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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A.沃尔克从家教中学会了正直诚实。他于1927年9月5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的海滨城市开普梅。母亲叫阿尔玛，父亲是老保罗·沃尔克。1930年，沃尔克举家搬到新泽西这个“花园之州”北部一个叫迪乃克的小城，这里距离纽约市只有8公里，老沃尔克在此任行政长官。老沃尔克毕业于上纽约州的伦斯勒理工学院，学的是土木工程。他管理这个小城长达20年，并使之免遭“大萧条”的冲击。他对小城进行了分区规划，成立了职业消防局，还建立了城市公务员管理体系。［1］沃尔克回忆道：“在我父亲任上，小城的居民人口增长了一倍，我一直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2］ 他父亲办公室内悬挂的一句乔治·华盛顿语录，令年轻的保罗印象深刻：“不要听任你的善良本性……在本该拒绝的时候却说同意。记住这是一项公职，而非私务，你的选择如不能有利于事业，就会造成伤害。”［3］老沃尔克毕生以此为箴言，为了避免哪怕是一点点不适当的言行，他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去走极端，有时甚至牺牲了小沃尔克的利益。 迪克·罗达是迪乃克市的文娱活动负责人，有一次在暴风雪过后雇了15个高中生充当兼职的安全监测员，小沃尔克也在其中。老沃尔克发现此事后，把迪克叫到办公室说：“我不想让这小子领薪水，请你将他解雇吧。”当迪克辩解时，老沃尔克说：“如果你不解雇他，我就再找一个新的负责人取代你去解雇他。”迪克·罗达只得照办。［4］ 保罗亲眼看到父亲在作每个决定时都把情感因素排除在外，他叼着烟斗，凡事都深思熟虑。“如果有人周一来请求帮助办事，而他之前从未考虑过，他就会说，你周四再来吧，我会告诉你结果。拖延几乎成为他的长处。他凡事思考全面，一丝不苟，掂量每一种可行性。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不到火候时别轻易下结论，不论结果怎样。”［5］ 从保罗孩提时代记事起，他就渴望得到家里人的认同。他记得那年自己5岁，第一次把幼儿园康斯坦丝·帕尔默老师给的测评表带回家。我说所有小男孩都会觉得他遇到的第一个老师很漂亮，但是保罗坚持认为她是真的非常漂亮。“我记得她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一圈小朋友中间。我很喜欢她对我的关心，直到有一天她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下：保罗不参加集体讨论，也跟其他孩子玩不到一起。”［6］这句评语让他的父母十分担心，尤其是他的姐姐们也来添油加醋：“他跟朋友玩时，别人都不说话。”父母的担忧更加重了他的沉默寡言。 随着年龄增长，保罗的内向性格使他跟异性打交道变得异常困难。在高中时，他害羞得不敢跟女孩子约会。但他的害羞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凡事不求人。他成为职业棒球联赛布鲁克林道奇队的球迷，只因为其他朋友不是支持扬基队就是支持巨人队，而这两个队的主场就在几公里远的地方，过了乔治·华盛顿大桥就是。他们都视布鲁克林为异邦，那里的人连讲话都像外语一样难懂。保罗那时发现自己乐于与众不同。 年轻的保罗内心既有不安，也有自信，两者融合形成了他凡事多疑的性格。有时候不安主宰了他的心情，尤其是发放成绩单时。他担心让父亲在成绩单上签字。如果他取得了好成绩，父亲签名时会把名字中的V写成花体，就好像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一样欣喜。但当他的成绩不佳时，父亲只签一个缩写“PAV”了事。“我多么希望父亲总能在成绩单后面签上花体的‘Volcker’名字啊，但是这并不经常发生。”［7］ 老沃尔克就像是一个严厉的校长，少废话，不拥抱，也没有亲吻。当保罗在1945年申请大学时，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了。父亲建议他去读自己的母校伦斯勒理工学院，但保罗执意申请普林斯顿大学，想看看自己行不行。申请普林斯顿本身就够耸人听闻的了，他在填表时感觉自己手里就像拿着一张神圣的羊皮古卷。两周后，他被录取了。父亲仍劝他不要去，还警告说：“在普林斯顿，私立高中的学生会比你这个来自迪乃克公立高中的学生强得多，你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聪明。”［8］ 保罗决心拼搏一把，为自己正名。 老沃尔克没能成功阻止儿子，但美国形势的变化差点让他去普林斯顿的愿望落空。1945年4月，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后不久，沃尔克收到一纸正式通知，要求他到当地征兵局报到并接受体检。当时欧洲战事尚未平息，迪乃克高中篮球队的队长自告奋勇扛枪参军，这使保罗感到不悦。“我们即将在篮球场上展开冠军季的争夺，而这只能让我们的计划成为泡影。当我去体检时，我想的是稍蹲下身就可以不超过2米的身高上限，从而达标入伍。可惜我下蹲得不够，因为身高超高被拒绝了……我一直引以为憾，并怀疑是不是会让自己和祖国蒙羞。”