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轮——蝴蝶 Butterflies

蝴蝶 Butterflies 我谈到了爱和悲悯，但在拜访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发生地时，却学到了有关生命意义的最深刻的一课。 在离开波兰前，我参加了我们亲手建造的校舍的落成典礼，然后就动身去了马伊达内克——希特勒最骇人听闻的死亡工厂之一。内心深处一直有什么东西在驱使我，非要亲眼看一看这些集中营不可。就好像亲眼所见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它们一样。 对于马伊达内克的恶名我早有耳闻，我的波兰朋友正是在那里失去了她的丈夫，以及十三个孩子中的十二个。没错，我对它十分了解。 但真正动身去那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座规模宏大的集中营的大门，已被砸得粉碎，但证明它那骇人听闻的过去（超过三十万人在这里惨遭杀害）的证据仍然保存了下来，并面向世人展示。我看到了带刺的铁丝网、守卫塔，还有一排排的营房——男人、女人、儿童，一家老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几天或是几小时。我还看到了一些火车车厢，把头伸进去一看，不由得不寒而栗——有些车厢里装着女人的头发，德国人本打算把它们运回德国做成棉服。其他车厢里还装着眼镜、珠宝、结婚戒指和具有纪念意义的小东西，最后的一节车厢里塞满了儿童服装、婴儿鞋和玩具。 从车厢里爬下来，我不由得打起了冷战。人怎么会那么残酷？ 毒气室里传出来的恶臭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那种挥之不去的死亡的气味，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为什么？ 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我惊愕地绕着营地边走边问自己：“人类怎么能这样对待同胞呢？”走进营房，“这些人，尤其是母亲和孩子，在死期临近的时候，是怎么熬过这最后的几天乃至几周的？”我在营房里看到光秃秃的木板床整整堆了五层楼高，人们在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和涂鸦。他们是用什么完成的呢？石块？他们的指甲？我凑近看了看，发现有一个图案一再出现——蝴蝶。 触目所及，蝴蝶无处不在，有一些画得很粗糙，有一些则相当精致。我根本没想到会在马伊达内克、布痕瓦尔德和达豪 这种可怕的地方看到蝴蝶，但营房里面却到处都是。甚至每一间我去的营房都有。“为什么？”我问自己：“为什么是蝴蝶？” 很显然它们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但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之后的二十五年里，我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并痛恨自己一直找不到答案。 走出营房，感受着马伊达内克在我心灵上造成的巨大震撼。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来这里正是为我今后一生的工作做准备。那时我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人类能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尤其是杀害那些无辜的孩子。 突然间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我听到一位年轻女人用一种清晰、平静并且肯定的语气在回应我的话。她叫果尔达（Golda）。 “你也完全有可能做出那种事。”她说道。 我想要反驳她，却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果你是在德国纳粹中长大的话。”她补充道。 我想要大声抗议：“我才不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在一个美好的家庭中长大。我从没尝过贫穷、饥饿和遭人歧视的滋味。果尔达通过我的眼睛读懂了我的想法，她回应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德国纳粹中长大，你就很容易变成做那种事的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希特勒。” 我并没有争辩，而是努力想去理解她说的话，正值午餐时间，于是我邀请果尔达和我一起吃我带来的三明治。她美得惊人，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如果是在其他地方遇到她，我们也很可能会成为朋友、同学或是同事。果尔达边吃边告诉我为什么她会这么想。 果尔达出生在德国，十二岁那年，盖世太保出现在她父亲的公司，并带走了他。从此她再也没见过父亲。战争爆发后，她和其他的家人——包括祖父母在内，都被遣送到了马伊达内克。一天，守卫命令他们进入队列，他们曾看过许多人进了这个队列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她和家人以及其他光着身子的人们一起，被推进了毒气室。他们不停地尖叫、哀求、哭泣、祈祷，但却只有死路一条，毫无尊严，更不可能生还，因为他们被推进了毒气室，死得比屠宰场的牲口还惨。 当时纳粹打算把果尔达这个漂亮的小姑娘推进去后，就关门放毒气，但神奇的是，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扇门怎么也关不上，因为那里面实在挤了太多人。