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二章 家 庭

一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所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乡绅家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对他本人作为一名作家所采取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像他晚年常做的那样，在把自己与其伟大的竞争者托尔斯泰进行对比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后者所写的东西定义为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描写的是“长期定居于莫斯科的那些平静、稳定的中上层地主家庭”的生活。在十九世纪，这种生活及其牢固不变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社会准则只适用于“少数”俄罗斯人；它是“生活当中的例外”。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过的则是一种混乱不堪的生活，道德紊乱，社会秩序持续动荡，过去的所有传统不断遭到破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与混乱的现实进行搏斗的一种尝试，而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战争与和平》（这是他明确想到的几本书）则是虔诚地试图把正在逐渐消失并且注定将会灭绝的美妙贵族生活放进神龛供后人膜拜。（即使是在描写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对贵族造成损害的某种道德动摇——这种动摇的后果可以在契诃夫的戏剧中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曾有过的同情笔调描绘了贵族的生活。）［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生涯后期所作的这种自我界定当然体现了他对自己的文学主张多年思考的精华。但是，它也将一道强光返射照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过去，从而帮助我们发现，早年的生活环境把他训练成一个记录者，记录动荡和变革的道德后果，记录俄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这并不意味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什么类似于我们在其小说中所看到的那种“道德紊乱”，尽管许许多多传记作家试图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关于他肯定亲身经受过他施加在其各种各样少年人物——尤其是《少年》的年轻主人公——身上的种种欺凌和侮辱的假设可以让人想起那个早已被证伪的实证主义假说： 文学只可能是作家本人生活的文字部分。虽然以这种摄影式的逻辑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并不合理，但是，关于这一关系的一种不那么死板的观点却不应不被我们予以考虑；小时候，他在家里肯定能够感觉到的某种统一的社会传统的缺失造就了他丰富的想象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背景带有俄罗斯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的明显印记；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某种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令人痛苦的不稳定状态，这有助于解释他对社会不平等给人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深刻理解。 在父亲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原先属于立陶宛的一个贵族世家，其姓氏来自十六世纪某位祖先得到的一个小村庄（平斯克地区的陀思妥耶沃村）。从那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姓氏经常出现在俄罗斯西南部那些混乱的边境省份的地方志上。这个地区是好斗的民族和宗教（俄罗斯的东正教和波兰的天主教）之间冲突不断的地区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不同分支为双方而战。尽管如此，信仰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仍然在困难时期逐渐衰落，成为社会底层的还俗修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曾祖父是乌克兰布拉茨拉瓦镇东仪天主教会的大司祭；他的祖父是同一个教会的祭司；他的父亲出生在这个镇子上。作为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在主要信仰东正教的当地农民中间用以改变人们宗教信仰的手段，东仪天主教派是一种折中产物： 东仪天主教徒继续举行东正教的仪式，但是承认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耶稣会士走火入魔般的恐惧——他认为他们可以为了获取控制人们灵魂的力量而采取任何邪恶的手段——最初也许是因为受到关于其祖先教义的一些议论的刺激。 由于俄罗斯的还俗修士形成的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种职业或行业，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命中注定要与他的父亲成为同行。但是，十五岁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他悄悄离家出走去了莫斯科，并于一八〇九年在那里成功地被帝国外科医学院录取。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战役期间，他被分配到莫斯科的一家医院工作，作为一名军医，他在不同的岗位继续服役到一八二一年，那一年，他接受了当时在莫斯科市郊为穷人设立的玛利亚医院的一个职位。