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3

　　黄善兴一家搬到唐人街的外围地区并不奇怪，因为罗省肮脏的环境迫使有抱负的华人搬离。洛杉矶的亚裔人口尽管也有居住隔离问题，但他们并不像非裔美国人或墨西哥人那样孤立独处。他们的居住区有一定混合性——有些德国人、爱尔兰人和日本人家庭也住在这里。有些比黄善兴一家更早搬至此地的家庭再度搬迁到更远的外围区域。史姓家族也是黄善兴的朋友，他们在罗省春天街和百老汇街之间的第一大街边上建立了家族的商铺。虽然隔了几个街区，但唐人街对于黄家仍然很重要。 　　在柳霜出生后的两年里，全家一度又搬回唐人街的普里维特巷21号，1910年再搬回唐人街边缘地区的菲格罗阿北大道241号，并在这里一直住到1934年。他们新搬入的这个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区域，这里墨西哥人和东欧人家庭居多，黄家是唯一的中国人家庭。与在唐人街中寻找生计的“单身汉”社会不一样，黄家的孩子尽管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但每天接触到的都是与他们不同的人。柳霜在童年时代便意识到，与不同的人群相处多有磕磕碰碰。 　　此外，尽管菲格罗阿北大道离唐人街很近，但在地理上毕竟是分开的。要去唐人街，柳霜和露露必须沿着庙街走上好几个街区，穿过北正街和洛杉矶大街方能到达拥挤的华人区。各个国籍的妓女在街上徘徊。而回家的时候，她们还得爬过至少两处陡峭的小山坡，这又扩大了她们与其他华人之间的距离。这种与其他华人居住地的分隔最终造成了柳霜在心理上的疏远感。她自己住在一个多种族的区域，而洛杉矶的唐人街在种族上则比其他地区更单一，居住着来自中国甚至世界各地操各种方言的华人海员和劳工。在洛杉矶，来自广东台山和福建的移民居多。虽然柳霜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但是她的个性部分地受到其他美国人的影响，有美国化倾向。最终，柳霜对身份认同的追求促使她去旅行，同时也促使她进入电影中感受华人身份的片刻真实。 　　柳霜父母的背景也增加了她所处环境的复杂性。虽然在个人生活中保留着明显的中国传统因素，但他们毕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黄善兴于1860年7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金矿区密歇根布拉夫斯出生。父亲阿黄翁（又称黄梁周，或者秋贤）是一位商人，与妻子潘氏在加州普莱瑟县的密歇根布拉夫斯市拥有两间店铺，一间叫“坊里”，一间叫“永春栈”。阿黄翁祖籍中国广东省台山市长安村，根据黄氏家谱记载，他父亲黄昌瑚是家族的族长。黄善兴的出生日期和地点表明阿黄翁经营的两家店铺是面向金矿区的矿工的。这门生意需要一定的资金也表明，阿黄翁应该是在1853年之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此时华人移民取代了欧美裔的矿工。虽然背负着歧视性税收，同时也是种族暴力攻击的对象，华人矿工还是在白人驱逐他们的浪潮中生存了下来。 　　黄善兴幼年失去双亲。潘氏于1865年去世，不久之后，父亲把他带回中国的老家永安，这是广东省台山市的一个小村庄。根据黄善兴的叙述，父亲黄梁周在营救一名掉入井中的女子时死亡。这个孤儿在5岁时回到美国，9岁时返回永安村，一直待到11岁。他也曾经在菲德尔敦的一间寺庙（中医治病场所）待过一段时间，菲德尔敦是另一个华人聚居地，在他的出生地以南大约32千米外。黄善兴居住在华人的矿场中，与白人的小镇隔离开来。尽管华人也借鉴更古老的欧裔美国人的建筑模式，但他们很快就将这种建筑模式融入自己的习俗中，尤其是寺庙——家乡的最典型象征。这些华人矿工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和其他西部各州重建他们的寺庙。与华人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并存的是，白人针对华人移民的挑衅性敌视态度日渐增长。面对这种环境，黄善兴当然更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他的经历使他免于被同化，他始终还准备回洛杉矶唐人街谋生。 　　黄善兴19岁时已经攒下了足够的钱回台山娶妻。根据40 年后他向美国入境事务处督察所作的叙述，他在1886年坐船回老家，不过他所称的这一时间与他当时的年龄并不相符。其时，黄氏族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村庄——长安村，这里离他们的老家大约有91米远，黄善兴托媒人帮他寻一门亲事。