［9］ 1945～1949年间，沃尔克专心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打篮球。让他失望的是，尽管身材修长，他学经济学的成绩比打篮球更好。“我跟篮球教练怎么也处不好，”沃尔克抱怨说，听起来就像一个坐冷板凳的替补队员，从不说自己的球技差，“所以我上场不多。”［10］这也许导致了他去普林斯顿的两位德裔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卢茨和奥斯卡·莫根施特恩——那里寻求慰藉。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希特勒掌权后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卢茨教授沃尔克毕生从事的货币银行学，莫根施特恩则教给他如何多虑和怀疑，那成为他毕生的动力之源。 莫根施特恩声名远播，是因为他与20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约翰·冯·诺伊曼在1944年合作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11］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关于策略和决策的正规方法。除了参与莫根施特恩的课上讨论外，沃尔克从未在博弈论上多下功夫，但在保罗身上却看得到莫根施特恩的学术影子，因为他把保罗塑造成了一位职业的怀疑论者。 莫根施特恩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说：“如果经济学不能告诉人们如何掌握实际命运，那它不过就是个思维游戏……跟国际象棋没什么区别。”［12］莫根施特恩也许不喜欢下国际象棋，因为当时的高手都被俄国垄断了，但他的确希望经济学不仅仅是个游戏，他警告说：“经济政策如此缺乏理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数据的不足。”［13］在那个年代，他的同僚们都在花大量时间进行思考，而不是付诸行动。 当时的奥斯卡·莫根施特恩即将于1950年发表《经济观测的准确性》一文，对经济数据的不当处理问题提出警告。他直言不讳地说：“让人感到荒诞不经的是，《纽约时报》经常在头版报道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或下跌了1‰，但却从未用合适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变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指数编制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14］ 沃尔克回顾了莫根施特恩举出的关于国际黄金流动数据令人震惊的案例，那曾在全世界成为头条新闻。“奥斯卡提出，在很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公布的从美国进口黄金数量与美国公布的对英出口黄金数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让在此基础上所作的任何分析研判都沦为笑柄。”［15］ 沃尔克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多半不是读书就是打篮球。沃尔克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6］。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辩护让我对政府干预产生了怀疑，并且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深感自豪，尽管哈耶克也对美国暗流涌动的社会主义型政策措施提出了警示。在功课方面，我专心听教授的讲解，并发现只要复述好他们的观点就可以得到A的成绩，我在考试中差不多能逐字逐句复述他们的授课内容。”［17］ 普林斯顿的学生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校方为此要求其在毕业时提交论文——针对宏大的课题做一篇厚重的文章，如果贪玩打篮球是不可能完成的。对日益逼近的论文大限，沃尔克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只剩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他还什么都没做。 按照沃尔克的说法，是他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弗兰克·格雷厄姆教授救了他。“我起先决定写一篇关于二战后美联储政策的文章，但后来发现这个题目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格雷厄姆教授给了我一个绝佳的建议：先写出来，之后再改。其后，我每个星期五下午提交一章的手稿，写在黄色的法律文书用纸上，教授则在下星期一反馈给我详细的修改意见。我都不好意思不往前赶了。”［18］ 格雷厄姆是一位国际贸易专家，他表扬了沃尔克的敬业精神。