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丝传——前言

因为纪录片《九月刊》（The September Issue），我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熟知。那一天，安娜• 温图尔（Anna Wintour）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哦，有一件事顺便和你说一声。我已经签约，让一个电影摄制组来拍摄一部关于我们的纪录片。”这部影片的最初构想不过是记录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研究馆部的年度舞会的筹备过程而已，但是拍摄计划却越来越复杂，最后演变成了完整纪录美国版Vogue杂志年度最重要的九月刊的诞生过程，所有相关的讨论、聚会、争吵以及挫折都将被一一记录。摄制组将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旁观我们拍摄时装大片的过程。所有这些消息都不是我想听到的。作为创意总监，我的工作已经千头万绪，安排复杂的拍摄日程已经够困难了，更别提工作时还需要忍受各种“闲杂人等”的打扰。当我说“不要指望我参加”时，安娜只是径直望着我身后的窗户。我能感到她的眼神里没有东西。这是她的绝招，当人们讲一些她不想听的话时，她真的能做到置若罔闻。 面对被摄制组侵扰的情况，我本能的反应是厌恶。因为我一直认为，人们应该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不应该追逐虚名，不必为成名这事儿而浪费时间。后来我才知晓，制片商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来游说安娜。我确信，安娜最终同意这件事，是因为她想向世人展示Vogue杂志是有内涵的，而非一群轻浮女子在喋喋不休地讲废话。同时，我们也已经受够了《时尚女魔头》（The Devil Wears Prada）这部电影，它对时装业的描述简直是十足十的荒谬可笑。 在纪录片拍摄期间，摄制人员和我多次沟通，希望赢得我的配合。拍片初期，他们听说我很难打交道（的确如此，我以拒绝采访而闻名），但是，他们还是来敲我办公室的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态度极为友善，我坚持冷若冰霜，告诉他们我不感兴趣，并且不希望他们在我身边晃来晃去，因为那样会让我无法专心工作。我厌恶别人观察我，我就像赶苍蝇那样把他们赶跑。 在最初6个月的拍摄时间里，我的办公室始终都是大门紧闭。我对导演R.J.卡特勒（R.J.Cutler）恶言相向，每当他们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我时，我就想方设法将他和他的团队拒之门外。我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摆放着一排衣架 。他们拍摄时，我能清楚地听见有人在说“哦哦，我就喜欢这件红色衣衫”“哦哦，是啊！我估计，安娜绝对喜欢这件”，在摄像机面前，人们总是喜欢说废话。之后，摄制组成员全程陪同我们参加了巴黎时装周，那真是个噩梦。他们时常挡住我们的路，或为了拍摄安娜的一个镜头用臂肘推开我们。在Dior的秀场上，当摄影师鲍伯（Bob）为拍摄安娜而倒着走时，他一脚踩在我的脚趾上，这彻底把我激怒了。我狠狠地回敬了他，声色俱厉地喊道：“顺便要提醒你一声，我也是在为Vogue工作的！”他们专注于拍摄安娜的一颦一笑：拍摄她坐在前排看秀时的专注神态以及她对时装秀的评价。这一切让人感觉太夸张了。我注意到，安娜随身带着麦克风，这造成了与她交流的另一个障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和我们说话时的用词变得谨小慎微。 最后，我想明白了：不能与之为敌，便与之为伍。再加上安娜再次把我拽进她的办公室里说：“你确实在他们的拍摄计划里。他们将拍摄你工作的全过程。你不可能置身事外，这次没有商量余地。”所以，我绝对是被人用枪顶着脑袋赶进了镜头里。我警告安娜说：“如果你要把我拖进影片里，我可能会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我不会作假。就算是在镜头前我还是会专注手头上的事，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当然，我心里暗自盘算，就算我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他们肯定会剪掉——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影片中，我会像个大兵那样爆粗口的原因。）以前，也有其他一些关于Vogue 的纪录片拍摄过我，不过，我的镜头总是在最后的剪辑时被删除。 第一次看到剪辑好的片子时，我被彻底震惊了。影片中我的镜头特别多！后来，一位摄制组的成员告诉我，他们觉得安娜和我之间充满火药味的互动很吸引人。