26岁时他娶了比他小八岁的女子李氏，初婚的甜蜜诱使黄善兴继续逗留在中国。1893年2月29日，李氏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黄斗南（小名经枢）。不久，黄善兴返美，这样的离别在台山是司空见惯的。作为大多数美国华人的老家，台山有很多既贤惠又孝顺的妻子，她们用几十年的时间等待漂洋过海的丈夫回家。 　　黄善兴告诉移民局李氏在他返回美国前已经去世了。事实上，她独守空阁，依靠丈夫寄回来的钱在长安村一直活到78岁。村里有很多处境类似的女人；台山的经济也依赖于这些漂泊在海外的丈夫们，他们寄回家的钱维持了台山的发展。黄善兴对于返美日期的记忆同样也是不可信的，他声称自己是在1889 年返回美国的，但他所说的某些事情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黄善兴返美后开了一家洗衣店，这一行当在他们这个家族中很普遍，形成了黄氏洗衣店联盟。他的工作带来了必要的经济来源，黄善兴写信给李氏，要她带儿子来洛杉矶。 　　但李氏回信告诉他，她希望留在长安村并在那儿维持这一支的香火。同时她还写道，如果他不满意她的答复，他可以再娶一个妻子。当李氏表示不愿意来美国时，实际上美国的移民政策也禁止任何中国女子包括妻子入境，那些已经入境的人在被认可前不得不遭受广泛而频繁的身份审查，即便是来自中国的名门望族也不例外，著名的宋氏姐妹入境时被羁押了两周。宋霭龄（未来的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后来直接向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olt）总统抱怨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讲述的受虐经历成为传奇，使恐惧逐渐渗透到普通人。李氏和黄善兴不想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冒险，便同意黄善兴留在美国，按照传统他要寄钱养家。黄善兴比大多数美国华人男子幸运，能够负担得起娶第二房妻子的费用。同年，黄善兴经华裔媒人的介绍娶了14岁的李恭桃。 　　黄善兴长期不回长安村并不意味着他忘了在中国的家人。 据他女儿说，他在长安村还拥有相当的财产，这些财产都留给了黄斗南。另外，黄善兴还定期汇钱回去，以资助儿子的学业。黄斗南一直深造到30岁。黄善兴后来还曾要求柳霜将她所赚的一部分钱寄给黄斗南，但是她拒绝了。最终，黄斗南从享有盛誉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来成为学校教员，同时也成了长安村的知名人物。黄善兴对知识的追求表明了他早期对孩子们的强烈期望，几乎他所有的孩子最终都大学毕业，柳霜是一个例外。 　　黄善兴的经历是同一代台山籍美国华人的共同经历。正如徐元音（Madeline Hsu）所认为的，当台山籍旅居者在全世界寻找财富的时候，与他们相伴的是传统习惯和对家庭生活的期望、对故乡的忠诚及对宗族组织的忠心。黄善兴一生中至少返回中国三次。在定居洛杉矶之前，他在加利福尼亚住过三个不同地方。他的孩子毫无疑问听到了许多关于台山的生活故事。李氏频繁寄来的信件和她提出的种种要求，使这个古老的国度以更加真实的面貌展现在黄家孩子们面前。柳霜在一个对中国有着绝对忠诚的家庭中长大成人，但每天面对的现实却是北美的洛杉矶，她终其一生都要接受并忍受这种文化断裂，这种心理影响在她后来的从影生涯中表露无遗。 　　关于柳霜的母亲，我们所知甚少。1886年6月6日，李恭桃在旧金山克莱街出生，她是福利雪茄烟厂老板李凌和妻子李氏（与上文的李氏毫无关系）唯一的孩子。雪茄制造对于19世纪末的旧金山华人来说是普通的产业，虽说并不太稳定。在这里，商铺和小工厂经常变换主人和招牌，主要是白人公司的激烈竞争所致。19世纪80年代，排华运动达到了高潮，像李凌一样的雪茄制造商面临着抵制、骚乱和增加资金投入的问题。毫无疑问，李恭桃跟未来的丈夫一样，生活在一个对白人敬而远之的家庭中。尽管如此，李凌毕竟是个商人，对黄善兴而言，这场婚姻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李恭桃的新郎跟她父亲年纪相仿，但对于在美的华裔女子来说，嫁给一个年龄大的人并不新鲜。大约1913年，李凌携家誊回到故土，定居于云南省顺宁县的澜涧村，李恭桃便与他们再无联系。在她出生之前，反华势力的禁锢就已经开始了。李恭桃像同时代的其他美国华裔女子一样，不敢进入欧裔美国人的社会并与他们交往。她既会说英语也听得懂英语，但更喜欢说台山方言。毫无疑问，她在家里与孩子和丈夫说话时使用这种方言。