为了完成每日的任务，纳粹干脆一把把她拉了出来，将她推到了外面。但因为她的名字已经在死亡名单上了，大家都当她已经死了，从此再也没人叫过她的名字。她就这么阴差阳错地捡回了一条命。 她根本没太多时间哭泣伤心，因为要竭尽全力地想办法活下去。她挣扎着熬过了波兰的严冬——想方设法地搜罗食物、避免患上伤寒这样的疾病，因为哪怕是一场小小的感冒，也会让她无法挖掘沟渠或是清扫积雪，结果就是会被再次送回毒气室。为了保持振作，她想象着集中营获得解放的样子。她觉得上帝让她活下来是为了让她告诉后人，这些亲眼目睹的残酷暴行。 这个理由一直支撑着她熬过了最严酷的寒冬。如果感到筋疲力尽，她就会闭上眼睛，回想女朋友被集中营的医生当成小白鼠做实验，或被集中营的守卫施暴时发出的惨叫声——通常是两者兼有——然后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将这些人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告诉全世界。”果尔达怀抱着这份仇恨和决心，苦苦支撑，终于熬到了盟军到达的日子。 当集中营被解放，营地的大门打开时，果尔达却被潮水一般汹涌的怒气和怨恨攫住了身心，无法脱身。但她不想看到自己用剩下的宝贵人生来发泄仇恨。“那就跟希特勒没什么两样了。”她说道，“如果我用这条捡回来的命去播撒仇恨的种子，那就和他没什么两样。我只不过是另一个散播更多仇恨的受害人。只有让过去的事过去，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和平。” 她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在马伊达内克时内心涌现出的所有问题。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人类能做出多么残暴的事情。但你只有看到那满车的婴儿鞋，闻到那弥漫在空气中宛如裹尸布一样恶臭的味道时，才能感受到人类究竟能犯下多么不人道的罪行。但如何解释果尔达的做法呢？在见证了如此残酷的罪行后，她的心中为什么没有恨，却只有宽恕和爱？ 她接下来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能将一个人只想着仇恨和报复的一生，转变成充满爱和同情的一生，我才没有白白捡回这条命。” 领悟了这番道理，马伊达内克之旅让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前的人生完全被颠覆了，我又活了一次。 我还是想进医学院，不过这次我的人生目标是确保在未来的子子孙孙里，不会出现另一个希特勒。 当然，我得先回家才行。 返回瑞士的旅程就和我前几个月所经历的事情一样，都十分冒险，我没直接打道回府，而是打算先去苏联看看。我没钱也没签证，把毯子、几件衣服和我那一小包波兰泥土塞到背包里，就这么一个人朝着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 进发了。等到夜晚降临时，我已经在荒无人烟的乡下走了数英里，不过可怕的苏联大兵——我最担心看到的人——连个影儿都没有。于是我打算在一座绿草如茵的小山上安顿下来。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孤独的感觉，仰望着天空数十亿个闪烁的星辰，感到自己就好像地球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 但那只是一刹那的感觉而已。正当我准备打开毯子睡觉时，一位不知突然从哪儿冒出的老女人，缓缓向我走来。她身上穿着一件花花绿绿层层叠叠的裙子，还佩戴着各色披巾和珠宝，看起来十分不搭调，这里可是苏联的乡村地区，一个满是秘密的黑暗神秘之地。她讲着我几乎听不懂的俄语，还示意要给我解读卡片，很显然是想跟我要钱。而我也对她会告诉我的那一套白日梦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我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用支离破碎的波兰语加俄语告诉她，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做伴，有安全的地方过夜，她会帮我吗？ 她微笑着给出了唯一一个可能的答案：“吉卜赛营地。” 于是我在载歌载舞中欢快地度过了接下来的四天时间，临出发前，我教了他们一首瑞士的民歌，他们奏起这首歌为我送行，我则再次背起背包沿着大路朝波兰进发。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我在午夜遇到了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陌生人，同时流淌在我们心里的，只有爱和音乐，但我们却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产生深厚的感情，这让我不禁湿润了双眼，我开始相信，这个世界在战后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贵格会的教友们为我弄到了一个从华沙到柏林的军用飞机头等舱位子。我打算从那里坐火车去苏黎世。我给家人打了电报，通知他们到家的时间。“晚饭前到。”我无比兴奋地期待着母亲做的美味，并在自己柔软的床上美美睡个好觉。 但柏林的局势却突然恶化了，苏联军队不让任何没有通行证的人从他们的占领区——之后它成了东德的一部分——进入西部英军的领地。晚上，那些想要逃跑，起码是暂时避一避的人，就在大街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了，空气中恐惧和不安的气氛一触即发。在陌生人的帮助下，我辗转来到了一个边界检查站，又累又饿地站了好几个小时，肚子也开始不太舒服了。