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三章 童年，少年，青年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这个家庭的二儿子。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他像所有俄国婴儿一样裹在襁褓里，而且我们还知道，他是由奶妈喂养的。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只给大儿子米哈伊尔喂过奶；其他孩子都被交给了临时雇来的农村奶妈，因为他们母亲的胸部有些不适，这可能是导致她死亡的肺结核的前兆。安德烈说，由于这个原因，米哈伊尔是她最喜欢的儿子；也是她在写信时用名字称呼的唯一孩子。人们可以想象这激发了米哈伊尔与排行老二的费奥多尔之间的激烈竞争；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两人相互有什么敌意。据安德烈观察，其原因在于，“甚至还在童年时期，大哥米哈伊尔就不如弟弟费奥多尔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勇敢大胆，如同我们的父母所说，费奥多尔做什么事情都干劲十足”。［1］正是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米哈伊尔或多或少心甘情愿地在费奥多尔面前退居次席。例如，当弟弟妹妹玩“印第安人”——费奥多尔发明的一种他在其中充当部落首领的游戏——时，他用自己的彩笔为他们化装而不参与其中打来斗去。后来，他在六十年代初期扮演大致相同的角色，为弟弟创办《时代》（Время）杂志持续提供资金支持，并在费奥多尔忙于编辑职责时主管杂志的营销业务。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生活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精心安排，这种模式曾经被安德烈描述过。全家人早晨六点准时起床，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上午八点去医院查房。接着整理收拾房间，以便九点他回来时家里显出白天的条理。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用上午剩余的时间外出巡诊，去看他在莫斯科的那些私人病人，这一段时间孩子们被安排上课。几乎一离开摇篮他们就开始学习阅读了，来家上课的家庭教师教他们，哥哥姐姐也教他们；在本该尽情享受无忧无虑、不负责任的快乐童年时，他们的生活难得出现长时间的轻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奥列斯特•米勒 记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回忆，“……他们［孩子们］很早就在严格的监督之下上课学习。四岁时他已被安排坐在书本前面并被严肃地告知：‘学习！’”［2］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中午十二点左右回家，肯定会询问孩子们作业完成的情况，接着，午饭在一点端上来。饭后他要离开餐厅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午睡，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一个半至两小时。在夏天的那几个月，经常指定某个孩子坐在这位睡着的家长身边用一根每天为此新砍的树枝驱赶苍蝇。安德烈对当时的极度紧张记忆犹新，驱赶苍蝇需要尽量安静地长时间坐着，还要努力确定睡眠者没有被惊动。因为，如果睡眠者受到惊动，不幸的犯错者就会被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顿。 下午四点，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喝茶，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返回医院。傍晚在起居室里度过，通常点上两支牛油蜡烛；白蜡烛只有请客时才用，某个家庭假日或宗教节日也会用。每天晚上吃饭前，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没有因为病人忙得不可开交，他就会为孩子们朗读。晚上九点全家人共进晚餐，吃完饭孩子们在圣像前祷告，然后上床去睡觉。“我们家按照一经确定便一成不变的某种常规过日子，”安德烈说，“一天接着一天重复进行，非常单调。”［3］费奥多尔也是从小就按这种常规生活的——拥挤、阴暗的住处造成了肉体上的痛苦（“低矮的天花板和狭窄的房间压迫着思想和灵魂，”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说），在父亲严厉监督之下做作业的沉重压力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这种常规把两种痛苦融为一体。 当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描绘成完全没有乐趣的时光应该说并不准确。毫无疑问，严冬季节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室内；但是，当天气状况允许时，他们可以去医院绿树成荫的宽阔走道上玩耍，康复中的病人也在这些走道上散步。在保姆警惕的目光注视下，他们可以在那里与其他医院员工家的小朋友们嬉耍玩闹。不过，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对于他们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举止一直都有严格——和强制性——的要求。因为害怕打中其他散步者，禁止任何形式的抛球游戏，所有喧闹、粗暴的行为同样受到严厉禁止。肯定是由于社会原因，与正在康复的成年病人谈话也被禁止。这些病人都是慈善团体的救助对象，来自这座城市的底层社会。但是据说，未来将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艰难处境记录者的费奥多尔违反了父母的这一禁令，他在强烈的好奇心和过早产生的对于不幸者的同情心的驱使下随心所欲。 在天气暖和的季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经常还会在傍晚去离医院很近的森林里散步。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亲自带领大家散步，孩子们因此被看得很紧；任何跳跃或奔跑，任何具有活力或者生气的表现都是不被允许的。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认为孩子们可以无所事事虚度时光，即使是在进行这些家庭娱乐活动时。安德烈描述了他利用这种时间教孩子们学习几何的情况。他用莫斯科街头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图案说明角度的不同种类。努力工作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不断地被灌输到孩子们的头脑里；因此，尽管父亲没有对他们施行过体罚，但是，他的高度警觉作为一种威胁一直笼罩在他们头上。也许，当四十年代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朋友亚诺夫斯基医生谈起“童年艰难而悲哀的生活状况”［4］时，他想到的是我们已经勾勒出其轮廓的这一类“情况”，而不是各种各样的传记作家根据陀氏小说所提供的样板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臆造出来的那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事情。