她出生在美国的好处只不过是避免缠足。 　　黄善兴有幸在加利福尼亚找到合适的妻子。当时白人中间流行一种褊狭的观点，认为大多数在淘金热中赴美的华人女子都是妓女，从而促使加利福尼亚立法部门于1875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佩奇法》。依据这一法令，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华人女性移民，即便是最富有的女子，也被白人认为是有意卖淫，这一种族主义观念后来还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部分原因是白人劳工对19世纪60年代末华人家庭发展的恐惧，同时白人资本家担心更大的家庭意味着更高的工资需求，因此《佩奇法》波及所有中国女性。移民局经常拒绝华人女子入境，当地警察屡屡以遣送回国的威胁来骚扰体面的华人女子。黄善兴能够养得起在加利福尼亚和中国的两个妻子，这证明了他的成功。 　　黄善兴及他的这个大家庭在另一个方面也与其他华人居民不同。华人洗衣工在美国的生活是社会隔离的一个缩影，这一工作是受人鄙视的，在白人看来，华人洗衣工就是同肮脏的污水和难闻的气味打交道。正如张纯如所描述的，洗衣的工作相当艰苦，需要马不停蹄地工作，消耗大量体力。洗衣工及其家人拿着八磅重的熨斗，在湿滑的地面上辛勤劳作，洗干净衣服后熨平，完成这项工作还包括漂白可拆卸的衣领、袖子和胸衬，这需要耐心、一丝不苟和一定的技巧。洗衣工人通常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但他们却以拥有“超强适应能力”的胃而自豪，可以一两天不吃东西。静脉曲张和小腿浮肿是他们的职业病。 尽管如此，在洛杉矶从事洗衣的工作在当地华人中非常普遍，因此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规范，有五分之一的男性户主经营洗衣铺，而黄氏家族的洗衣工就占据了所有洗衣工的三分之一。黄善兴使用一流的移民管理方式来改善自己的一切，他有许多孩子，他们长大后可以帮他打理生意。总的来说，黄善兴的洗衣铺雇用了十几个人，其中包括他所有的孩子。只要有一个人在长时间勤劳地洗脏衣服和烧开水，一家洗衣铺就会具有无可置疑的商业前景。这一使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同时也将男人束缚在家里，他们几乎没有精力去赌博，去玩那些在唐人街普遍存在的掷骰子、法罗纸牌和扇子游戏。这一工作能够带来滚滚财源，一个洗衣工所赚的钱足够用来买一家价值55 000美元的旅馆。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够在一家旅馆和公寓大楼附近得到绝佳的洗衣店场所，这些旅馆和公寓大楼时常有那些需要干净衬衣的西部年轻商人光顾。在那儿对家庭也有好处，家人就住在店铺后面。八个孩子的穿着花不了黄善兴多少钱，这位父亲的工作又使他拥有显赫的地位。 　　正如二女儿柳霜后来回忆的那样， 在黄善兴的店铺里，他是“一家之主”。虽然柳霜最终逃离了那个潮湿的洗衣铺牢笼，但在那儿的工作对她的穿着习惯产生了影响，她一辈子都对着装标准要求严格。 　　至于谁掌控黄家的大权，这是毋庸置疑的。黄善兴的台山人身份和他作为黄氏洗衣联盟的成员，与他的产业带给他的利益比较起来，前者更能抬高他在当地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在这个家族的社团里，旧世界的纽带关系再次出现。黄善兴成为这个家族在当地的社团黄江夏堂和华人洗衣铺联盟的活跃成员。这种关系也使他必须继续资助长安村的李氏和黄斗南。 　　现在黄善兴已经有两个女儿了，但他渴望得到一个儿子。为了让他高兴，李恭桃给柳霜戴上华人男孩的帽子，穿上小王子的礼服。 　　柳霜后来认为，她在公众面前的自信也是拜这一男性化经历所赐。1907年7月15日，当李恭桃生下长子黄经材（英文名James）后，便不再需要这样装扮柳霜了。随着露露和柳霜年龄的增长，她们帮助母亲照顾接二连三生下的婴儿。1910年3 月11日，黄柳凰（英文名Mary）出生后，次子黄伟英（英文名Frank）也于1912年3 月12日降生。然后，1915年5月16日，三儿子黄瑞英（英文名Roger）出生。1919年4月27日，另一个女儿黄柳春（英文名Marietta）出生，但在翌年3 月便夭折。随着小儿子黄锦英（英文名Richard）于1922年8月4日降生，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到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