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 许知远 傍晚五点,适合在图书馆里闲荡。人们正在散去,涌向最近的学三食堂。书架很高,我要掂起脚来够得着最上的一排。我喜欢看那些排列在一起书籍,端庄、沉默。它们大多被包装上了黑色的硬壳封皮、扉页上盖上了深红色的印章,上面是篆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并被统一编了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寻找书中磁条的位置,如果取下它,你就可以拿着它大摇大摆的通过门口的测试器。偷书,就像高年级女生的大腿一样,是我们大学时光中永远难以压制的欲望。 我从历史类的书架,转到了传记类,扫过一排排显赫一时的名字,停留在《李普曼传》上。我从书架上取下了它,只是出于对陌生名字的好奇。那时我正乐此不疲的收集人名、书名,仿佛它们是通向一个丰沛、广博世界的捷径。潜意识中,我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我22岁了,仍不知该以何为业,期待别人的生活能给我启示。 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我的住所从28楼的宿舍,转移到北大东门的筒子楼,西郊的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房间,还有此刻的紫竹院,它一直静静的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1984年新华社出版社的版本,包装朴素、翻译精良,售价不过2.60元,图书馆的编号是K837.1254/2。 我记得那个闹哄哄的夜晚,我边吃着食堂的鱼香肉丝,一边摒住呼吸读完了56页。“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二十四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持续了六十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一千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三十多本著作。”这段毫无色彩的简介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职业模式吗——以言论为业,高产,创作生命漫长,很早进入舞台中央,并将影响力持续到生命终止…… 那真是个一厢情愿的年纪,我丝毫不理会主人公所成长的国家与时代,不想了解他内心的挣扎与绝望,只期待能复制他的名声与影响力。他评论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对赫鲁晓夫、戴高乐提出外交建议,和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凯恩斯、肖伯纳讨论问题,他以镇定自若的口气教育几代美国人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此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 这本传记就像个迷人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变化,我开始欣赏她的不同特质。大学三年纪时,我一口气读完了前56页,因为它主要是李普曼的大学生涯,那是1910代的哈佛,李普曼和他的同学们致力于探讨和实践各种新思想,他们创办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凌晨一点的街头争吵,在《哈佛月刊》写出这样的句子:“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就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我还倾慕那样的时刻,年迈的威廉?詹姆斯在早晨敲开19岁的李普曼的宿舍门,告诉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多么的好。哪个青年不期待在人生刚刚展开时,有一个强有力、值得信任的前辈的指引呢? 毕业时,我成为了一名记者,李普曼创办《新共和》的故事,开始被我不断的重读。我总是在对别人说,要用一种新知识的精神,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并描绘她的未来。这种话语不正是赤裸裸的借用自李普曼和他的同伴们对《新共和》的定义吗?连我那不可救药的进步主义情结,也来自那时代。艺术家、作家、政治人物、花花公子、流浪汉,都沉浸于一种乐观情绪中,相信他们将寻找到一种新方式来缔造一个新社会,李普曼寻找的角度是政治评论,就像他自己写道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它。我们是争取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动力”。我总在想象那样的画面,“他们一边吃面条,喝廉价的果子酒,整夜整夜地辩论精神分析学和社会主义问题。” 我的阅读在此后就开始停滞了,罗纳德?斯蒂尔这本传记原名是《李普曼和美国世纪》,其中大量篇幅在描绘分析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它正是李普曼成就的重心。但在好几年中,对此缺乏兴趣。令人发笑的是,当我开始为一家报纸撰写国际政治评论时,我开始经常提到李普曼,但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只言片语。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在一本普利策奖的作品集中,读过他的一两篇关于苏联的评论,但它们没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所以,我关于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这本传记。他在这阶段给我的至深影响是他对于大众的怀疑,他对于深入分析的钟爱,他不信任那些沉湎于事实揭露的新闻记者,他像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大众报纸上写作,而不顾及是否读者能够理解,还有他对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控制不住的喜爱……他的这些洞见(或者偏见)都深深地植入了我刚刚开始的写作。 李普曼在青年时代的进步与乐观情绪,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自身年龄的增长,在1920年代开始幻灭,他变得更谨慎、不动声色。而我对国际政治的热忱在四年后变得意兴阑珊。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接近事件的核心或者权力人物,那种借助二手、三手资料再做综合性的分析,像是一个自我沉溺的文字游戏,它没什么影响力。但即使如此,这本《李普曼传》还是经常进入我的视野。在一些突然心灰意懒,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焦虑的时刻,我会在再度翻起它。 我开始喜欢阅读他的爱情故事。在他的过度冷静的外表下,是一颗孤寂的心。结婚多年的他爱上了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并最终和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他1937年5月给这位新情人的信中写道,"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是我看到的最动人的情书了,或许那天下午他仍在评论欧洲的最新局势。 我也开始喜欢他的晚年时光。到达声誉的顶峰之后,他的身体、思维和名声开始不可避免的下滑。一个终身依靠清晰逻辑生活的人,必须要习惯头脑的逐渐混乱,手不停挥的写作了六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难以把握那些词句了……但是,即使在周围世界正在坍塌时,他仍竭力保存那一贯的自尊。在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葬礼前两天,他一直在房间里练习行走,他不愿意在葬礼上以坐轮椅上出现。对于这个场景,罗纳德?斯蒂尔写道:“他瘦得出奇,漂亮的颧骨突出在松弛的皮肤下,他形销骨立,黑色上衣在身上晃晃荡荡。他看起来极为孤单……但他蔑视这种帮助。” 距离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的发现,将近10年过去了。看起来,它还会再伴随下一个10年。令我兴奋的东西逐渐开始转移,如今我越来越期待知道这样一个热衷于秩序、高度理性人,是如何控制内心深层的矛盾感的。他怎样对待自己的犹太身份的,一个恪守传统道德原则的人,是如何接受那段惊世骇俗的恋情的,他是如何在独立性和对权力的钟情中找到平衡的…… 我像描述一段恋情一样,回顾了我和一本书的关系,我甚至不记得它有什么缺点。这种絮叨,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或许远大于对于读者的启发。 这是我对这本再版的《李普曼传》的序言。对于一生献给公共写作的传主来说,这样的介绍是一种显著的不协调,这种矛盾的也存于传主的公众形象与真实的内心之间,它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