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的一大问号是，他后来所患的癫痫有没有任何早期的迹象，有没有任何特定的事件或事件组合预示了他的心灵创伤。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给予明确的否定，因为在我们使用的原始资料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述我们的确了解到，一八三一年他十岁时曾经出现过幻听——但也仅此而已。可是，某些假定的“事实”已经被巧妙地添加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的传说中，在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处理。这种传说的根源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篇著名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而弗洛伊德这个名字的声望也给他所引用的所谓“事实”打上了“科学”的体面印记。不过，这些“事实”顶多只能被证明为极不可靠，要不干脆就是搞错了。 如同弗洛伊德所构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说”的起源是奥列斯特•米勒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所著授权传记（1883）中的一条吊人胃口的脚注。米勒在自己撰写的那一部分中写道，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与“一份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疾病的非常特别的证据”有关系，这份证据“涉及他的童年并且将他的童年与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家庭生活中的一起悲惨事件联系了起来”。［5］弗洛伊德显然是在写他那篇文章之前（他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二八年）早就偶然发现了这条脚注的译文，而且还在一九二〇年写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提到过它。“在一本陀氏传记的某个地方，”他写道，“我看到一段内容把这个男人后来的不幸归咎于他在小时候曾经受到父亲非常严厉的惩罚——我模糊地记得‘悲惨的’这个词，我记得对吗？当然，出于‘慎重’，传记作者没有说事情的原因是什么。”［6］根据其进一步的评论，在《最初的经历》——茨威格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作品均涉及儿童和青春期少年的性萌动——的作者看来，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事情的原因”可能意味着这种“童年背景”的意义不一定非得说明不可。显然，弗洛伊德正在按照自己的理论解读这一条脚注，并且将其暗含的意思变成了对某种童年性过错进行严厉惩罚（也许是对手淫的惩罚，这可能导致形成严重的阉割情结）的隐喻。 当然，关于这条脚注的真正含义见仁见智；不过，看上去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它源于一八三九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被其农庄的农民杀害那件事（关于这场所谓谋杀的近期研究成果见本书［边码］第86—87页脚注）。这场谋杀被当作秘密精心保守起来，一九二一年以前一直不为公众所知。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八一年去世之后不久，关于它的流言开始传播；这些流言将其第一次癫痫发作归咎于这一“悲惨事件”。为了后面的论述，我们应当忽略这个问题： 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癫痫发作与其得知父亲的死讯在时间上吻合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在这里，我们只是希望确定，这条脚注提到的事情十有八九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八岁时，当时他已不是儿童（尽管到奥列斯特•米勒撰写这条脚注的一八八三年，四十多年之前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可能更像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此外，这件事情与心理上的性创伤毫不搭界。 一九二〇年弗洛伊德可能还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被害一事；但是，到了一九二八年，这件事情已广为人知。实际上，根据家庭传说，他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患上癫痫的直接原因。不过，弗洛伊德似乎没有注意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被杀事件的掩饰与这条令人费解的脚注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继续坚持多年以前形成的看法，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发生过一次“悲惨事件”。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专门引用这条脚注作为这种童年心理创伤的证据，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地再次暗示米勒的“慎重”向“传记作者和科学研究人员”隐瞒了事件的“真正”含义（即性含义）。［7］正是根据这种没有引证任何其他资料的臆断，他自信地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对费奥多尔“实际上特别粗暴”（着重体为本书作者所加），因此，除了因恋母情结而产生的对于父亲的正常敌意之外，这个男孩逐渐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针对父亲的死亡愿望。在弗洛伊德看来，当这种死亡愿望从想象变成现实时，它（被某个倾向于双性恋因而倾向于受虐的自我所同化）与某个（结合了施虐狂父亲所有严酷和残忍的）强大的超我之间的内心冲突引致第一次癫痫发作。 为了证实这一判断，弗洛伊德引述了两个“事实”，认为它们可能揭示一些能对这种死亡愿望说明问题的症状。“我们有一个可靠的起点。”他写道，“我们知道早在‘癫痫’发病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所经历的最初几次疾病突发的含义。这些疾病突发具有死亡的意义；它们以某种对于死亡的恐惧为前兆，呈现出似睡非睡的昏迷状态。当他还是个孩子时，这种病情首先让他突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忧郁，那种感觉如同后来他对朋友索洛维约夫 所说，好像他马上就要死了一样。而且随后出现的实际上正是一种类似于真正死亡的状态。他弟弟安德烈告诉我们，甚至还在很小的时候，费奥多尔总会在睡觉之前用小纸条留言，说他害怕自己夜间可能陷入这种像死去一样的昏睡，因此请求务必把他的葬礼推迟五天举行。”