离经叛道的组织。李普曼为了吊其他学生的胃口，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耳朵长的人会听到，在哈佛流传着关于私有财产的异端邪说。而十年前，大众媒体会对这种观点同诛共伐，说它是导致无神论、爱情自由化以及惊恐不定的愚民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所有可怕事情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辩论，他们还向哈佛挑战，要求学校停止剥削薪水微薄的校工，允许妇女讲课，并要求校方给一门讲授社会主义的课程授予学分。他们甚至越出哈佛境地，为市政选举拟订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还向州立法机构提出议案。正如李普曼所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消除大学生活中“令人窒息的谨小慎微、低声下气和死气沉沉”的东西。李普曼为新的信仰所激励，他协助成立了社会政治俱乐部，并参加了辩论俱乐部和哲学俱乐部的活动，给他的同学卡顿伯恩办的政论性《哈佛画报》撰稿，也给当时他的社会主义“同志”爱德华·艾尔·亨特所领导的文学性更强的《哈佛月刊》写文章。 李普曼成了煽动造反的人中的一员。按约翰·里德的话说，这些人的目的是“使学生选择立场、滋长愤懑情绪、使学校在每个问题上都陷于分歧。”李普曼就他在坎布里奇社会联盟的工作情况写信给露西尔说：“我非常高兴，这个工作给了我机会，使我正好能在我所渴望的领域里工作，那就是接近一小部分‘民众’，这样，我可以从朋友，而不是从导师的地位，向他们展示真正的幸福。” 李普曼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越来越有把握了，他给校刊写了大量文章，赞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贬低学校在体育方面表现的商人气息，为妇女运动辩护。他在写到主张妇女参政的妇女时说：“她们是没有女士风度，正如波士顿倾茶事件没有绅士风度一样，还有美国内战那般糟糕的打法也是如此。但是很可惜，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事情并不是靠翩翩风度办成的。”李普曼甚至反对哈佛校长劳伦斯·洛厄尔——他在1909年接替了查尔斯·W·埃利奥特——不让新老生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决定。李普曼说，这种做法只是对那些住在芒特奥伯恩街豪华的私人住宅里的富家子弟有利，而且这还意味着“这是以愿意付多少房租、以服饰和传统来划分三六九等，……这是世上存在的同样的社会等级论在哈佛的再现。” 尽管社会主义俱乐部在1909年秋有五十名成员，但是大部分学生对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都不感兴趣。李普曼在《哈佛月刊》上抱怨说：“我们是在黑暗中行进。我们未能把握住自由赋予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职责。我们的意识并不是社会的，我们是‘毫无希望的个人’。”李普曼告诉他的同学说，忿忿不平并非坏事，“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年轻时就‘正统’的人，有可能一辈子都会处在中年人状态。”他甚至企图鼓动更年轻的学生，他在给他中学校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去参加那些死气沉沉的政治俱乐部，让它们都苏醒过来，在大学生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你们会费寝忘食地学习，因为这看起来和那些有趣的重大事件有关系。” 李普曼自己也急于把自己的学业与这些大事相联系，所以并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活动局限在哈佛。多年来，他在辩论方面训练有素，讲起话来绘声绘色，是个出色的讲演人。其他社会主义俱乐部纷纷请他前往，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也邀请他出席会议。该协会于1910年春在纽约举行第一次大会时，李普曼是大会的重点发言人。那年年底，他加入了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他还去其他大学作鼓动演说。 作为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倡导者，李普曼十分高兴地得知，费边主义的发起人之一格雷厄姆·沃拉斯将于1910年春来哈佛讲一学期政治学。沃拉斯与学校的政治学教授不同，他写政论文章，在群众集会上讲演，甚至以英国工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公职。沃拉斯也是费边主义的小小叛逆者。他曾是费边社的指导人，但在1904年，他与韦布兄弟发生了一次争执后，便戏剧性地退出了费边社。对那些仅仅听说过这些遥远而戏剧性的人物的大学生来说，能有机会接触这样一个人物的确非常诱人。当时，李普曼正在哈佛念最后一学期，对此机会期望已久，他与另外六名学生一道，报名听沃拉斯的课。 这位狂热的英国激进分子原来是个羞怯内向的人，常常把他想起的事记在小纸片上，然后塞到口袋里。H·G·韦尔斯形容沃拉斯是一个“不修边幅，有点学究气的人。”