在为国效力的过程中，他仕途平坦，即使不算辉煌；一八二八年四月，在“由于特别热心的服务”荣获圣安娜三级勋章之后［2］，他晋升到专业委员会顾问的级别。这使他在俄国官方的等级制度中拥有了合法的贵族身份；于是，他赶紧提出了享有贵族特权的要求。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将自己及两个儿子——分别为八岁和七岁的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的名字登记在莫斯科的世袭贵族名册上。 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凭借坚定的决心和执著的追求取得了成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从被人看不起的神职人员阶层爬到了文职官员的位置上，成为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员和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的回忆录是我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生活唯一可靠的资料来源，它清楚地写道，孩子们被告知，这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因此，他们认为父亲最近的晋升只是公正地恢复了他们家的合法地位。安德烈打趣地说，父亲没有更早地对贵族身份提出要求的原因是收集必要的文件花钱太多。［3］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认为他们属于古老的贵族而不是彼得大帝新近册封的公职人员贵族——他们的父亲实际上只不过刚刚进入这个阶层。但是，他们实际的社会地位与这种自吹自擂的形象大相径庭。 医生在俄国是一个体面的职业但不是特别受人尊敬；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薪水仅仅够用，不得不靠私人行医予以贴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住在医院的一幢狭窄、拥挤的公寓里，居住空间始终是个棘手的问题。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住在一间用隔板与客厅隔开的没有窗户的隔间里；大女儿瓦尔瓦拉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较小的孩子晚上则睡在父母的卧室里。的确，如同安德烈以羡慕的口气特别提到的那样，他们家有六个仆人（一个马车夫，一个所谓男仆，一个厨子，一个女仆，一个洗衣女工，一个看小孩的保姆）；然而，这不应被当作富裕的象征。从安德烈对“男仆”——实际上是个看门人——的说明中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很想装出符合贵族生活方式的阔气样子。看门人的工作是给冬天取暖的炉子劈柴烧火，还要去距医院两俄里一俄里约合一点〇六七公里。的一个喷泉担来烧茶用的水；而当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步行进城时，他则穿上仆人的制服，头戴一顶三角帽，神气活现地跟在夫人身后。当她在没有医生陪同的情况下乘坐马车进城时，制服还会再次出现，“男仆”令人印象深刻地站在马车后面的踏板上。“那个年代，这在莫斯科的礼仪中是不能破坏的规矩，”安德烈嘲讽地写道。［4］当《双重人格》中的戈利亚德金为他的赤脚仆人彼得鲁什卡租了一辆马车和一套制服以提高自己在世人眼中的社会地位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想起了这种规矩以及父母对于规矩的恪守。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如此渴望以一种其实际收入根本负担不起的方式生活，然而，贵族身份带给他们的虚荣令人苦恼地与他们真正的社会地位并不相符。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来会把出身于最上层统治阶级家庭（即使是私生子）的亚历山大•赫尔岑与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进行比较，后者“根本不是一个贵族！不是啊！（天知道他出身于什么人家！他父亲好像是个军医）”。［5］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是；因此，这一番话表明，他必须学会清醒地认识家庭状况的现实。尽管他们拥有贵族应得的合法权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及其子女却从未享受过他们认为凭借祖先的贵族血统应该得到的尊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将在他的作品中描写这种过去的贵族，不是以讽刺的笔调，就是以俄国社会现实中尚未出现的道德“楷模”的形式——至少梅什金公爵的情况是这样。他在《少年》中暗示了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精英的存在，那应该“集合了真实和文学意义上而非过去人们常说的那种特权阶层意义上的最杰出人士”。（8∶186）像父亲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把“贵族”地位看得很重；但是，他向往的是摆脱了势利、富有、等级优越感等等特征的贵族，这些特征实际上排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恢复其在贵族阶层中的地位的可能性。 一八一九年就职于莫斯科的一家医院时，三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肯定跟某个同事说起过他正在物色合适的新娘，因为当时他被介绍给了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涅恰耶夫一家。涅恰耶夫是一个富有的莫斯科商人，他有个十九岁的女儿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那个时代的婚姻不时兴顺其自然或自己做主，尤其是在商人阶层。