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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菲奥里医院接受了我的申请，我成为了精神药理学室的主任，同时也为包括神经科在内的部门做一些联络咨询的工作。上班后不久，有位神经病科专家就找我帮忙诊治他的一位病人。我和这位病人谈了谈，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据说患了心身性瘫痪（psychosomatic paralysis） 和抑郁症，但我检查后却发现他患的是晚期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 ，一种无法医治的退化性疾病。 “病人就快不行了，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向神经病科专家报告。 这位专家不仅不相信我的话，还对我的诊断嗤之以鼻。他认为病人只要吃点镇静剂，就能摆脱不正常的心态。 但几天后这个病人去世了。 我的诚实坦率和一般医院的作风格格不入。但工作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许多医生都会习惯性地避免谈及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那些濒死的病人所受到的待遇，比州立医院那些精神病人好不到哪儿去。大家都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还会虐待他们。没人愿意跟他们讲实话。有的癌症病人会问：“我是不是快死了？”而医生则会回答：“哦，别胡思乱想了。”那可不是我的作风。 不过我认为不只是蒙蒂菲奥里医院，在许多其他医院也没几个像我这样的医生。很少有人和我一样，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村庄做过救援工作，更没几个做过母亲的。而且之前治疗精神病患的经验告诉我，有一种神奇的治疗力量能够超越药物、超越科学。那正是每天我为医院病房带来的东西。 我在探视病人时会坐在床边，握着病人的手和他们聊上好几个小时。从中我发觉每个濒死的病人都渴望得到爱、抚摸，渴望有人和他们交流。濒死的病人并不想要他们的医生和自己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他们渴望医生能和他们说实话。即使是自杀倾向最严重的病人通常——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也会相信他们仍然有活下去的意义。我会对病人说：“告诉我你的想法，它能让我帮助其他人。” 但可悲的是，情况最糟糕的病人——那些病入膏肓，很快就会死去的病人——却受到了最差的待遇。他们的病房离护士站最远，整天被迫躺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却没法关灯。除了在规定时间内，任何人都不能探访他们。他们被扔在那里孤零零地等死，就好像死亡是一种传染病一样。 我拒绝这么做，在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无论要花费多长时间我都会陪在濒死的病人身旁，并且告诉他们我会一直陪伴着他们。 虽然工作范围遍及整间医院，但我和那些所谓的情况最糟的濒死的病人却走得最近。他们都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我看着他们挣扎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听着他们狠狠地咒骂上帝，在他们哭喊着问“为什么是我”时，我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膀；我也听到他们和上帝重归于好。我发现，如果有人对他们表示关心，他们就会慢慢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把这些都归为死亡的不同阶段，而我们在面临失去的时候，也会面对这几种阶段。 通过倾听病人的述说我发现，其实所有濒死的病人都知道自己快死了。医生的问题既不是“我们要告诉他吗”，也不是“他知道吗”，而唯一要问的就是：“我们能倾听他的心声吗？” 在地球另一端，我自己的父亲也很想找个人听他说说话。9月，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病危住院了。她向我保证这次绝不是假警报。曼尼脱不开身，于是第二天，我带着肯尼斯搭早班机回到了瑞士。 赶到医院后，我看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他的手肘最近动过一次失败的手术，结果导致了严重感染，最后患上了败血症（septicemias） ，要靠仪器把脓从腹部抽出来。父亲变得十分瘦弱，痛苦不堪。吃药打针都已经不管用了，父亲只想回家。但没人听他的。他的主治医生和院方都拒绝让他出院。 但父亲却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安详舒适地死在自己家中，就立刻自杀。母亲也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威胁说自己会和父亲一起自杀。我知道我们家族里有段从没人提起的故事。父亲的父亲在折断了脊柱后死在了疗养院里，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回家。但父亲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选择了听从医生的安排。现在他也面对着和当时一样的情况。 