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恐惧表明了一种对于他希望其去死的那个人的心理认同，并且把它们解释成为“由于产生了想让可恨的父亲去死的愿望而进行的自我惩罚”。［8］ 但是，显然是由于急欲为他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与假定的弑父冲动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理论找到生平方面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所掌握的资料不足，弗洛伊德不幸再次受到误导。在索洛维约夫的文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明他谈到的那种体验大约出现在“去西伯利亚的前两年”——因此应该是一八四六年；这个时间与突然出现的一次严重的神经紊乱时间吻合，我们另外从他当时所写的信中知道了这次神经紊乱。［9］同样，安德烈所提供的关于留言小纸条的情况也不像弗洛伊德想象的那样发生在童年；在安德烈再现童年时光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任何纸条。相反，他提到这些纸条的那段文字明白无误地记录的是发生在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九年间的事情。我们从其他资料来源了解到的关于这些纸条的情况所涉及的时间也都是在四十年代中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是在一八四六年出现那次神经紊乱之后开始写这些纸条的。［10］因此，没有任何证据对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的“传说”予以证实： 弗洛伊德的文章包含了一些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虐和负罪人格的说法，米勒的脚注没有这个方面的内容，索洛维约夫或安德烈同样没有提到过；而他所建立的那一份试图用精神分析术语“解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历则纯属虚构（详见本书附录）。 一八三一年，在他们的父母买下达罗沃耶的一小块土地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四年时间，费奥多尔和米哈伊尔每年与母亲一起在那里待四个月；在这四年以后，因为要上学，他们只能短期到那里去，待上大约一个月。脱离了父亲的严厉监管，在母亲温暖慈爱的监护下生活，乡下这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孩提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当他后来对他的第二任妻子说他曾经有一个“快乐而平静的童年”［11］时，他想到的肯定是在乡下度过的这几个月，在乡下，他摆脱了父亲那些禁令的威胁和城市生活压抑禁锢的烦恼。对幸福童年的回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非常罕见，少有的几处不是被安排在某个村庄（《穷人》），就是被安排在乡下的某个庄园（《小英雄》、《斯捷潘奇科夫村》）；在感情上，不愉快的回忆与城市生活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在第一次去乡下的时候，”安德烈写道，“而且后来每一次下乡都让我感到欣喜若狂。”［12］当每年春天马车在挽铃的叮当声中离家驶往达罗沃耶时，当最初还让人陌生（后来让人喜爱）的乡村景色开始展现在眼前时，活泼而敏感的费奥多尔肯定体验到甚至更为强烈的相同感觉。 安德烈具有启示性地回忆说，达罗沃耶的环境“非常宜人，风景如画”。［13］В.С.涅恰耶娃比较客观，她对村庄周围景色的描述是“沉闷而单调”；［14］不过，安德烈的感觉无疑代表了孩子们对广袤的大地和一望无际的连绵地平线所体现的自由的无限可能性的快乐反应。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住在一幢不大的村舍里，村舍有三个房间，茅草屋顶，被一丛古老的椴树掩映着。村舍旁边有一片名叫布雷科夫（这个名字后来在《群魔》中被用于斯塔夫罗金进行决斗的那片树林）的白桦林，由于费奥多尔经常用大量时间在这个树林深处漫步，因此它被家人称为“费佳 的树林”。多年以后，他想用热诚的语言描述小时候的这种漫步：“我一生最喜爱的东西莫过于树林，连同树林里的蘑菇和浆果，昆虫和小鸟，小刺猬［人们应当记得，在《白痴》中，阿格拉娅送给梅什金公爵一只刺猬作为重归于好的象征］和松鼠；我喜欢枯叶潮湿的气息。”［15］ 在乡下居住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俄国农民（以前他只认识自己家的仆人，他们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并且养成了仆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如同我们所说，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是一个管理有方的仁慈地主，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与村子里的其他人以亲密的关系友好相处。孩子们可以在没有人监护的情况下到处走动，也可以在玩耍时找农奴的孩子帮忙。的确，如同安德烈多少有点羞于承认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并非没有宣称自己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把农奴的孩子当作仆人和帮手使唤（例如，为他们用来在池塘里碰运气的鱼线装鱼饵）。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发生在某些更大、更富有的庄园的情况那样，用任何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把自己与农奴的孩子分隔开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还可以与田地里年龄更大的农民自由交往，甚至可以帮他们干活儿——当然那是玩耍的性质。据安德烈说，有一次，费奥多尔跑了两俄里回村子去给在地里干活儿的一位农妇打水，她想给她的婴儿喝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的书信之一——写给父亲的一封信的信末附笔——显示了他对庄园收成的密切关注。“我们回家了，最亲爱的马明卡，”他在十三岁时写道，“剩下的庄稼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我想，你已经收了一些荞麦了。”［16］小时候与农民之间这种无忧无虑的关系肯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后来的社会观念产生了影响；也许可以说，他的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受过教育的各个阶层与他小时候所熟悉的、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的农民之间建立同样和谐融洽的关系。因此，尽管除了《死屋手记》之外他几乎从不描写俄国农民，但是，在一位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目光敏锐的旁观者（彼得•谢苗诺夫伯爵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1827—1914），俄国地理学家和统计学家，主持俄国地理学会达四十多年之久。