沃拉斯是个心灵高尚的教师，在他平淡无奇的举止后面有着一个敏慧和独具卓识的头脑。两年前，他出版了《政治中之人性》一书，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沃拉斯在书中争辩说，政治与人类生活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人们作出的政治上的判断，不是基于明智地权衡事实以及可能的后果，而是和他们作出其他判断一样，是通过本能、偏见和习惯作出的。他争论说，政治学的痼疾在于它不从人性出发，而宁可去看统计数字。 李普曼一直被教导的是，政治学是有关宪法、选举和立法机构的学问。沃拉斯的观点对李普曼来说是一个启示。沃拉斯论证说，如果政治的原则和制度不是基于人类的动机，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沃拉斯教导李普曼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政治学家们，用李普曼自己的尖刻语言来说，“他们谈论美国的民族意志时，就好像它只是一股清水，按照那些制定宪法的开国元老们铺设的银管的方向流动。”沃拉斯是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先驱，但他从未使自己的研究进入无意识的领域。他根本没有想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以用于政治学，而这只能由李普曼自己去完成。但是，正如李普曼几年以后写道，沃拉斯的确开辟了道路，功不可没。“沃拉斯把对政治学的研究还原到柏拉图和马基雅维里对于人道的传统的研究，使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 沃拉斯给李普曼留下了另外两件东西。一件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社会”之中，这个社会的环境如此之大，实际上它是不可见的。尽管沃拉斯自己对这个观点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它却让人们对“人可以认识环境并对环境作出明智的政治判断”这一假设产生了怀疑。十二年以后，李普曼本人在他的《舆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引起了轩然大波。沃拉斯还使年轻的李普曼对他们共同赞同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沃拉斯当时已与费边主义一刀两断，因此他拿不准社会主义是否是社会改良的唯一道路。李普曼也是如此。1910年春，李普曼在哈佛写道：“社会主义的成败要看它在实践中的成果。如果可以表明，公共企业在民主条件下经过试验，并不能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快乐和大众文化产生有利的影响，或者私人企业更优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失败。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不要社会主义也罢。”这番话更像是社会向善论者和自由主义者说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斗士的观点。 沃拉斯把怀疑主义的种子播进了肥沃的土壤。后来李普曼在解释他为何放弃社会主义观点时说：“在使我离开社会主义观点方面，沃拉斯比任何人对我的影响都大。他越来越频繁地、循序渐进地、耐心地向我解释他对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以及人的能力是否可以管理一个庞大的社会的疑虑。”四年之后，沃拉斯在他的《伟大社会》一书中详述了他的疑虑。在哈佛时，他就开始构思这本书，令人惊奇的是，沃拉斯宣称他的学生对他影响极大，并把这本书题献给李普曼。 正如对詹姆斯和桑塔亚纳以及其他很多老师一样，李普曼也使沃拉斯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李普曼具有恰如其分地提出问题、抓住事物本质，以及以彬彬有礼的方式向他的老师挑战的能力。他有魅力、有写作的天赋、有讨人喜欢的态度和相貌，显然是前程似锦。他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对社会主义俱乐部的领导，使他成了公认的人物。有一次，李普曼去“西部俱乐部”作客，这是来自巴雷特·温德尔称之为“俄亥俄大荒原”和它以西地区的学生们的聚会场所。约翰·里德跳起来，鞠了个大躬，然后宣布说：“先生们，这位是美国未来的总统!”举座充满微笑和笑声，然而人们并不抱有怀疑。里德从哈佛毕业几年之后，在他的一首诗中总结了李普曼的前程： 李普曼——稳重、又难以捉摸， 他头脑清醒、文才天纵； 他拨开所有的混乱与谬误， 敏慧的头脑闪电般地飞向真理； 他面容平静， 但眼中却闪烁着天才智慧的火花！ 他静坐在那里，如人所说： “我对死人从不浪费活的语言!” 你是我们无敌的首领! 李普曼对一些人是首领，但不是对所有的人。尽管他具有吸引力，受人拥护，是个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人，但还未被邀请加入《深红》这样的杂志、赛纳特协会56和其他的上流社交俱乐部。正如李普曼的犹太朋友李·西蒙森就哈佛的歧视现象所写的那样：“李普曼是大学生活中所理解的那种局外人。”由于李普曼不能成为哈佛的局内人，他就要当一个出类拔萃的局外人。