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2

　　黄善兴属于在美国遭受许多磨难的那一代华人。当金矿中的工作日渐减少，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铺设完成后，华人就面临着白人劳工日益高涨的暴力浪潮。早年，华人劳工遍及整个美国西部小城镇的洗衣铺、饭馆和农场。当反华暴虐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兴起时，黄善兴和其他华人逃到大城市，这就形成了唐人街。这些唐人街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在狭小的地域中，居民们被迫聚居在破败拥挤的房屋中。在这里，华人试图通过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持有房产，以及开办本地产业的方式来抗衡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对他们的歧视。 　　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在美华人的地位。内战后，华人的边缘地位伴随着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衰落。一位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华人的“黑人化”，这些曾经受重视的劳工面临恶化的法律、职业与社会歧视。受美国最高法院有争议的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判案”（Dred Scott Decision）鼓动，美国本土主义者阻止华人获得公民身份，号召将他们驱逐出境。继之而来的新恐惧包括 “通婚”（amalgamation），这是19世纪特有的表示异族婚姻关系的术语，充满弦外之音。自30年代以来，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通婚便被看作是无法想象的；内战后，种族主义者将这一种族焦虑扩及华人。 　　黄善兴成年时，面对的是一个日益排斥他的偌大社会，自然他视与白人的接触充满危险。黄善兴穿梭于太平洋的经历赋予他一种新的华人身份：旅居者。正如王赓武所述，华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从中国本土向外移民，但规模不大。直至美国大规模移民之前，任何一个东道国社会从未认为在经济和技术上高华人一等。而移民美国则意味着华人旅居者如今成为工人阶级之一员，尽管同样处于不利地位和未接受过任何正规培训，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在种族和文化上优越于其他亚洲移民。结果，在美华人旅居者徒劳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以寻找一个他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栖身之处。黄善兴在洛杉矶找到了他的归属。在太平洋上或者在全美范围内，他那一代旅居者学会了接受一种短暂的生活模式。 　　然而，他所处的这个全新的美国社会，尤其是在劳工阶级中间，日益滋生出针对像黄善兴这样的旅居者的敌对情绪。因此，尽管中间有太平洋阻隔，他的中国文化情结却日益滋长。他通过外交途径、报纸、银行和不断到来的游客与“家乡”发生联系，这样一来，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就显得格外重要。 　　黄善兴的中国情结是他在这个不友善的世界中的精神支柱。19世纪70年代以来，旅居美国的华人已面临严重的歧视。以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为开端，经1875年的《佩奇法》（Page Law），最终以1882 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达到高潮，这一系列法令严格限制华人移居美国。一旦被定位为各种名目的劳工，华人男子就不得入境。华人女子大多被认为是妓女，所以这些法律将大多数华人女性拒诸门外。由于法律禁止妻子入境，家庭被分裂，除非丈夫在美国本土出生。美国国会在后来的二十几年里采取了若干措施强化这些法律，具体而明确地限制华裔美国人的权利。这些歧视性的法律明确地以华人为直接歧视目标，华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遭受这种限制的少数族群。 　　劳工竞争和法律限制是种族主义肆虐的表现，但这并非迫使美国华人逃往大城市避难的唯一原因。19世纪最后几十年是美国文学上东方主义兴起的时代。尽管著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否认他们的故事和诗歌对美国华人怀有敌意，但仍有很多人借题发挥，渲染他们作品中的反华情绪——他们作品中有一些脸谱化的华人形象，诸如牌场上的专业老千阿兴，或者被警察监控的移民中介阿宋喜。这两位作家试图重新建构从美国华人那儿听到的“洋泾浜”英语或商业英语。到19世纪90年代初，尽管他们是无心的，但却无形中促成一种“唐人街小说”文学体裁的形成。在这种小说里，美国华人被描述成褊狭、难以同化和愚蠢的人。但是这两位作家似乎又很欣赏美国华人的聪明才智，史景迁注意到，他们模式化的描写混杂着杜撰和自我欣赏，间或充满纯粹种族歧视的语言。比如，在哈特的一部戏中，阿兴被描写成“下巴松弛的黄种人的细眼儿子”、“作恶多端的矿工惯贼”、“喋喋不休的白痴”，以及“道德毒瘤”。其他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带有强烈种族倾向的文学作品，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华人描述成危险、不可信赖、邪恶的阴险小人。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这些描述一度甚嚣尘上。在义和团运动结束不久后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书籍，向美国白人读者宣扬华人是对文明的真正威胁。美国20世纪初的作家萨克斯·罗莫（Sax Rohmer）在小说中告诉读者，即使是像他创造的角色傅满洲（Fu Manchu）一样聪明伶俐的中国人也是邪恶的，他们在骨子里天生不会从善。这些成见很快又被搬上了作为新媒介的银幕上。 　　这种类型的电影数不胜数，都是在柳霜出生地周围几个街区摄制的。洛杉矶的唐人街是一个刚刚开发的新区，19世纪80年代前住在这儿的华人不多，因为很危险。1871年，这里爆发了一次针对华人的严重骚乱和屠杀事件；随后在1886年和1887年，这里又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暴力事件。尽管暴力冲突不断升级，但华人移民还是在洛杉矶站稳了脚跟，操控了当地的蔬菜买卖。1878年，洛杉矶市政当局试图向他们征税，使他们无法长期立足。这些商贩们开始罢工，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他们早期的英勇精神激励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和兴盛，比如洗衣铺、饭馆和中药铺等。 　　20世纪头十年的洛杉矶唐人街已是一个人口密集区，有2111名居民，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男性，沿街叫卖的小贩也为数可观。唐人街（本地华人称之为罗省）中的建筑包括美国砖瓦房、墨西哥土坯房、中国商行和寺庙等。对外人来说，这里看上去很肮脏，而且歹徒猖獗。附近的煤气厂和铁路调车场污染了这里的空气，偶尔洛杉矶河水会上涨，淹没这片地区的大街小巷。因为这个地区建立在私有土地上，所以公共基础设施如下水道、室内洗手间、铺砌的街道或者煤气灯等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