谢苗诺夫出身于贵族家庭，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当年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秘密聚会。）看来，童年时期的那几个夏天使他比大多数地主贵族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有意不让他们与农民交往”——“更密切地接触了农民，接触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谢苗诺夫关于贵族生活一般习俗的言论可用下面这一段话来描述，它引自托尔斯泰出生于一八八六年的二儿子伊利亚的回忆录。“世界被分成了两部分，”伊利亚写道，“一部分由我们自己组成，另一部分由所有其他人组成。我们是特殊的人，其他人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当然，错误地坚持这种观念的主要是妈妈而不是爸爸，但是他也严密地监视我们不许与村子里的孩子们来往。他在很大程度上对反复灌输给我们的毫无理由的傲慢和自尊负有责任，而且我发现，我很难摆脱这种东西。”引自爱德华•克兰克肖，《托尔斯泰： 成为一个小说家》（纽约，1974），第253页。——原注［17］ 关于他哥哥在达罗沃耶的情况，安德烈的记述使我们第一次隐约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的某些特征。他不仅显示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并且继续在比较消极被动的米哈伊尔面前占上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他有某种考验自己的需要以及通过冒险激发自己的勇气和感受力的需要。在达罗沃耶周围的农村，许多沟壑——过去的一条河床的遗迹——纵横交错，那里是蛇出没的地方，偶尔还会有狼蹿来蹿去。孩子们受到母亲的警告，不许他们去那种地方，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费奥多尔怀着某种微妙的恐惧深入“费佳的树林”。他在初版的《穷人》中用一段文字吐露了这种行为的感觉，后来在修订版中删去了。“我记得我家院子后面有一片树林，茂密，苍翠，枝叶荫蔽，漫无边际，郁郁葱葱。……这片树林是我喜欢去散步的地方，但我不敢走得太远……仿佛有人在里面叫喊，仿佛有人在里面召唤……树林里遍布平滑的树桩，更隐蔽，更稠密，沟壑在树林里开始出现（着重体为本书作者所加）。……它变得令人厌恶和恐惧，周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死寂；由于某种朦胧的感觉，内心深处不寒而栗，于是你继续，继续小心翼翼地向前走。……那一片树林，那些诡秘的散步和那一种感觉——愉悦感、孩子的好奇心与恐怖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在我的记忆中刻骨铭心……”（1∶443） 安德烈详细叙述的另一件事肯定也曾经使费奥多尔不寒而栗，而且看来具有象征性和预言性。紧挨着那片白桦林有一个墓地；墓地边上是一个装饰着圣像的年代久远的小教堂。这个教堂从不锁门；结果有一天，在与女仆薇拉——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发生争吵的那个同样“活泼而且充满生气的人”［18］——一起散步时，孩子们进入教堂，拆下圣像，由薇拉带头，在外面举行了一个模拟的宗教仪式，唱赞美诗和祷告应有尽有。这种令人震惊的渎神行为重复进行过两三次；但是，消息传到了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的耳朵里，她制止了这种行为，并且把孩子们训斥了一顿。人们想知道的是，薇拉是否像安德烈所宣称的那样要对整个事件负责；活泼好动而且富有创造性的费奥多尔曾经发明了另外那些游戏，他是否可能在这个游戏的发明过程中没有那么积极主动。他始终对渎神的诱惑既着迷又恐惧，因此，他的所有小说巨著总是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涉及这一主题。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过，斯梅尔佳科夫小时候曾经偷偷地把猫吊死，然后模仿宗教仪式为它们举行葬礼。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在达罗沃耶度过的那几个夏天念念不忘，一八七七年，自童年以来第一次回到那里旧地重游之后不久，他提到“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深重影响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19］他所知道的那里的地名和人名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已经提到布雷科夫树林），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最多，当时他开始后悔回去体验儿时生活环境这件事情做晚了。切列莫什尼亚这个村名被用在老卡拉马佐夫为了卖掉某块林地而送给儿子伊万的那座庄园上。格里戈里•瓦西里耶夫是达罗沃耶一个很不称职的农民监工的名字，它也成了老卡拉马佐夫那个虔诚、倔强的仆人的名字。村里有个名叫阿格拉费娜的傻女人，不是痴呆就是弱智，常年生活在户外，隆冬季节则由这个或者那个农家强行收留度过寒冬。她显然是遭受同样不幸命运的莉扎薇塔•斯梅尔佳科娃的原型：尽管有病，她仍然怀孕并且生下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安德烈描写她不停地喃喃自语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不理解她那死去的孩子为什么要被埋在墓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写的另一个傻女人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完全一样。 这几年的另一些印象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农民马列伊——这个人将被进一步讨论——的描写中看出来，也许还可以从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接受预审期间著名的系列梦境中看出来。一八三三年春天，达罗沃耶发生了一场火灾，村子大部分被烧毁；当年孩子们到达那里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整个庄园看上去像一片废墟，”安德烈写道，“到处竖立着烧焦的木桩。”［20］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为德米特里的梦境借用了当时的印象：“不远处是个村子，他能看见那些阴暗的小木屋，大部分木屋被烧毁了，只有烧焦的房梁竖在那儿。当他们驶进村子时，一些农妇站在路旁，农妇很多，站着有整整一排，所有人都瘦弱苍白，面孔呈现棕褐色，尤其是站在边上的一个瘦削的高个子女人，看起来有四十岁，不过可能只有二十岁，她长着一张尖瘦的长脸，怀里还抱着一个哭泣的婴儿。她的乳房看上去那么干瘪，里面不会有一滴奶水。孩子则在不停地哭啼，伸出赤裸的小胳膊，两个小拳头冻得发紫。”（Ⅹ∶178）面对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景象，充满德米特里内心的无限怜悯暗示着他已经开始了精神转变的历程。