很显然，光凭自己是没办法过境了，于是我说服一位英国军官，让我藏在他的卡车里过境，他将我塞进一个狭窄的木箱里，运到了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 附近的一个安全区域。 我像个胎儿一样，一动不动地在箱子里蜷了八个小时，脑子里想得都是他关上箱子前一再警告我的话：“拜托别出声，也不可以咳嗽，大声喘气也不行。在我打开箱盖之前你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每到一站我都屏住呼吸，生怕哪怕动一下手指就会被人发现，就这么死在这里。由于在黑暗中待了太久，当箱盖终于打开时，强烈的光线晃得我根本睁不开眼。看到英国军官的脸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但身体却像晕船一样软绵绵的，一直想吐，还是军官把我从箱子里扶了出来。 他十分好心地在军官食堂请我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就徒步向家中进发了。晚上我在公墓里铺上毯子睡着了，等到早上起来觉得更难受了。我身上没吃的，也没药，背包里除了毯子唯一没被偷走的只剩那包波兰泥土了，但我知道自己能行的。 强撑起身体，继续在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上走着，每走一步身体都钻心地痛。不过我还是坚持走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终于在一片密林旁的草场上倒下了。我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但也只能祈祷有奇迹出现。我觉得自己就要饿死了，浑身因为发高烧而冒着冷汗，意识也渐渐模糊了。在意识错乱的时候，最近的经历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在眼前回放：路西玛的诊所、马伊达内克，还有那个女孩果尔达。 啊，果尔达，那么美丽，那么坚强。 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从我身边经过。我的胃饿得直抽痛，脑子里竟然想的是怎么把那块三明治从小女孩的手里抢过来，也不管我是不是在做梦。但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听到果尔达的话在耳边响起：“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希特勒。”现在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它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这次命不该绝，一位贫穷的老妇人在出门收集柴火时，发现了正在昏睡的我，于是赶紧用推车将我送到了希尔德斯海姆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一连好几天我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听旁边有人说有好几十个妇女因为染上了最近流行的伤寒病死了。我觉得自己很可能也会成为这样不幸的人，于是要了铅笔和纸，想给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家人写封遗书。 但是我身体实在太虚弱了，连铅笔也握不住。我请室友和护士帮忙，但是她们都拒绝帮我。这些狭隘偏执的人把我当成了波兰人。四十年后，我和艾滋病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偏见。“让这只波兰猪去死吧。”她们在一旁厌恶地说道。 这种歧视差点要了我的命。那天晚上我突然心率过速，但没人愿意帮这个“波兰”女孩。我那可怜的小身板瘦的只剩下可怕的七十五磅 ，所有的斗志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我痛得蜷在床上，奄奄一息。幸好那晚值班的医生很有医德，在我眼看就要没救前，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等到早上的时候，我感到自从离开路西玛之后，身体状况第一次这么好，脸颊又红润起来，于是我坐了起来，开始吃早餐。在走出病房前这位医生问道：“我的瑞士小姑娘今天怎么样了？”瑞士！当护士和室友听说我是瑞士人，而不是波兰人，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忙着帮我做这做那。 让她们见鬼去吧。在好好地休息了几个星期，也补足了营养后，我办理了出院。临走前，我给我那思想狭隘的室友和护士讲了背包里那包波兰泥土背后的故事。“你们明白吗？”我向她们解释道，“波兰的母亲和德国的母亲都一样爱她们的孩子！” 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回想着过去的八个月里我所经受的不可思议的历练，再次回到家中的我变得更睿智、更世故了。火车还在沿着铁轨轰隆隆地朝着苏黎世前进，但我却好像已经听到了自己在向家人述说我所经历的一切——关于蝴蝶，关于那个让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希特勒”的波兰犹太女孩，关于那个苏联的吉卜赛人——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超越语言和国界的爱和手足情谊；还有那个在出来捡柴火时把我送去医院、让我活下来的贫穷老妇人。 很快我就回到了家，和父母一起坐在了餐桌旁，分享我一路上骇人听闻的见闻……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依旧要对这个世界心存希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