经女方父母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得以在教堂里远远看了未来的新娘一眼，同意订婚之后他受到邀请与她见面；介绍给姑娘是同意的表示，而未来的新娘对于这桩婚姻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一八四〇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他一岁的妹妹瓦尔瓦拉被她的娘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嫁了出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与其新婚妻子的家庭情况相似，在俄国的社会等级制度中，他们都是以卑微的出身爬上了较高的地位，后者还以具有重视修养和公民精神的家庭传统而自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绝不是典型的商人之家那种没有教养的女儿。这并不奇怪，她的家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应该感到彼此之间非常合适；因此，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真诚友好。不过，别扭很快出现了，在没有导致公开破裂的情况下，这使两个家庭之间的气氛紧张不安。 涅恰耶夫一家颇以其母系方面的一位前辈为自豪。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科捷利尼茨基所受的教育足以使他在莫斯科一家专门出版宗教文学书籍的出版社里当校对员，因此，安德烈说，他“与当时（十八世纪末）的所有作家接触频繁”。［6］安德烈声称，科捷利尼茨基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但是即便如此，那也是一个衣着装束和生活方式尚未欧化的贵族家庭。他的肖像显示，他身穿俄罗斯式服装，蓄着长长的胡须，只有神职人员、商人、新教徒（商人和新教徒往往是同一类人）和农民才会蓄这种长须。他的儿子——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的舅舅——学医，最终成为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教授。这位只在过年过节才能见到的学业有成的舅姥爷被安德烈描绘得栩栩如生，看来，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来说，与他们的父亲更相像的舅姥爷肯定不像母亲家的其他成员那么生分。每年复活节的那一周，他总是会带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男孩子们去逛他家小木屋对面空地上的集市，那里有人玩杂耍、变戏法、演木偶戏，还有狗熊跳舞。 不过，更多地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地平线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家的其他成员，那都是一些商人背景依旧根深蒂固的人。他们的外祖父每星期四来吃晚饭，孩子们热切地盼着他到访，因为他总是给他们带一些糖果来。他固定不变地穿着同样的茶色旧式长大衣，扣眼上用绶带悬挂着一枚圣安娜勋章，勋章上刻着：“不是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以你的名义！”［7］这枚勋章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后代与自己祖国的英雄历史息息相关的家族传统。 他们的母亲经常给孩子们讲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莫斯科的事情，当时，在拿破仑率领大军到达前后的某一天，她们一家逃离了这座城市。他们乘坐马车渡河时发生了意外，全家差点被淹死；虽然他们死里逃生，家里的财物却丧失殆尽。外祖父将他的资金全部兑换成银行汇票随身带着，落水浸泡使这些票据一文不值。尽管如此，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坚持偿付所有债务直到用尽最后一个卢布。毫无疑问，正是这一段往事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听到拿破仑这个令人敬畏的名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他对外祖父的诚信商人形象究竟敬佩到什么程度。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对于一个其想象力正在从卡拉姆津的俄国史 所记述的更加迷人的事件以及俄国和欧洲历史浪漫小说所描写的贵族人物身上不断汲取营养的男孩来说，这种家庭传说也许不会具有太大的吸引力。无论他们是否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从不鼓励自己的儿子成为传颂这种传说的商人圈子里的一员，尤其是两个大儿子，他们比小一点的孩子受父亲的影响更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的姐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嫁到了一个与自己的家庭非常相似的人家。她的丈夫А.М.库马宁出身于商人但却爬上了官员的位置，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他的两个兄弟曾经担任莫斯科市长。库马宁家是这样一些商人家庭中的一个：他们的财富使其能在生活的豪华奢侈方面与贵族竞争；安德烈描绘了姨妈前来看望母亲的真实场景及其留给孩子们的印象。“不时，大概一个月有两次，安静的……街道上响起了马车夫的呼喊声，‘吁——！吁——！吁——！……’接着，一辆四匹马拉的双座马车驶进玛利亚医院的院子，停在我们公寓的大门前面，车后的踏板上站着一名跟班。”［8］如同我们所知，库马宁一家非常喜欢炫耀他们的财富；他们住在一幢豪华、宽敞的房子里，前门始终有两个男仆侍候着（不过，通常只是在有人正式来访的场合下）。不过，根据判断，贵族生活的外表对于他们的心态或者习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安德烈记得，定期顺道前来看望母亲的库马宁姨父总是要一杯放了几块方糖的水，等方糖溶化之后用小匙一点一点地喝掉它。这种形象生动地传达了仍然保留在库马宁家生活方式中的某种古老的俄罗斯特征。 最初，两家之间的关系和谐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还是其连襟的家庭医生。但是后来，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两个男人发生了争吵。两人互相不说话，直到他们共同的岳父去世，后者临终时坚持为他们进行了调解。根据他的遗愿达成的和解仅仅维持在表面上。原来的友好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如初，男人们只是在需要礼节性地显示一下家庭和睦时才会互访。