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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就像是在耍杂技，连弗洛伊德和荣格也要为我捏一把冷汗。除了要勇敢面对芝加哥市中心拥堵的交通，我还要找个管家，跟曼尼争取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账户，以及去商店购买日用品；除此之外，我还要准备讲义，并承担精神科对其他部门的联络工作。有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法再多承受一点点负担了。 但1965年的一天，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来自芝加哥神学院（Chicago’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四位男士向我做了自我介绍，称他们正在研究一篇论文，主题是“死亡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最大危机”。他们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我在丹佛第一次上课时的讲义副本，有人告诉他们我也写过一篇相关论文，不过他们找不到我的论文，所以就直接来找我了。 我告诉他们我根本没写过这种论文，他们听了十分失望。不过我还是请他们坐下来和我聊聊。听到神学院的学生对死亡和濒死的主题感兴趣，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们和医生一样，有足够的理由去研究死亡和濒死，他们也要面对濒死的病人。当然他们对死亡和濒死也有一些独到的问题，光靠读《圣经》是没法解答这些问题的。 神学院的学生们承认，当人们问起关于死亡和濒死的问题，他们在回答时感到十分无助、困惑。他们根本没和濒死的人聊过天，也没见过死人的尸体。他们想问问我知不知道要如何去获得这种实践经验。他们甚至还提出要在我探访濒死病人时从旁观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推动我进一步地进行死亡和濒死的研究。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想，我所担任的联络工作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得以接触到肿瘤科、内科和妇科的病人。一些病人得了不治之症，其他病人则独自坐立难安地等待着接受放射性治疗、化疗，或是只是拍一张简单的X光片，但他们全都心存恐惧，感到迷茫、孤独，极度渴望能有另一个人来为他们分忧解难。我很自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他们的心声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 于是查房时我在濒死的病人中调查了一番，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和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们谈谈。我还找了其他几名医生，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诊治濒死的病人，但他们都一脸厌恶地回绝了我。有一位医生负责的绝症病人是全院数量最多的，他不仅拒绝让自己的病人和别人聊聊，还谴责我试图“利用他们”。甚至没几个医生承认自己的病人快死了。也许是我说得太直白了，我应该更婉转更圆滑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才对。 最后终于有位医生提到了他病房里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患了肺气肿，活不了多久了。医生的意思大概就是：“试试这个人吧，但别伤害他。”我立刻就走进了这位老人的房间，来到了他的床前。他身上插着呼吸器，看起来非常虚弱。但他正是我想要找的人。我问他是否介意明天带四个学生来这问他一些有关当前感受的问题。我觉得他理解了我的意图，不过他建议我立刻就把他们带来。“不，”我说道，“我还是明天再带他们来吧。” 我错在没有听他的话，他想告诉我时间不多了，但我却没听进去。 第二天我把四名神学院的学生带到了他的房间，但那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就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了。不过他认出了我，并且按了按我的手，表示他知道我们来了。一滴眼泪划过他的脸颊。“谢谢你的努力。”他喃喃地说道。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后，我就带学生们回到了办公室。刚到办公室，我就收到消息说，那位老人刚刚去世了。 我的心情糟透了，我真不该只想着先忙自己的事，而推迟了病人的请求。这位老人是如此迫切地想和别人聊聊自己心中的感受，但我却没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含恨而终。最后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位愿意和神学院的学生们聊聊的病人，但第一次的教训真的太深刻了，让我终生难忘。 人们在试图理解死亡时，往往会面对一个最大的阻碍：我们的潜意识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生命终结的样子。在它看来，死亡是一种可怕的生命骤然中断的现象：意外身亡、谋杀，以及身患某种绝症。换句话说——令人感到恐怖的痛苦经历。在医生眼里，死亡则意味着失败。我不经意地发现，医院里的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在这家现代化的医院里，濒死是一件凄凉悲惨、事不关己的事情。绝症病人都被送到了偏僻的病房。在急诊室，病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医生和他的家人们则忙着争辩是否要告诉他真相。对我来说，唯一要问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病人？”如果有人问我对于一个濒死的病人来说什么才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会给他讲讲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农夫的死，他选择了回到家里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真相永远是最佳选择。 人们相信，医学取得的巨大进步能让人生免除病痛。而一说到死亡，人们就会把它跟痛苦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量避开它。