安德烈没有提到类似的人群，但是，在陷入困境时为了向主人求助，村口出现这样集中的人群并非完全没有可能。给每户农家发放了五十卢布（当时是一笔数额可观的钱）借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而这笔钱未必能够得到偿还。 一八三三年，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第一次离家去一所私立走读学校念书；一年后，他们被送到莫斯科最好的寄宿学校切尔马克学校上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少年》中描述了这所寄宿学校，他把自己上过的那所走读学校的名字稍加改动（将苏沙尔改为图沙尔）作为寄宿学校的名字。小说的叙述者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是社会上层的贵族父亲与农民母亲的私生子。在这所寄宿学校里，阿尔卡季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耻辱身世，同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他没有权利要求得到父亲的家人应得的尊重。因为在这里，他当众受到羞辱，被与其他“出身体面”的孩子隔离开，平均一个月遭到一次殴打，当然还被同学们非常看不起。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更多来自狄更斯的作品而不是来自现实生活；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儿子遭受过任何类似于阿尔卡季所遭受的那种待遇都是荒唐可笑的。但是，所有相同的类似情节可能包含着个人经历的某种精髓。苏沙尔学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实际接触外部世界，第一次跨过家庭圈子的保护线。而且可能从那一刻起，他开始对自己家人所宣称的世袭地位的虚幻作出评判。 不管怎样，为上寄宿学校进行的准备因为一段让两个大孩子特别难受的经历而出现波折。苏沙尔走读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由苏沙尔家族成员讲授的，其中没有人懂拉丁文。但是，切尔马克学校要求掌握这种语言，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决定亲自为孩子们补这门课。给儿子上拉丁文课让安德烈真切地见识了父亲那动辄发火的暴躁脾气。“当［我的］哥哥出现最微小的错误时，父亲总是怒不可遏，大发雷霆，说他们是懒汉和笨蛋；最极端的时候——尽管比较少见——他甚至中断还没讲完的课程，这被认为比任何惩罚都严厉。”［21］在家里上课时，孩子们通常与家庭教师一起坐在桌子旁；可是在上拉丁文课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要求儿子从头到尾直挺挺地站着听课。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他已经决定让他们加入某个军事部门，因此正在努力使他们适应严格的军事纪律。毫无疑问，如同安德烈所说，他的“哥哥非常害怕上拉丁文课”［22］，但是，这种恐惧也可能还掺杂着对于父亲严重干涉他们未来生活的担忧。 从家里到学校，尤其是到寄宿学校的转变对费奥多尔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尽管父亲经常突然发火，家里仍然是个舒服自在、熟悉亲近的地方，而且还能不断从母亲那里得到安慰。对比之下，学校里的新环境让人陌生和害怕。我们可以用《穷人》女主人公的话表现其创作者可能出现的反应。“第一次与陌生人在一起时我有多难过呀！……它那么严格，那么苛刻！每件事都有规定的时间，伙食大家也一样，教师个个令人讨厌——这一切最初让我备感烦恼，饱受折磨。……我坐下来学习法语翻译或词汇，身体一动也不敢动，心里一直想着我们的小家，想着爸爸，想着妈妈，想着我们的老保姆，想着保姆讲的故事……”（1∶28）这样的感觉和细节具有真实经历的效果。对入学之初的另一段回忆也许隐含在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被同学们团团围住的场景中，他们“硬把他的双手扳开，冲着他的两只耳朵喊脏话……”（Ⅸ∶23）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在农村住过，因此肯定熟悉真实的生活；但是，大人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接触有关不道德行为和性变态的知识。进入切尔马克学校之前，安德烈先去上了莫斯科的另外一所寄宿学校（基斯特尔学校），他记得是他的同学令人厌恶地让他初次接触了这种事情。“没有低级下流的东西，没有可恶的不道德行为，对刚刚离开家的单纯孩子不讲这些事情。”［23］ 只有一段单独的记述使我们得以一瞥上学期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记述是医院大院里的一个小伙伴提供的，他也在切尔马克上学。“到学校的第一天，”他写道，“因为觉得自己不幸离开了家人，我陷入一阵软弱无力的绝望，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作为一名新生，还要受到他们的嘲弄。课外活动时，在四周转悠的人群中，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玩赶走坏蛋的游戏。一看到我他马上走了过来，然后开始安慰我——很快他就成功地达到了让我完全放松的目的。他经常在下课之后来看我，指导我写作业，还在课外活动时给我讲激动人心的故事缓解我的悲伤情绪。”［24］ 这种行为模式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保持不变的两个方面： 坚定的独立性和亲自干预违背其道德准则的事情的主动性。他拒绝欺侮戏弄无助的新生，即使这是男生当中所流行的野蛮仪式；他愿意挺身而出保护无助者和受欺负的人。他讲述激动人心故事的能力同样值得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立性和有主见不仅在与同学的关系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与父亲的关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安德烈告诉我们，费奥多尔有时过于固执己见，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总会以饱经世故的口气说：“真是的，费佳，管住自己，你要惹麻烦了……迟早你要戴上红帽子”［25］——也就是戴上俄国军队囚犯部队的帽子。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于一八五四年从苦役营获释后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服过役。 这几年的校园生活像先前的童年生活一样例行公事般地一成不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两个大孩子周末回家，《穷人》中的一段内容也许再次有助于表现他们与家人重聚的热闹欢乐气氛。“我欢天喜地地回到家，拥抱亲吻每一个人，仿佛分别了十年似的。说东道西，聊个没完。”（1∶28）安德烈同样记得每星期六他所感到的“真正的快乐”，“在寄宿学校令人厌恶地度过一周封闭生活之后，我在家人当中度过一天半的幸福时光。……”［26］这种日子的午餐吃得时间比较长，脑子里装满了一周事情的孩子们抓紧时间向父母讲述他们的感想和反应。