人们猜测，自尊而敏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对他这位富有的亲戚所发表的某些言论或有不满， 他可能觉得自己在出身和教育两方面都比连襟更优越。不管怎样，后来他必须抑制自己的自尊心，有时还不得不恳求连襟的经济资助——这肯定无助于改善其心理状况的失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亲戚库马宁一家的态度无疑继续反映了最初他听父亲说过的某种看法，他始终认为他们是只关心钱财的庸俗的人。在得知父亲的死讯之后不久写给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米哈伊尔“蔑视那些卑微的小人”（指他们在莫斯科的亲戚）［9］，他们理解不了高尚的事物；不过，他在离开莫斯科去彼得堡学习以后坐下来写了一封辞藻华丽的信，对从不与他们通信深表歉意。安德烈说库马宁一家非常热情，而且以一种在他们看来慷慨大方并值得称道的方式为人处世：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几个年幼的遗孤。尽管很久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向他们求助，但是，私下提到他们时他总是带着一丝轻蔑。原因之一也许是，社会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公对他来说最初就是意识到精神境界低俗的库马宁家的富有与自己家拮据的财力之间的巨大反差。难怪后来他对小说人物的命运能有那么深切的体会，与有钱有势的人相比，他们忍受的与其说是实际生活的贫困，不如说是卑贱的社会地位带给他们的耻辱！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最初十三年完全是在家里度过的，直到一八三五年他才开始上学。我们究竟了解多少他父母的情况，知道他们所创造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说他的母亲非常亲切而且慈祥；回忆录中的描述显示，她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可爱女人。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作为一个商人的女儿，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具有不同一般的教养，她也像丈夫一样从贵族文化中汲取了部分营养——我们将在第五章里面提供更多的细节。二十三岁时一位亲戚为她画的彩色肖像让我们看到，一张别致的圆脸，宽阔的颧骨，温和而富有同情心的眼神，在晚礼服的荷叶领衬托下，友善、动人的微笑一点也不显得拘谨。她在一封信中自称具有“天生乐观”的性格；［10］而且，尽管备受家庭生活的重压之苦，这种天生的乐观仍在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她的每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 如果说费奥多尔童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里充满了令人愉快的社交生活的欢声笑语，那是因为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深受医院生活圈子里另外那些夫人的喜爱，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是这个生活圈子的一部分。安德烈列举了一些人的名字，她们经常上午过来喝咖啡，聊一聊食品价格、最新时装以及可以买到哪些缝纫所需的布料。每星期天孩子们还期待母亲与舅舅举行即兴的吉他演奏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母亲这种音乐爱好，而且终生都是音乐会的发烧友），母亲的这个弟弟也是一位熟练的吉他演奏者。这项深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一八三四年终止了，当时这个年轻人被人发现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一个漂亮女仆发生一段暧昧的关系。在受到姐姐训斥时，他以粗鲁的语言反唇相稽；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打了他一记耳光。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舅舅从此再也没有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门，这件事情当然也不会改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与其莫斯科姻亲之间的关系。自那之后，只是晚上父母偶尔外出时，孩子们才能享受一下音乐的乐趣。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总是关照仆人要让孩子们玩得高兴，于是，仆人便从厨房过来为孩子们唱歌跳舞。 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不仅是个亲切、慈爱、令人愉快的母亲，而且还是家庭事务精力充沛的有效管理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成为贵族三年以后，他用自己新近获得的拥有土地的权利购买了一个名叫达罗沃耶的小庄园，距莫斯科大约一百五十俄里；购买是以妻子的名义进行的，这也许表明，购买庄园的钱来自她的娘家。一年后，因地界划分与一个邻居发生了争吵，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急忙买下了毗邻的一块名叫切列莫什尼亚村的土地——这次购买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医生看来，获得一块包括农奴在内的土地无疑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而且这也是一个可以让家人在乡间度夏的地方。不过，在这些想法的背后，他可能还希望为自己成为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梦想带来某种具体的社会体现。尽管如此，每年春天到乡下监督耕作的却是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医生本人只能离开医院匆匆前往巡视一番。 