他在1908年春决定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便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步。在最后一学期里，李普曼采取了一个更具体的步骤。他加入了一群激进的学生对哈佛至高无上的“1770年学会”的攻击。这组织是俱乐部成员们统驭的哈佛的神经中枢，每年春天，该学会从二年级学生中选拔一百多人加入有声望的预备俱乐部。在传统上，俱乐部成员们主宰了学校的社会活动，如体育、文艺、《深红》杂志等，并在大部分班级里担任领导工作。 住在芒特奥伯恩街私人住宅的俱乐部会员与校园内被排挤的人之间的磨擦已经酝酿了有些日子了。1910年春，一些学生向住在“黄金海岸”的俱乐部成员们控制班级领导权的权利提出了挑战。李普曼也置身于这场斗争之中，他在辩论俱乐部的日程里安排了一次关于“校园与那条街”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人们对此兴致极高，竟有八百多人参加，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把演讲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几个人发言之后，李普曼走上讲台，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充满热情的讲话。他指责1770年学会把学校分成派系，对新生灌输势利思想。话讲完了，大厅里鸦雀无声。约翰·里德写道：“就好像他说了一些亵渎神圣的话。”学生们与李普曼握手祝贺，对他说，他们认为他是正确的。李普曼的演讲没有徒劳无益。经过一番苦战，校园的学生们人多势众，把大部分班级的领导权夺了回来。 这虽然是一次惊人的胜利，但李普曼从未就此写过只字片语，而且没有再向以种族和宗教为理由排斥人的歧视制度进行认真的挑战。不管哈佛俱乐部的排斥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他总是把这一切深深埋在心里，从不公开表露。后来，李普曼成了哈佛的督学员、尼曼研究会57的理事，以及哈佛最受尊敬的校友之一，并成了像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纽约的里弗俱乐部这样的上流场所里的犹太代表人物，很多与李普曼同学时对他不屑一顾的人，现在也向他大献殷勤。但屈辱的记忆是无法抹掉的。在他的班级毕业第二十五周年的聚会上，李普曼对他一位同学的遗孀说，她的丈夫是第一个对他诚挚相待的哈佛非犹太人之一。 虽然李普曼再也没有直接讲到哈佛的歧视和俱乐部制度，但他在离开哈佛几年后写了一篇文章，讥讽了一个他称之为“男子艾伯特”的虚构的哈佛俱乐部成员。他以嘲弄的语气写道：“过了几个忧心忡忡的夜晚，他在母亲为之进行的激烈的竞选结束以后，”艾伯特好不容易才进入了所希望的俱乐部。“当我和艾伯特在一年级同学时，我对他还有所了解。我们俩在一起时，他总是个热心肠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跟我不太熟。在选他进入俱乐部的前一个月里，他有好几次根本就不认识我了。”入选俱乐部兹事体大：“艾伯特可以丢掉学位学位，而以体面的失败者的心情一笑置之，但俱乐部却是他的生活目的。” 这篇文章是李普曼对艾伯特们推迟了的报复，这些人伤害他的程度，远比李普曼自己愿意承认的深得多。李普曼不会把艾伯特当作剥削阶级的帮凶而深恶痛绝，而是把他当成一个“讨人喜欢、举止文明，不自觉的势利小人。他对自己圈子外的人一无所知，既无文化，又乏教养，还作茧自缚。这种人只是由于富有这个偶然因素才得以生来就有权有势。”这样说是公正的，但也许还有点酸楚。但是，李普曼和里德这样一些朋友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想推翻统治阶级的激进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方针是在统治阶层中为自己找一处符合他自己条件的栖身之处。 李普曼在本质上不甘心当局外人。他的愤怒从未导致他强调自己的犹太血统，或者使他像他的朋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58或路易斯·D·布兰代斯59那样，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反，遭人歧视的经历却使他更强调同化，以此来回答反犹主义。他确信，社会对犹太人的接受，取决于犹太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白种新教徒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如果说李普曼身为局外人这一点曾经使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后来当他不再是局外人时，他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 李普曼通过他在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工作，结识了波士顿的一些改良主义者，其中有当过一段时间公理会牧师的拉尔夫.艾伯森。艾伯森是个喜欢与女人厮混、乐天随和的人，他解散了在佐治亚州办的乌托邦移民点之后来到波士顿。艾伯森把家安置在贾梅卡平原住宅区一所宽敞的房子里，他当牧师消闲度日，为一家社会主义观点的报纸出谋划策，并参与制定一项叫做“波士顿-1915年”的城市改建工程。一次，哈佛的社会主义俱乐部邀请艾伯森去讲演，作为回报，他邀请该俱乐部的人每个星期天下午到他家里去用茶点。