病房里的人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医生，他们说只要签一份能让他们免责的合同，我就可以带他回家。 “他的身体很可能经不住折腾了。”医生警告我说。 我看了看无助地躺在床上的父亲，他正承受着来自身心的痛苦，一心想要回家。选择权就握在我的手里。一瞬间，我想起了那一次远足，在跨越冰川时我差点掉进裂缝里，是父亲救了我。如果不是他教我怎么系安全绳，我早就掉进深渊，粉身碎骨了。现在该我救他了。 我签了那份文件。 我那倔强的老父亲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他想要喝一杯最喜欢的酒来庆祝自己回家——几天前我就已经偷偷地把酒带到病房里了。在帮他把酒杯送到嘴旁时，我发现酒正一滴滴地从他身上插着的众多管子里的一条中淌出来。我知道父亲这次是真的快走了。 我们先安装好了家里的医疗设备，才带父亲出门回家。在救护车上我坐在父亲旁边，发现随着家越来越近，他的情绪也越来越好。他不时地捏捏我的手，告诉我他有多么感激我为他做的这一切。在救护人员将他抬到卧室时，我才看到他那原本强壮的身体已经枯槁得不成样子。但他依旧还是像以前那样，对大家呼来喝去，直到终于在床上安顿下来为止。最后他喃喃地说道：“终于回家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都在安详地打盹儿。清醒时，他就盯着自己深爱的山脉风景图片或是滑雪奖品看个没完。我和母亲轮流守在他的床旁，我忘记了当时是因为什么，哥哥和妹妹们都没法回来，但时刻和我们保持着联系。我们雇了一名护士，不过保证父亲干净舒适的工作仍由我亲自来做。我这时才知道，原来护理工作真的很累人。 随着大限接近，父亲开始拒绝进食，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但他要我们从酒窖里给他拿不同的酒来喝，这才是他的作风。 最后一晚，我看着在睡梦中痛苦不堪的父亲，在他痛得快要撑不住时，甚至还帮他注射了吗啡。但第二天下午不幸还是最终发生了。父亲从极差的睡眠中醒了过来，他让我打开所有的窗户，好让他能更清楚地听到教堂的钟声。我们静静地听着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Kreuzkirche）的钟声，然后父亲开始和祖父说话，向他道歉，说自己不该让他死在可怕的疗养院里。 “所以现在我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以赎罪吧。”他说道，然后他又向祖父保证，说自己很快就会见到他。 在他们交谈时，父亲转过身来让我给他倒杯水，他居然能清醒地随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进出，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当然我看不到祖父，也听不到他说话。很显然，父亲还想着很多未完成的事情。那晚他的情况迅速恶化，我一直在他旁边的小床里看护着他。早上起来我把他安顿得舒舒服服，亲了亲他温暖的额头，握了握他的手，然后溜到厨房里去倒了杯咖啡。我只不过去了两分钟，等我回来时，父亲已经走了。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和母亲坐在他的身旁和他告别。他曾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现在已经不在了。无论是什么造就了父亲——能量、精神或是思想——都已经悄然而逝了。他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肉体，飞向了别处。我知道祖父正带着他飞去天堂，投入上帝那充满无私之爱的怀抱中。我对死后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知道父亲已经找到了最后的安详之地。 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通知了城市卫生部门，他们会来搬走遗体，还会免费提供葬礼上的棺材和轿车。我们雇用的护士一听说父亲去世就匆匆离开了，我只能自己来处理父亲的遗体。我的一个朋友布丽姬特•维利绍医生（Dr.Bridgette Willisau）仗义相助，和我一起清理了父亲枯瘦的身体上所有的脓汁和粪便，然后小心翼翼地为他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衣服。我们以一种崇敬的态度默默地做着这些事情。我想感谢上天，让父亲有机会看到肯尼斯，虽然时间很短，但起码我儿子知道了谁是他的外祖父。我就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祖父母。 两位卫生部门的人带着棺材来到了我家，我们已经给父亲穿戴整齐，把他放在了房间干净整洁的床上。他们轻轻地把他放到了棺材里，其中一人把我叫到了一旁，小声地问我是否想要在花园里采一些花放到父亲的手里。他怎么会知道？我又怎么可能忘记呢？正是父亲让我爱上了花草，让我发现了自然之美。我抱着肯尼斯跑到了楼下，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最美的菊花，将它们放到了父亲的手里。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就在他的女儿们结婚的那个教堂。父亲的同事、学生和滑雪俱乐部的朋友们都聚在这里悼念他。除了哥哥，全家人都参加了葬礼，我们一起为他唱了他最喜爱的赞美诗。我们的心中充满悲痛，但没人留下任何遗憾。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父亲这辈子真真切切地活过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