但沃尔克心里没底，一直羞于面见教授：“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时间见我。”［19］格雷厄姆则推动自己的这位年轻学子努力前行，希望他能继续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最终在距截止时限仅有一个星期时，沃尔克提交了学位论文，并以最高荣誉称号毕业。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沃尔克都在实践这一“平日拖延、一朝迸发”的策略。“我发觉这挺管用的，所以我一直没改。”他还补充说：“另外，这样做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以便能作出正确的选择。”［20］ 1950～1951年间，沃尔克在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经济学，听了大量讲座，包括阿尔文·汉森的课。汉森是新凯恩斯主义阐释者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主张积极进行政府干预。“汉森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沃尔克回忆说，“但在普林斯顿读大学时，我就对经济学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我对他的学说非常之怀疑。”［21］ 沃尔克在1951年获得了哈佛的硕士学位，然后拿了扶轮社奖学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学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保罗花了大量时间周游欧洲。“我找了个女朋友，忙着谈恋爱而疏于作研究。待论文截止日期临近，我发现再没有像当年格雷厄姆教授那样的恩师来帮我了。到如今我都后悔没能完成博士学业。我也让父亲失望了，他还保存着当年家乡媒体报道我获得奖学金消息的剪报。他是扶轮社成员中的活跃分子，而我却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22］ 像父亲一样，沃尔克选择在公共部门工作来摆脱内心的歉疚。老沃尔克帮忙把儿子介绍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参加面试。美国央行系统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储备理事会领导，而纽联储是美国央行系统内12个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纽联储那栋堡垒似的建筑坐落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它是联储体系的观察哨所，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仅有两个街区之隔，且步行就可以拜访众多的政府债券交易商，这些交易商负责每天与美联储进行证券买卖。 纽联储研究部副主任罗伯特·卢萨在1952年聘用沃尔克做经济学家，且成为沃尔克的思想塑造者。卢萨让沃尔克帮助编辑制作了一本名为《美联储在货币和政府债券市场上的交易操作》的红皮小册子（长达107页）。这本小册子指导了一代政策制定者学习了解央行策略。［23］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曾把卢萨描述为“差不多是货币市场关于政府债券运作方面的最高权威”。［24］当1954年从纽联储研究部转到公开市场交易台，代表联储从事债券买卖时，卢萨就已经成为专家了。 卢萨转行到联储实务部门的举动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学家都被认为过于理性而不适合于凭本能行事的交易岗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交易与研究是分离的，且比会计高不到一个档次。卢萨还打破惯例，让只有27岁的沃尔克到交易室工作，当然开始时是作为观察员去学习业务。这一经历将沃尔克的理论训练和实践经验完美结合，改变了他一生的职业轨迹。如果说当年是奥斯卡·莫根施特恩让保罗相信数据固然重要但被差错困扰，那么罗伯特·卢萨则给了他机会把华尔街心脏地带的数据放到显微镜下仔细琢磨。 进入纽联储的交易室，沃尔克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跟以计算机终端和花花绿绿的电子显示屏为特点的现代交易设备相比，1955年的机器带有当年黑白电影制作的粗糙印记。一张U形桌摆满了为每位交易员安置的电话接口，在U形桌开口一端对着的墙上，挂着一面硕大的黑板，上面记录着相关统计信息，就像早期棒球比赛的计分板。在研究部看到的政府债券价格，不过是印在纸上的印刷字体，而在这里则通过与华尔街债券交易商的电话交流，成为沃尔克大脑中跃动的旋律。关于买卖的一系列速记符号，使交易员之间的对话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只有训练有素的耳朵才能解读出“出价9，报价10，100对100”这句话的含义。但是沃尔克学得很快，并陶醉于细节当中，感到自己好像被引领加入了一个神秘的兄弟会组织。