艾伯森喜欢有人听他讲话，很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他的前妻给他留下了三个女儿，现在都正当青春妙龄，他非常希望在这群年轻人中为她们物色未来的夫婿。这些年轻人老拿菲伊开玩笑，因为她迷恋于李普曼。她长得一头金发，才十五岁还谈不上有什么姿色，但是已经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每个星期天下午，这帮社会主义分子和自由思想家都去贾梅卡平原艾伯森家聚会，这已成了惯例。在那里，他们讨论社会平等，抽香烟，喝啤酒，设计他们认为很快就会诞生的社会主义乐园。 李普曼在哈佛最后一年时，艾伯森卖掉了在贾梅卡平原的房子，把家搬到波士顿北边差不多四十英里的西纽伯里。虽然这位牧师常常外出，到城里料理各种业务或者去寻花问柳，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哈佛学生们到他们 称之为“农场”的地方来度周末。最吸引他们的并不是乡间的新鲜空气，而是艾伯森的第二任妻子黑兹尔。她只比他们大几岁。黑兹尔很讲实际，爱玩爱闹，聪明伶俐。她是他们的大姐、同伴，和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者。正如黑兹尔的女友梅布尔·道奇后来谈到她时所说，黑兹尔“的确水平高超，是个高明的调情人。”在梅里麦克河岸边草木繁茂的农场屋，黑兹尔、拉尔夫前妻留下的三个女儿、黑兹尔和拉尔夫生的四个小孩，加上哈佛的年轻人：李普曼、卡尔·宾格、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肯尼思·麦高恩、李·西蒙森、杰勒德·亨德森、欧内斯特·韦斯科特、特德·贝雷等，组成了一个松散、和睦的家庭。 对李普曼来说，黑兹尔是他从未有过的姐姐，他对黑兹尔无话不说，就是对朋友也未能如此。在李普曼看来，黑兹尔是生命的动力，是韦尔斯小说中生气勃勃的女主角。黑兹尔对他关心备至，这一点李普曼甚至从母亲那都不曾领受过。黑兹尔帮他克服使他落落寡合的羞怯戒备的心理。她常常开李普曼的玩笑，叫他“佛爷”，而别人却不敢这样做。黑兹尔这样做，部分原因是由于李普曼当时还是胖墩墩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李普曼给人安静超然的印象。黑兹尔还敢向李普曼指出了很多人认为他吹毛求疵和傲慢的问题。一次，正当李普曼自鸣得意时，黑兹尔直截了当地警告他要注意防止“得意洋洋，浮在事物表面，……自满自足。” 李普曼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类抱怨。几年前，露西尔·埃尔萨斯就责备他，说李普曼对她“说教太多”。露西尔提醒他说：“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并不像你那样自信。”露西尔还警告他不要把人理想化，她在给十八岁的李普曼的信中写道：“你把我想象得比真的我更完美、更高大、更善良。你相信我应该站在高山之巅引亢高歌，……这是不真实的!那太高了!阳光太强!我讲了这些话以后，我几乎认为，我应该要求你宽恕我了!”露西尔意识到，李普曼把别人理想化，最后免不了要大失所望。 每星期日下午，李普曼都在农场与黑兹尔认真地讨论他的前途。现在他再也不喜欢他曾经选择过的道路了。艺术史看来是个学识浅薄的行当，去学法律简直是不可思议。李普曼已经着手为取得哲学硕士学位而努力，而且，作为桑塔亚纳的宠儿，通向学术上成功之途已经打开。但李普曼对学习生活已经厌倦了，更无意置身于桑塔亚纳曾讥笑为“培养未来教授的师范学院”的哈佛研究生院。李普曼对于研究思想概念并为生活做准备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希望能投身于行动的世界之中。 李普曼在校刊的工作以及与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记者的谈话使他确信，写作是他的拿手好戏，只有这样，他才能成名。当时，李普曼除了给桑塔亚纳帮忙，主持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攻击1770年学会，给一些校刊撰稿以外，还兼职帮艾伯森工作。这位牧师通过与“波士顿—1915年”城市建设规划的联系，搞到一些钱，办了一份报纸，取名为《波士顿平民报》。艾伯森是发行人，查尔斯·朱布林任总编。虽然他俩都不懂新闻，但他们对社会改革极为热心。他们需要一个记者，便请李普曼参加他们的班子。 李普曼在接受艾伯森的聘请之前，决定去见林肯·斯蒂芬斯，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听听这位声名显赫的黑暗揭发者是否会提出什么更好的建议。斯蒂芬斯对李普曼的问题答道：“从你个人的角度看，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这份报纸是否会成功，而是将要成为你上司的那位总编辑不是一个明智的人和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波士顿平民报》的人既不怎么明智，也不是什么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但他们的确提供了一个职位，李普曼决定抓住这个时机。1910年5月，他结束了给桑塔亚纳当助手的工作，搬出了韦尔德堂，登上电车，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开始了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