陀思妥耶夫斯基庄园坐落在贫瘠的耕地上，它甚至不能为牲畜提供足够的饲料，给居住于此的农民带来的只是悲惨的生活；但是，只要由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来掌管，情况就不会继续恶化。第一年夏天，她利用一个沟渠网把附近的泉水引进一个大池塘，然后她在池塘里放养了丈夫从莫斯科运来的鱼。农民可以更方便地给牲口饮水，孩子们可以钓鱼玩耍，食物供应也增加了。她还是一个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地主，初春时节为了播种她把谷物分给那些自己没有种子的最贫困的农民，即使这被认为是鼓励懒惰和庄园管理的失策。她所奉行的行为准则与严厉或苛刻背道而驰，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多次在信中斥责她不够严厉。几乎过了一百年之后（一九二五年），关于她宽厚与同情的传说仍然在达罗沃耶农民的后代中间流传。［11］毫无疑问，正是从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看到了对不幸和贫困的同情，对于他的作品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性格方面与妻子形成鲜明对照。他的肖像显示他天生相貌英俊，尽管带有粗犷忧郁的特征。他身穿制服，高高的金饰立领限制了头部的活动，这使他的表情显得僵硬，几乎完全看不出脸上的微笑；与其说这种僵硬的表情流露出一丝和善，不如说它更多地反映了这个男人的性格特征。由于围绕着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这个人物流传着那么多的传说，因此，要想获得任何对他来说公允合理的印象似乎都是困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鲍芙将其祖父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所进行的肤浅对比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我一直认为，”她写道，“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老卡拉马佐夫这个人物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他父亲。”［12］不错，她在几句话之后对这一判断作了限制性的说明：“显然，我的祖父与老卡拉马佐夫的这种相似只不过是我个人的推测，对此没有文件证明。”但是，这句限制性的说明很少被人引用，也没有妨碍注释者——其中首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热烈欢迎因其儿子可恶的充满魅力的小说创作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作出的这种身份鉴定。这逐渐成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习惯性夸张和歪曲，根本不管可以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结果，对他的描述与为他假设的另一个我完全吻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但是必须特别强调指出，他一点也不像卡拉马佐夫家那个玩世不恭、放荡成性的家长。他是一个工作努力的执业医生，他的能力得到上司的高度赞赏，以致当他决定退休时，为了改变他的想法，上司表示愿意大幅度提升他的职位（这使经常被人反复提起的关于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酒鬼的说法变得非常可疑）；他还是一个忠实的丈夫，负责的父亲和虔诚的基督徒。这些品质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讨人喜欢或者具有吸引力的人；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长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医生的优点与他的缺点一样重要。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忍受着某种神经痛苦的折磨，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和情绪。恶劣的天气总是使他剧烈头痛，从而导致情绪低落，忧郁烦闷；天气转好减轻了他的痛苦，也使生活的前景充满了光明。很难说这种神经衰弱是不是癫痫的轻微症状；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曾经探究过类似的气候变化对他自己的癫痫发作的影响。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确如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非常严厉和烦躁，尤其是特别容易发火”［13］，那也可以归因于身体不适所导致的持续的神经极度紧张状态。继承了父亲性格这一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常抱怨自己对神经质束手无策，因此他也容易情绪失控发脾气。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人，他的种种抑郁症患者倾向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使他猜忌多疑，感觉不到职业或者家庭的快乐。他怀疑家里的仆人偷懒骗钱，以一种古怪奇特的眼光监视他们；通常他也以这种眼光看待世界。他认为自己在医院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的劳动没得到回报，他的上司却坐享其成。尽管这些猜疑可能有些事实依据，他的耿耿于怀仍然与它们的实际重要性极不相称。他与库马宁家的关系也是烦恼不断的一个根源，因为，没有内心安宁的坚强人格，他的自尊只不过使他在感到自卑时心中充满无能为力的痛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不愿去看望当时住在库马宁家的女儿瓦尔瓦拉，因为他觉得自己去那里会让亲戚“感到厌烦”。［14］对于社会交往的极度敏感是父亲遗传给儿子的另一种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许多人物将会因为看到别人眼中映出的他们自己令人不悦的形象而备受折磨。 