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血十杰——桑顿新帝国

到哈佛受训的学员，都是桑顿从迈阿密的陆军航空队军官预校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个预校的培训课程为期六周，训练学员熟悉军中的一切要求，诸如寝室内务、打靶、辨识敌机等等。课程过了一半的时候，桑顿就会南下迈阿密，提供到哈佛完成预校课程的机会，以吸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加入他的美梦计划。桑顿握有全权决定的大权，因为其他指挥官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么多顶尖军官对无聊的统计学感兴趣，因为他们大可以投身战场，在战斗中赢得所有的光彩。 大家都低估了他。虽然他不算是个小人物，但是他的确年纪尚轻，站在职业军人旁边，更是显得稚嫩，但是他所提出来的训练机会，相当吸引预校里那些会计师、银行家、企业主管和大学教授。对他们而言，哈佛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不像迈阿密，没有晨间操练，而且气候凉爽，训练没有那么严格。统计学员住在绿意盎然的梅龙堂，在贝克图书馆里的教室上课，结训之后授以少尉官阶，协助桑顿建立起一个即将在军中握有相当权力的组织。 重新动员后的哈佛商学院，看起来俨然像个军校，穿制服的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白墙白柱的贝克图书馆。他们互相敬礼、挥舞旗帜、口中唱着轻快的小曲，因此有人管他们叫作“会唱歌的统计师”。操练的时候，他们在修剪齐整的草地上，把步枪排成印第安人帐篷的模样。在红砖宿舍后面，学员排列成行，接受刺刀的入门训练。一年内，哈佛停掉了所有的一般课程，杜南院长的确没有让学校因为战争而关门——但是哈佛已经不太像个商学院，倒像是个挂着常春藤招牌的军事哨站，只是这个偏远的前哨，日后在桑顿的精英小组所领导的管理革命中，却占有一席之地。 长久以来，负责美军战事的将领一直在寻求足以信任的东西，像是有意义的统计和事实，让他们能够作成即时的决策。桑顿着手建立的帝国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他的权力基础是一个简单但颇有远见的观念：他相信所有明智的决定，都肇基于三个因素：一、聪明、有经验又有扎实教育背景的决策人才；二、常识和判断力；三、事实。 大多数的人都比较善于理解文字，不善于理解数字，这个一针见血的观察，是简宁在数十年后提出的。简宁是企业界的独裁者，后来担任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裁时，和桑顿有过激烈的竞争。他说：“一般人或许能懂得亨利·詹姆斯·乔伊斯或是普鲁斯特写的复杂小说，但是要他们读几栏数字，就像要他们面对罕见又艰涩难懂的生字一样。” 然而在桑顿的新帝国里，数字就跟文字一样的不可或缺，在他们眼中，事实的搜集与分析宛如一种新神学，数字就是事实，不能凭空捏造，也不能凭着希望或一时兴起而生。数字代表真实、具体的事物，由身在第一线的人收集而来，他们距离实际的行动最近，最能确保数字的可靠性。在无比庞大复杂的战事当中，有了正确的数字，才能够反映出确切的细节。他们明白，整体是由许许多多的独立个体组成，而数字正能整合这些独立个体而发挥综效；多年之后，简宁更把这个观念彻底发挥：数字是制定决策的工具。 统计管制处真正的权力来源，与实际数据的搜集没有多大关系；数字和事实本身并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是桑顿的军官会挖掘由数字透露出来的趋势和变化模式，进而解析这些改变所代表的意义。透过数字，他们可以赢得别人的顺从，这和在原始人面前拿着图腾，宣告说那是新神明没什么两样。在战争的动荡恐惧中，大家相信桑顿的数据就是真相，每个人都愿意相信有人知道答案，不论是什么样的答案。 桑顿不仅建立一个幕僚群，他更透过各种形式，提高自己的分量，诸如企划研究、工作报告、提出包含目标、替代方案、反对意见和局势评估的权宜计划，凡此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与空战有关的每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他呼吁说：“参谋政策和指挥的好坏，实际上决定于决策所根据的资讯品质。”战争结束时，他在最后的军事报告中大言不惭地说，他的单位“是一个超级头脑，末梢神经延伸到空军指挥体系的末端，把每天源源流入总部的资讯情报，加以吸收、分析和归纳”。 在陆军航空队里，这个体系形成一个精英阶级，尺规、富莱登计算机和IBM印表机就是他们的利器，这个庞大的人力电脑具备电脑的所有功能：高效率的处理器，动态记忆，以及输入、输出装置。这个人力电脑将为混乱的战事规划带来秩序。桑顿很清楚知识和力量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帮他把知识化为力量的，却是哈佛商学院的那群新朋友，桑顿没有念完大学，因为他是一个行动派，缺乏那种坐在教室里好好听课的自制力。参与统计管制课程的年轻教师当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麦克纳马拉，他在桑顿访问哈佛之后就率先来到华盛顿，桑顿绝对找不到有谁的个性更能跟他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