然而，重聚开始时的兴奋劲儿一过，除了读书之外别的几乎不做什么，再就是指导弟弟妹妹做上个星期布置的作业。探亲访友仍然只限于看望直系亲属；与他们年龄相仿的来访者极少；既不允许两个大孩子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外出，也不给他们零花钱。不过，这种限制只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习俗而已。托尔斯泰同样不得独自外出，因此，他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出游是十六岁时偷偷进行的，为了这次冒险的花费他向仆人借了点钱。 只有一位朋友曾来探访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安德烈提到过他的名字，如同我们所知，他给安德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朋友名叫万尼亚•乌姆诺夫 ，是家里一位世交的儿子，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大一点，他上的学校在俄国相当于一所公立高中。乌姆诺夫还有文学方面的爱好，而且很可能用他对世界现实的丰富知识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他把被书报检察官封杀的沃耶科夫 的《疯人院》的手抄本借给他们，这是一首模仿蒲柏的《群愚史诗》 而作的针对当时俄国文学和社会统治精英的讽刺长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熟知这首诗中大量刻画人物性格的讽刺性警句，后来将其中的一些用于描写他们的父亲。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喜欢这首诗的犯上不恭，起初以为它只是某个学生的胡闹之作，但在确信这首诗出自一位著名作家之手以后，他指责它“不成体统”，因为它“含有涉及上流人士和重要作家的不当内容，尤其是涉及了茹科夫斯基 （他本人喜欢的诗人）”。［27］不过，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继续经常吟诵这首诗的诗句，并且明显爱不释口，以致安德烈直到十九世纪末仍然能够想起其中的一些来。显然，费奥多尔不像父亲那样对既有的权威怀着敬意，乐于看到他们被人嘲笑和奚落。 多年以后，万尼亚•乌姆诺夫的名字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大罪人传》所作的笔记中，同时出现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少年时代的大量其他生活细节和相关内容。但是，所有这些细节只被用于详细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创造的小说人物的生活背景，这个人物甚至还是个孩子时就已开始从事最疯狂、最极端的冒险活动，因此，不能随意发挥想象力把他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认为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生活和那一样。不过，与乌姆诺夫有关的内容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开始觉得这个稍大一点的老成男孩是个竞争对手。例如：“乌姆诺夫，熟知果戈理。”［28］为了产生更有历史象征性的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果戈理代替沃耶科夫，还代替他们从乌姆诺夫那里听说的另外一位不太重要的作家（叶尔绍夫 ）。另一条笔记强调了年轻的“大罪人”与乌姆诺夫之间的竞争。“他遇见乌姆诺夫，后者向他证明自己知道的比做的多。回家以后他对瘸腿女孩说，乌姆诺夫是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傻瓜；他打了瘸腿女孩一顿，还从此开始寻求与乌姆诺夫交往。”［29］第二句话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乌姆诺夫的妒忌及其因不愿承认后者的优势而进行的斗争变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符合其打算塑造的人物的性格。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与整整一代文学竞争对手作同样的斗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生活的最后几年因母亲患病而蒙上阴影。一八三六年秋天，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明显迅速地丧失了体力；很快，她甚至不能梳理自己浓密的长发，于是不得不将其剪短。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每天都与包括主任医师在内的同事进行会诊，探病的亲戚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这是我们童年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安德烈写道，“那当然！我们随时可能失去母亲。……父亲悲痛欲绝。”［30］临终之前，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恢复了知觉，她让人拿来主的圣像，为孩子和丈夫祈福。“那是一个伤感的时刻，我们大家都哭了，”安德烈回忆说。［31］母亲临终时的虔诚和彻底宽容肯定也让费奥多尔刻骨铭心，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与之类似的临终场景。 然而，这不是在家生活的最后两年唯一一次困扰费奥多尔的迫在眉睫的家庭危机，他还知道，他注定要去从事一种他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已经决定让他的两个大儿子去当军事工程师，因此，他在一八三六年秋天通过他的医院上司为他们向公费的圣彼得堡工程专科学校递交了入学申请。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都一点不想当工程师；两人梦想着文学带来的名誉和财富；然而，一旦父亲的申请被学校接受便覆水难收。这一决定无疑引起孩子们的强烈不满和敌意，尤其是性格暴烈的费奥多尔；但是，父亲在家反复对孩子们的训诫减弱了这种不满和敌意。“他经常一遍又一遍地说，他是一个穷人，”安德烈注意到，“他的孩子必须准备自食其力，特别是年幼的几个孩子，在他死后他们将会陷入贫困，等等，等等。他这些话描绘了一幅悲观的前景！”军事工程师的职位提供稳定的经济收入，尤其是对那些毫无顾忌地收取一点额外好处的人来说，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当然认为，他正在为自己的子女做出他所能做的最佳安排。就这样，出于为某种未来考虑的需要，费奥多尔身不由己，然而，这种未来与他的性格爱好格格不入，并且违背他的个人愿望和志向。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几年的少许情况来判断，很可能他早就开始因为家庭生活的压抑气氛以及必须屈从于刻板僵化、喜怒无常的父亲——他总是把自己的意愿等同于上帝本人的意旨——而不耐烦了。不过，这种不满情绪必然被接受并且尊重父母权威的天性所抵消，并且在费奥多尔长大后，被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真心奉献于家庭幸福的逐渐了解所平衡。