在困境中支持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的首先是妻子慷慨而无尽的爱，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妻子的爱使他得以过上一种还算成功的正常生活。但是，在他内心最阴郁的时刻，在似乎得不到任何尘世的帮助时，他把对自身美德和正直的信心当作自己的避难所，以坚信在面对充满敌意或冷漠的世界时上帝站在他这一边来保护自己。“在莫斯科，”他从乡下回来之后写信对妻子说，“我发现等待我的只有不幸和烦恼；我坐下来双手抱头冥思苦想，心中充满了悲伤，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更不用说有谁可以分担我的悲伤了；但是，上帝将会因为我的苦难而审判他们。”［15］这种对于他是上帝所选之一的令人吃惊的信念，这种对于他在上帝所选之中的不可动摇的自信恰恰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人生的核心。正因为如此他才在道德方面那么自信并以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一派，主张遵守口传律法，严格律己，笃信教义。但也有人指责法利赛人拘泥于律法的词句而忽视其精神，因此“法利赛人”有时也被当作伪善者的代名词。自居，那么不能容忍哪怕是最微小的错误，那么相信只有完全服从家人以及自己的所有愿望才能使他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得到酬报。毫无疑问，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感到这种貌似圣洁的德行令人无法忍受因此强调爱和宽恕而不是严厉谴责他们的罪过对于罪人的重要性时，这是因为作为孩子，他曾深受父亲那一套让人难以适从的道德准则之苦；同时，他也从内心深处感谢母亲对基督教信仰之义务的更加温和、更为宽容的看法。 不过，人们应当避免使用过于阴暗的色彩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形象。因为，虽然他使自己的家人为了他的美德在精神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美德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正如我们很快将会更为详细地看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是一个非常尽职的父亲，他把非同一般的大量时间用于亲自教育孩子。就其家人而言，他既不严厉，也不残忍，没有对他们实施过任何野蛮的肉体伤害。十九世纪初期，肉体惩罚作为灌输纪律观念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得到认可，因此，在俄国，鞭笞责打孩子和下人理所当然地为人们所接受。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虽然烦躁易怒，可他从来没有打过孩子；他们担心受到的唯一惩罚是口头训斥——有时的确很严厉，但比挨打轻得多。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根本不会打孩子，不过，正是为了避免这样做，他把孩子全都送到私立学校而不是公办学校去念书。甚至在两个大儿子去军事学校学习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仍然继续挂念他们，因此，当儿子忘记写信时，他还不断询问他们的福利状况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 如果我们忽略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个性而仅仅注意其履行家长责任的方式，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发表过的一段评论，当时他对俄国家庭解体的问题最为关心，认为自己能够看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回想起自己的家庭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认为那恰恰与现实中的“偶合家庭”截然相反，他对弟弟安德烈说，他们的父母是“杰出的人”。如果他们活在当下而不是十九世纪初期，他断言，他们依然应当享有同样的名誉。他接着说道：“这样的家人，这样的父亲……兄弟，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16］这一番话仅仅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父亲关系的一个方面；不过，它们是一种赞扬，在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赞扬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尽管他们的性格不同，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和他的妻子是一对忠实恩爱的夫妻。他们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建立了一个有八个子女（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出生几天就夭折了）的家庭；不带偏见地阅读他们的往来信件之后，没有人还会怀疑他们深深地依恋着对方。“再见，我的心肝，我的小鸽子，我的幸福，我生命中的快乐，吻你吻到我喘不过气。替我亲吻孩子们。”［17］这是结婚十四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写给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的；虽然必须考虑到当时流行的浮夸矫饰的修辞方式，这些话似乎也远远超出了常规可能要求的程度。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同样慷慨地表示了自己的爱意。“快来这里，我亲爱的，”她从达罗沃耶写道，“来吧，我的天使，我唯一的愿望是要你来看我，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妙的休假，你与我在一起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乐。”［18］ “就我所能回想起来的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七三年写道，“我记得父母让我看到的爱情。”