成年人很少提起和死亡有关的事，当无法避免时，他们会把孩子们送到其他的房间里。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且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善于延长生命的那些医生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这辈子活得不好（包括临终的时刻），那死亡也不安宁。 这些观点急需被提高到学术科学的层次上进行探讨，这个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和导师马戈林教授一样，我那些关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课程，也被大家视为标新立异的事，受到医学院学生的追捧。那些求知欲较强、胆子较大的学生都在讨论我和四名神学院学生的经历。圣诞节来临前，来自医学院神学部的六名学生问我能否再安排一次和濒死病人的会面。 我答应试试看。等到六个月后，也就是1967年上半年的时候，我每周五都会组织一次研讨会。没有一个医院的医生来参加过这个研讨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们的态度。但研讨会在医学院和神学院的学生，乃至护士、牧师、拉比和社工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场场爆满。为了能容纳更多听众，我将研讨会转移到了一间大讲堂里。不过为了保持一种私人空间的感觉，我对濒死病人的采访都是在一间小房间里进行的，房间里安装了双面玻璃和录音装备。 每周一我就开始寻找能接受采访的病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多数的医生都觉得我和研讨会，都只是为了利用病人，让人感到恶心。我那些为人处世比较圆滑的同事就会找一些借口，推说他们的病人不适合参加这种活动。大部分医生都禁止我直接接触他们的重病患者。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和一群牧师及护士聊天，这时电话响了，听筒那端传来了一位医生怒气冲冲的吼声：“你居然敢和K太太谈她快死了的事？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病得多严重，还以为自己还能回家呢！” 正切中要点。那些对我的工作和研讨会退避三舍的医生，他们的病人通常都不知道要如何应对自己的病。医生们总是一脸讳莫如深的样子，病人根本没机会说自己有多担心。 我的目标是打破职业中的层层禁忌，让病人能够自由地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记得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在寻找适合受访的病人时受挫的文章。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通知我说自己的病房里没有濒死的病人。之后我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位老绅士，他正在看一则标题为《老兵不死》的新闻。第一眼见他，我就知道他的健康情况正在日益恶化，于是我上去问他看这种新闻会不会感觉不舒服。他还以为我也是那种宁愿逃避现实的医生，十分轻蔑地瞥了我一眼。之后他就成了研讨会上的大人物。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性别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是女性，所以我遭到了更多的反对。作为一名流产四次、生过两个健康宝宝的女人，我将死亡看作是生命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我别无选择，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生孩子还是简简单单地活着，你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但大部分医生都是男性，而且他们大都认为死亡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 死亡学，或者说对死亡的研究，就是在早年这样诞生的。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一位黑人女清洁工。我不记得她叫什么了，但无论白天黑天，在轮班的时候总能在走廊里看到她。我之所以注意她是因为她影响过很多身患绝症的病人，我注意到，每次她离开病房之后，病人的态度都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想要知道她到底有什么秘诀。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暗中窥视这位高中还没毕业，但晓得一个大秘密的女人。 一天，我们在走廊上不期而遇了。我突然鼓励自己做出经常让学生们做事的架势——“拜托，有问题你就问。”我鼓起勇气，直接走到这位女清洁工面前，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单刀直入地脱口而出：“你到底把我的病人怎么样了？”我敢肯定她被我吓了一跳。 她本能地为自己辩护起来：“我只是擦擦地板而已。”她很有礼貌地回答，然后就走开了。 “那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说道，但她已经走远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对方，就像是玩游戏一样。终于有一天下午，她在走廊上一看到我，就把我拉到了护士站后面。这可真是奇特的一幕——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助理精神学教授，被一位扫地的黑人女清洁工强行拉到一旁。等到只有我们两个人，没人能听到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向我吐露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和她的心声，这是我未曾料到的。 她来自芝加哥的南区，从小就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她们一家挤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孩子们总是因为吃不饱饭病怏怏的。和大多数穷困潦倒的人一样，她总是饿着肚子，身体毫无抵抗力，经常生病。孩子们就用劣质的麦片粥充饥，医生根本不是他们能请得起的。一天，她三岁的儿子得了很严重的肺炎，她带他来到了当地医院的急诊室，但却被拒之门外，因为她还欠医院十块钱。绝望的她只能一路走到库克郡公立医院（Cook County Hospital），那里有不得拒绝穷人入院的规定。 