因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压在孩子们身上的担子确实沉重，但是孩子们很清楚，他们的未来才是父亲关注的焦点；他也决不允许孩子们忘记，他为他们的利益奉献了自己辛劳的一生。此外，青少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能够察觉到隐藏在父亲严厉正经的专制外表后面的种种焦虑，很快他就将在作品中显示出自己具有这样的心理洞察力。 父亲活着的时候，在写给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一次直接表达了对父亲的看法；混杂着某种厌烦的怜悯暴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态度。“我为我们可怜的父亲感到遗憾。”他写道，“他有一种古怪的性格！唉，他不得不忍受多少不幸！我会因为不能安慰他而心酸地落泪。但是你知道，爸爸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五十年，仍然保持着三十年前那些对于人的看法。无知真是幸福！可是他因此而非常失望。这似乎是我们共同的命运。”［32］这是在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去世之后——她的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失去了长期以来困境中的唯一支持——所写的；但它确实代表了他的儿子早已开始形成的看法。二十年后，当弗兰格尔男爵与自己的父亲出现了一些问题因而需要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些建议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从未见过的）老弗兰格尔想象成“一个兼有最阴暗的疑心、病态的敏感和宽宏大量的古怪的混合体”。他向弗兰格尔保证，“我十分了解你与他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太想得到同情了，这你比我更清楚”。［33］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这位比他年轻得多的朋友建议，避免发生让人无法忍受的冲突的唯一办法是分开；这也许可以澄清表面的顺从，正是由于表面的顺从，他接受了父亲送他去上工程专科学校的决定。 如果我们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寻找与他父亲有关的某种形象的话，那么，在他成熟的作品中也许可以找到；我们找到的无论哪一种父亲形象都与他后来的经验和思想主题纠结在一起，以致没有什么传记价值。不过，《穷人》提供的瓦尔瓦拉父亲的形象则直接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让人记忆犹新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在其周身随处可见。“我拼命努力学习让爸爸高兴。我明白，他把最后一点钱都花在了我身上，天知道他过得有多么艰难。一天天他变得更加阴郁，情绪更坏，更爱发火。……爸爸开始说，我没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安慰；为了我他们快要倾家荡产了，可我至今还不会说法语；实际上，他一遭遇失意和不幸，便拿我和妈妈出气。……我要为一切挨骂，我要对一切负责！这并不是因为爸爸不爱我；他是疼爱妈妈和我的，只不过他的性格就是这样。”（1∶29）很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受到的正是这种责骂，他也试图以同样的方式释然于心。同时我们还发现，他没有把他的父亲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而是描绘成一个因生活困境导致绝望而备受折磨终至令人同情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某些特征还可以在另一部早期作品《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最初版本中找到。这一次，作者用讽刺而非悲悯的笔调描写它们。小说中有一个名叫费奥多尔•费拉蓬托维奇的小职员，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且经常责备他的孩子忘恩负义。“他总是转向他那几个幼小的孩子以一种威胁责备的语气问他们： ‘为了他向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慈爱他们做过什么吗？为了他所有的不眠之夜，所有的辛劳，所有的心血，为了他所做的一切，他们通过勤奋学习以及准确无误的法语发音报答他了吗？为了所有的一切？’也就是说，任凭自己放纵自己的费奥多尔•费拉蓬托维奇开始因其家人没有认识到人们和社会漠视了他为家庭和公众付出的辛勤劳动而对他们进行报复，于是，每天晚上他把他家的屋子变成了一个小地狱。”（2∶444）小说同时还描写，他收养了一个亲戚家的孤儿，故事的叙述者向我们保证，“这人根本不是个坏人，只是古怪可笑到了极点”。（同上）此外，他那受到嘲笑的品性源于某种隐秘的痛苦：“不是因为他事实上受到伤害，就是因为有人——经常伤害其自尊心的某种潜在的敌人——让他自惭形秽”，等等。（同上）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致同样思考着父亲那些更加令人难堪的怪癖的起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性格特征表面上似乎可以归因于他与父亲关系的影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有过长期个人接触的所有人都说，他的性格不够坦率，难以捉摸；他不是轻易或者愿意向别人敞开自己心扉的人。关于他的回忆录几乎没有一部不对这种不开朗的性格发表议论；因此，这些回忆录告诉我们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实很少。人们推测，这种难以捉摸的性格很可能是由于掩饰的需要而形成的，掩饰被用来作为对付反复无常而且严厉苛刻的父亲的一种手段。折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病态的害羞心理可能也要归咎于同样的原因——不愿暴露自己，害怕遭到断然拒绝和感情上的伤害，这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最为重要的是，如同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小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心深处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但是，弗洛伊德根据因母亲而产生性竞争的一般恋母情结理论对这种负罪感所作的解释过于通用并且过于依赖假设，以致根本就不适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这一阶段，根据父亲的坚决要求——他把取得学业上的成就视为一种道德义务，认为这是防止陷入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防止失去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对他的负罪感进行考量更有助益。