［25］ 每个星期三，商业银行都需要满足联储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此时，沃尔克将为准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周报忙到后半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央行的决策机构，包括由总统任命的联储理事会的7位理事，再加上在12个地区储备银行中以轮值方式确定的5家银行的行长。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时由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领导，他于1951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任命，一直干到1970年卸任。跟当时联储理事会各位理事一样，马丁也是银行家出身。也许当时的经济跟现在相比过于简单，但由于缺少经济学家，美联储的政策多体现主席的个人色彩。［26］马丁认为，经济学家的预测行为挑战了过去预言家式预测的准确性，这对预言家也许是一种冒犯：“如果让我自己作决策，我不会被此类分析牵着鼻子走。”［27］他也感到经济学家缺乏中央银行家所应具备的实践经验。 沃尔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所撰写的周报，哪些人经批准能看，哪些人不能看，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在马丁掌舵下的美联储，这一点毫不奇怪。难怪沃尔克的妻子芭芭拉揶揄他：“让你撰写，却不批准你读。这帮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28］ 芭芭拉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有着一头深色的短发，但她却总自嘲为蓬头垢面。她曾在布朗大学彭布罗克女生学院读书，主修的是对上帝不敬的学科。当时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芭芭拉对丈夫通宵急就的周报一点也不感冒。沃尔克知道她对美联储的看法是对的，其实她对所有事物都有正确的判断。僵化的官僚体制会把人拖垮。但他仍深知，尽管他仅仅是个经济学家，但他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起草的备忘录是有用的，因为那些记录是他作为公开市场交易台观察员的真实反映。他就像是来自前线的战地记者，所描述的情景是可信的。他还以卢萨的记录员和资料库的身份，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坐在那儿的感觉就好像自己是联储理事会的成员，真是妙极了”。［29］ 沃尔克起草的备忘录中事实和数据林立：证券的买卖数量、价格，买方和卖方各是谁，也许最重要的是交易商对利率近期走势的预期。不管债券价格是涨还是跌，交易商都是靠预测利率升降来赚钱的。他们凭着在上涨前买入、在下跌前卖出获利。沃尔克很关心细节，特别是预期和行为之间的关联度，并觉得把这些碎片信息整理好至关重要，就像他在孩提时代制作飞机模型一样。每一架飞机，无论其材料是巴尔沙轻木还是纸，都用橡皮筋转动螺旋桨提供动力，平衡得恰到好处，可随时放飞。 联储的交易室是经济研究和真实世界之间的桥梁，沃尔克跨越两边，乐见全部。直到1957年，他在交易室都还只是一个信息报道员而非操盘手。也就在那一年，他朝真实世界的实际操作又迈进了一步，加入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名称取自美国内战时期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大通”是银行的中文译名，是萨蒙·蔡斯的姓氏——译者注），以及由美国建国初期的副总统艾伦·伯尔创办的曼哈顿银行。伯尔就是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中枪杀了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那个人。 跟在联储连一份备忘录都运转得如老牛拉车般的官僚体制完全不同的是，各种想法能像特快列车一样在大通曼哈顿内传递。沃尔克在经济研究部门工作，但作为银行高层每周例会的组织者，他能直接接触高管。他为集团起草的综述提升了他在高管中的声望。这一经历最终促使银行总裁乔治·钱皮恩给沃尔克打了个电话。 钱皮恩于1933年加入大通银行。他请沃尔克来办公室讨论一下他最新起草的备忘录。钱皮恩一定是对此前了解到的情况非常满意，他说：“坐一会儿吧。我挺担心我们的国际交易头寸。看起来我们的竞争力在丧失，也许这对美元会有影响，你怎么看？”［30］ 沃尔克自从在哈佛大学听国际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讲述复杂的外汇和国际收支理论以来，还没有更多地考虑过对外贸易问题。沃尔克开始重温课堂笔记，并且很希望能学以致用。 但是，他未能抓住机会。罗伯特·卢萨针对沃尔克的未来已另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