［1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描写了那么多贫穷、不幸、被人遗弃和冷酷无情的孩子，以致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认定他自己的童年具有类似的经历，尽管他曾明确否认。然而，父母的信件不容置疑地证明，他的回忆没有进行任何粉饰。它们反映了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和睦家庭的形象，在这个家庭里，关心孩子在父母的心目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以最严肃的态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生活并且编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父母书信集的苏联学者В.С.涅恰耶娃评论说，“看来毋庸置疑的是，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充满了他对家庭的真诚奉献，对妻子的爱以及对孩子们的关心。在他的感情表达中看不出任何做作和虚假——实际上，这些信以满腔的真诚表达了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内心关爱的根本意义和内容。”［20］妻子的信同样真诚甚至更热情，它们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严厉的家长责任感增添了温暖和柔情。 不过，这些信件还泄露了某种隐秘的不幸，它暗中损害着这一段貌似楷模的婚姻。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情绪波动非常严重，他对世事的猜忌和多疑有时达到病态的程度，以致他强烈嫉妒妻子并且怀疑她不忠。一八三五年，当他得知妻子怀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小的妹妹亚历山德拉时，这种事情发生了。妻子怀孕显然让他感到意外。安德烈回忆说，当时，在母亲对父亲说了点什么之后，他看见母亲因父亲的吃惊和恼怒开始歇斯底里地哭个不停。他解释说，这可能是母亲宣布自己怀孕引起的；但是他想当然地认为，父亲的不快只是因为即将迎来一个多余的家庭新成员。然而，父母的通信表明，尽管没有直接提出责难，对妻子忠贞的怀疑仍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痛苦不堪。根据长期的经验，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可以通过丈夫信中烦躁不安的语气及其极度低落的情绪觉察出他的心态。“我的朋友，”她写道，“认真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因为不公正地怀疑我对你不忠而苦恼，这种怀疑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很要命。”［21］ 她用一种富于说服力和表现力的文字否认自己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就连她的二儿子都有可能羡慕不已；如果文学天赋可以遗传的话，那么，我们不必深入考察就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天赋是从哪里获得的。“我发誓，”她写道，“……我现在第七次怀孕了，这是我们之间爱情最牢固的纽带，在我这方面，从我们结婚那一天起，它就是一种纯洁、神圣、无邪、热烈而且始终不渝的爱情。”当她作出以下解释时，还产生了某种尊贵的美感： 她以前从没有重申过自己的结婚誓言，“因为，发誓说我在我们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忠贞不渝是贬低自己，我为此感到羞耻”。［22］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仍然固执于自己阴暗的想象，甚至指责她为了避免返回莫斯科，故意推迟离开乡下的时间，直到旅行要冒流产的风险为止。作为答复，她悲伤地写道，“时光流逝而去，脸上布满皱纹和辛酸；天生快乐的性格变成了悲哀的忧愁，这是我的命运，这是对我热烈、无邪的爱情的回报；如果不是良心的清白和对上帝的希望支撑着我，我的日子的确快要到头了。”［23］ 人们可能轻易地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人的生活将会因为此类情况反复出现而被弄得四分五裂并且经常遭遇情绪上的波动。然而，根据判断，似乎并未发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什么事情。令人吃惊的是，正是在我们所引用的书信中，当时的日常生活像以前一样平静地进行。关于庄园事务的信息通过书信传递着，在莫斯科的几个大孩子附上通常写给母亲的信末寄语；例行的家庭事务全都没有中断运行；在互相指责的过程中，父母双方也没有停止向对方保证永恒的爱情和忠诚。的确，难以估计此类事件所造成的混乱究竟有多么严重；这一次似乎很快度过了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七月去了乡下，亚历山德拉出生时他在场，接着，八月返回莫斯科之后，他充满深情地写信对妻子说：“相信我，读着你的来信，我首先含泪感谢了上帝，然后我感谢了你，亲爱的。……我无数次地吻你的手，祈求上帝为了我们的幸福让你保持身体健康。”［24］他对一个月前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只字未提；看来，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的安慰和爱情产生了奇效。因此，当我们试图仅仅根据手头拥有的寥寥几封书信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生活的正常气氛时，应当特别小心谨慎，在这些书信所反映的那几段时间里，孤独忧思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可能处于最差状态。 另外，根据我们对这对夫妻性格的了解，暗藏在他们婚姻生活中的紧张关系并不一定总会以不适当的方式爆发出来。如果说安德烈在六十年后仍然如此清晰地记得母亲的一次哭泣的话，那可能是因为父母之间如此极端的情绪表露极为罕见。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向外界展示知书达礼和优雅贵族的形象比什么都重要；无法想象在狭窄的公寓里，他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他的小说中经常描写的那样与做饭的家仆或医院周围居住的人家大吵大闹，恶语伤人。