每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命名日举行的一个小型仪式充分表明了家庭生活在这个方面被赋予的重要意义，这种仪式后来出现在《斯捷潘奇科夫村》里面，那是为罗斯塔涅夫上校举行的，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的理想父亲。 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两个大儿子，后来还有大女儿，（不清楚是一起还是分别）准备一篇献给父亲的黎明贺词。这意味着背熟一首法语诗歌，工整地把它抄写在印制精美的信纸上，父亲出现时交给他，然后，当他浏览诗文时，他们尽其所能用最优美的语调把它熟练地背诵一遍。 “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了，”安德烈说，“他热烈地亲吻致贺词的人”；［34］显然，在他可能收到的礼物中，最受欢迎的是这种方式所证明的他们在学习法语方面取得的进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最初是以创造下面这种角色显示出来的： 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日常文书工作（基本上与家庭作业无异）取悦于他们的官僚上司；为自己一点点反抗的念头内疚得要命；其社会自卑感也使他们备感压抑。怪不得！因为他的父亲，同时因为家庭明显的社会处境，整个童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处在完全相同的心理状况中。 就其未来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感情上对于父亲的矛盾态度毫无疑问同样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肯定是在不满与孝顺之间的情绪波动中，他初次感觉到矛盾的心理，对这种矛盾心理的探索成为其天才的标志。人们还可以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某种以认同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认同他的父亲）的方式超越自我、牺牲自我的行为来解决这种矛盾心理的明显愿望中找到其基督教理想的感情根源。无论人们像弗洛伊德一样把这种自我牺牲称为道德受虐狂，还是更传统地称之为道德上的自我克制，不可改变的事实是，青少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敌视怨恨自己的父亲，而且努力理解原谅他。这种努力后来与基督教的概念和理想融为一体。如同我们将在下面一章看到的那样，从生活意识被唤醒的那一刻起，他接受的就是基督教概念和理想的教育。因此可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所有价值观念均由早年这种心理需要与宗教上层建筑综合而成，宗教上层建筑赋予其某种普遍而且无限的意义，将其提升到契合人类命运的高度。 注释 ［1］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55页。 ［2］ 奥列斯特•米勒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传记，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中的信件和笔记》（圣彼得堡，1883），第6页。 ［3］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57页。 ［4］ 同上，第157页。 ［5］ 米勒，《传记》，第141页。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恩斯特•L.弗洛伊德编选，塔妮娅和詹姆斯•斯特恩英译，纽约，1960），第332页。 ［7］ 弗洛伊德这篇文章被广泛发表。我引用的是科利尔丛书平装本弗洛伊德文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格与文化》（菲利普•里夫编辑，纽约，1963），第279页。 ［8］ 同上，第280—281页。 ［9］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卷，第191页。 ［10］ 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关说法引自《文学遗产》，第八十六期（莫斯科，1973），第550页；另请参阅К.А.特鲁托夫斯基回忆录的引文，该文涉及的时间是一八四九年，见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109页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其昏睡对索洛维约夫说过的话，他说昏睡是他“年轻时”（юность，这个词的意思是青春期后期或成年期初期）神经紊乱的部分症状。他没有说这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детство），见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卷，第191页。 ［11］ 列昂尼德•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道路》（莫斯科，1928），第33页。 ［12］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64页。 ［13］ 同上，第66页。 ［14］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庄园》，第37页。 ［15］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一八七六年一月号），第208页。 ［16］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庄园》，第83页。 ［17］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209页。 ［18］ 同上，第70页。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一八七七年七至八月号），第752页。 ［20］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72页。 ［21］ 同上，第76页。 ［22］ 同上。 ［23］ 同上，第75页。 ［24］ 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道路》，第26页。 ［25］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82页。 ［26］ 同上，第75页。 ［27］ 同上，第81页。 ［28］ 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笔记本》（爱德华•沃肖莱克编辑，维克托•特拉斯英译，芝加哥和伦敦，1968），第66页。 ［29］ 同上，第64页。 ［30］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83—84页。 ［31］ 同上，第84页。 ［32］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一卷，第52页，一八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33］ 同上，第215页，一八五七年三月九日。 ［34］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