影片在Vogue内部放映过两次，我和同事们观看了第一场，安娜看了第二场。我猜想安娜是不乐意和其他员工一起观看的。陪同她观片的是Vogue的特邀作者们以及她的智囊团，安娜可能更看重这些人的评价。我们曾试图回忆在拍摄纪录片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到底都说过些什么话，因为拍完后，拍摄组就消身匿迹，单是剪辑就剪了一年。 现在，我能开怀大笑地接受这个结局。毕竟，我的个性确实是口无遮拦，但是影片里我的镜头有点太多了。安娜看过最终版后，没说任何意见，我至今也没听到过一个字。我只知道她没有不赞成，但也不是完全满意。她只说了句“让格蕾丝负责媒体宣传”，之后就没下文了。无论如何，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她参加了首映式，并站在台上回答了评委的提问。导演R . J .卡特勒回答了大部分的问题，而她，手中紧握着水瓶，戴着墨镜，显得面无表情，有点神秘莫测。 我参加了在萨凡纳（Savannah）的放映式，这是我第一次同意为影片做些宣传。我和Vogue的自由编辑安德烈•莱昂•塔利（Andr Leon Talley）一起，在一间挤满了新闻记者的房间里进行了长时间的问答。他们不停地说：“哦，我认为你太出彩了。”就 这样，我慢慢地喜欢 这部影片了。（我在开玩笑呢，不过，现场确实令我陶醉。）自始至终，观众最好奇的对象还是安娜，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探听关于她的各种消息。 在这种场合，安德烈的表现很出色，他擅长化解一些尴尬的提问。只要有人提及安娜，安德烈就转移话题，谈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Obama），或者Vogue的前任主编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 令我一直感到吃惊的是，看过影片的人对我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在整个影片中，我的情感表现特别强烈。影片使我像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安娜则显得坚毅冷静；或者，因为我看上去像被愚弄了；或者，观众总是喜欢天真率直的个性；也或许，在编辑部里，除了我还会有谁敢和上司顶嘴呢？坦白地讲，和上司顶撞这种事，我以前做过，今后还可能会继续做。 在《九月刊》上映前，Men's Vogue那时的主编杰•菲尔登（Jay Fielden）要求我在纽 约公共图书馆里公开发言。这是令人极其伤脑筋的场景，因为我瞥见安娜、康泰纳仕（Cond Nast）的老总塞缪尔?欧文?纽豪斯（S.I.Newhouse）都坐在观众席上。过了一会儿，现场问答就比较自如了。我掌握了这类事情的诀窍，就是让自己站在不显眼的 暗处，直到现场互动进行到最后一刻才突然戏剧性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并用直直的 眼神盯着提问者。接着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名人了。我的公寓在纽约市切 尔西街区上，大楼外经常聚集着一群又一群围观的人：怪僻时尚分子、同性恋、异性 恋、年轻人、老年人、各色人种等等。我还成为受街坊邻居欢迎的人，他们会站在马 路对面大声喊我的名字，不过，总是显得非常友善。我感觉自己像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一样受欢迎，事实上甚至比甲壳虫乐队更受欢迎，因为他们在刚出道时所 吸引的粉丝会更粗鲁一点，虽然我也曾经被围追堵截过一次。那次我答应去寓所附 近的街区影院与观众互动。我到达现场时，前一场电影刚结束，观众纷纷离座散场。 我站在影院的角落里，观众认出了我，一下子满场的“格蕾丝，格蕾丝，哦，我的上帝呀，就是她”，不绝于耳。 并且，人们一直没有忘记我。或许因为我经常出现在大街上或地铁里，而不是像安娜那样谨慎地躲在车里。这让我深受触动，既然我已经被观众刨根问底地追问过各种问题了，我也被这些问题带入了往事中，回忆起自己的人生经历，于是，便有了写回忆录的念头，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更多的经历。这着实又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忙个不停，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已经老到要写回忆录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闪光灯频频闪烁，咔嚓声不绝于耳。到最后，我们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那晚我们就像是名媛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