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与妻子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可能时而面色严峻、令人不安地沉默不语，时而没完没了地对日常生活琐事吹毛求疵。在亚历山德拉那件事上他不愿意把话说明可以认为具有代表性；而当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指出来时，他则指责她这么直接地给他写信可能会把他们的家庭秘密暴露给一些好事之徒。掩饰和隐瞒的念头显而易见，肯定也对他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长于其中的那个家庭的特征更可能是有条有理、安分守己、墨守成规以及表面看上去的家庭平静，而不是半个世纪之后让他全神贯注的那种家庭混乱。 但是，依我之见，尽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家庭生活与他本人的童年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并不合理，两者也不能被理所当然地完全分开。我们几乎不能怀疑这个富有天赋和洞察力的男孩将会逐渐意识到潜藏在其早年平静生活下面的压力，也不能怀疑他将——因为不断地在亲密与疏远之间经历极端的情感波动——逐渐感受到暗中的紧张和对立所造成的困扰。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家庭生活从来都不是平静安宁和无忧无虑的，他不认为有什么事情理所当然地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小说的主题；它始终是一个战场和一场意志的斗争，正如他最初从父母的私密生活中学会感知的那样。另外，对于一个男孩和一个注定因其对错综复杂的人类心理的理解力而闻名的年轻人来说，在一个把行为的意义掩饰起来的家庭里长大是一种极好的训练，在这个家庭里，为了凭借直觉揭示被掩饰起来的意义，他的好奇心受到刺激。人们也许因此可以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格神秘性的深邃判断力的起因，而且，他在进行探索时总是喜欢从表面开始然后层层向内深入，也就是说是由外及里，意义只是渐渐地才显露出来。他对通过突如其来的自我忏悔揭示人物性格的偏爱也许可以回溯到父亲偶尔发作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那是正在内心深处涌动翻腾的某种情感的意外宣泄。不过，现在是停止猜测的时候了，接着我们将要转向可以确定的关于男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容。 注释 ［1］ 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一八七七年一月号；鲍里斯•布拉索尔英译，乔治•布拉齐勒出版社，1954），第6页。我将在需要的地方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的这个译本，尽管该书还有多个不同的译本。关于与托尔斯泰的自我比较，另请参阅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的笔记本》（爱德华•沃肖莱克编辑，维克托•特拉斯英译，芝加哥和伦敦，1969），第425、544—545页。 ［2］ 列昂尼德•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与创作》（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第21页。 ［3］ А.М.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列宁格勒，1930），第17—18页。 ［4］ А.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本，莫斯科，1964），第一卷，第44页。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在需要的地方从这本选集中引用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 ［5］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一八七三年第一期），第6页。 ［6］ А.М.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第18—19页。 ［7］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49页。 ［8］ 同上，第51页。 ［9］ 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А.С.多利宁编辑并注释，四卷本，莫斯科，1928—1959），第二卷，第549页，一八三九年八月十六日。 ［10］ В.С.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庄园》（莫斯科，1939），第109页。 ［11］ 同上，第5页。 ［12］ 艾梅•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伦敦，1921），第34—35页。 ［13］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76页。 ［14］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庄园》，第90页。 ［15］ 同上，第77页。 ［16］ 多利宁编，《同时代人回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第87页。 ［17］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庄园》，第81页。 ［18］ 同上，第99页。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一八七三年第五十期），第152页。 ［20］ 涅恰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和庄园》，第13页。 ［21］ 同上，第106页。 ［22］ 同上。 ［23］ 同上，第109页。 ［24］ 同上，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