不幸的是，在那里她遇到了一屋子像她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急需医疗护理，她被告知要排队等待。没想到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小男孩艰难地喘着粗气，就这么死在了她的怀里。 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她在讲这件事时的态度。虽然深感悲痛，但她并不消沉，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心存愤恨。她那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让我吃了一惊。这真是太怪了，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几乎脱口就问：“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件事？这和我那些濒死的病人又有什么关系？”但她那双漆黑善良、善解人意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然后她对我说道：“你知道的，死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他了。” 现在我俨然变成了她的学生。她继续用平和坦白的语气说道：“我再也不怕他了。有时我走进那些病人的房间里，看到他们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会走上前去。有时我还会摸摸他们的手，告诉他们别担心，一切并没有那么糟。”说完这些后她就陷入沉默。 不久后，我就把这位女清洁工提拔为了我的首席助理。她在没人支持我的时候给予我力量，这也成了我一直试着传递给大家的重要一课。你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古鲁（gurus） 或精神导师来帮助你成长。什么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师——孩子、绝症病人或者是一位女清洁工。勇敢地对别人敞开心扉就是对他最好的帮助，这是世界上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无法比拟的。 谢天谢地，还有那么几位能够理解我的医生，允许我接近他们即将死去的病人。在每次正式开始前，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程序。我会穿上写有我名字和精神科联络员（Psychiatric Liaison）头衔的白大褂，先征求病人的同意，让他们允许我在学生面前询问一些关于他们的疾病、住院治疗以及其他一些感受的问题。除非他们自己先说起“死亡”和“濒死”这种字眼，否则我绝不会先说出来。我只问问他们的姓名、年纪和诊断情况。一般病人没过几分钟就会同意参加这个活动。事实上，我根本不记得有人拒绝过。 一般讲堂在研讨会开始前三十分钟就会人满为患。我会用担架或是轮椅把病人带到采访室里。在开始前，我会先站到一旁，默默地祈祷采访不会对病人有任何伤害，我的问题能够帮助他打开心扉，倾吐心结。这和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 的祷文有些类似。 上帝赐予我平静， 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 上帝赐予我勇气， 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 上帝赐予我智慧， 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 病人开始讲话后——有些病人就连喃喃低语都会觉得疲惫不堪——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倾吐出他们被压抑已久的情感。他们从不浪费时间东拉西扯，而是直奔主题。大部分人表示，他们并不是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了绝症，而是从家人和朋友态度的转变看出来的。在他们急需了解真相的时候，大家突然间都变得疏远起来，并且还总是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真相。大部分人都觉得护士比医生更贴心，对他们的帮助更大。“现在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们为什么吧。”我说道。 我常说濒死的病人是我最好的老师，但倾听他们述说也要有莫大的勇气。病人会毫不客气地说出他们对医疗护理有多不满——不只是医疗护理本身，还包括缺乏同情心、交流和理解。经验丰富的医生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被病人描绘成麻木不仁、胆怯和不称职的医生。我记得有个女人甚至还哭喊着说：“我所有的医生都只是想跟我谈谈我的肝脏大小，在这种节骨眼上谁还会关心自己的肝脏到底有多大吗？我家里还有五个需要照顾的孩子，这才是最要命的。但是根本没人跟我说说这个问题！” 在采访结束时，病人们都感到如释重负。许多已经放弃希望、觉得自己是废人的病人，发现自己又有了一个新的角色——老师。对此他们都感到欣喜若狂。他们意识到原来就算濒死之人也可以拥有人生目标，因此要好好地活到最后一口气。他们仍在成长，听众们也是。 采访结束后我都会先把病人送回房间，然后再回到讲堂里和听众进行热烈的讨论。 除了分析病人的感受，我们也会检测自己的反应。与会者的发言一般都坦率得让人感到吃惊。“我几乎没见过什么死人。”一位医生说道。他因为对死亡感到恐惧所以干脆躲得远远的。“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一位神父承认根本无法从《圣经》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什么也不说。” 在讨论中，医生、牧师和社工们都正视了自己的防御和敌意，他们分析并克服了自己的恐惧。通过倾听濒死病人的述说，我们都明白了以前自己不该那样做，今后我们能做得更好。 每次我带一个病人进出病房时，我都会觉得他的生命是“广阔天空里数百万星星中的一颗，在刹那间闪亮地划过天际，转瞬消失在无尽的黑夜之中”。每位病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归结起来都在传达同样的信息： 好好活着，以免将来后悔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好好活着，以免将来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后悔，希望重新来过。 好好活着，真实而又充实地度过每一天。 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