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顿因为精于数字,在住都局步步高升。他写了一篇低成本住屋的研究报告,内容清晰,思虑周详,博得上级的关注。摩尔华盛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介绍他去找作战部的罗维特先生,这位教授很欣赏桑顿,又认识罗维特,他认为这两个德州佬可以搭上线,这正是桑顿迫切需要的突破。战争的风暴已经吹进华盛顿,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加入战争,法国已失守,巴黎沦陷,德国空军大规模空袭伦敦和英格兰乡间,投弹如雨。罗斯福上了广播节目“炉边闲话”,呼吁援助英国,虽然国会议员批评他是好战分子,然而商店已经纷纷在窗口挂起送爱心到不列颠的标志,征求衣物和其他急需品。国会无异议通过恢复征兵。 桑顿早已取得后备军人委任令。只要战争一爆发,他立刻就会加入。罗维特后来和桑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几乎像是他的父亲;这时候,罗维特已经是华府政坛要人,一旦战争爆发,他随时可以担当重任。他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在一次大战期间担任轰炸机驾驶员,现在官拜作战部副部长,正希望以新的观念,有一番新的作为。桑顿攀上这层关系,约好去拜会老成世故的罗维特,罗维特的办公室在宪法大道的旧军火大楼。桑顿等了整整半个小时他才出现,穿着蓝色双排扣亚麻布料西服,一件有字母组合图纹的白色衬衫和一条蓝领带。 罗维特和桑顿一样,也出身德州的小乡镇,但不是桑顿所了解的德州。罗维特平静、优雅、庄重有礼的举止,意味着他从小生长在一个享有特权和权势的世界里。他父亲做过律师、法官,以及势力强大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罗维特从大学预校经耶鲁大学、大学生学联会,再进入华尔街的哈里曼公司成为合伙人,他写了一篇批评飞机制造厂商备战能力的报告,之后就被延揽到华盛顿。 罗维特的坦率令桑顿大感意外。他告诉桑顿说,光是一张陆军航空队的组织图,就能让人看得头昏眼花。“这张图简直就像一盘意大利面。”他笑道。罗维特预见航空队会大肆扩张,因此更需要掌握部队的情况,做好确实的记录。他和桑顿初见面,就发现这年轻人并不畏惧权威,他们谈论着统计和数字,他发觉眼前这个年轻人天生精于数字,具有分析的头脑。 桑顿问他:“副部长先生,我们费了许多心思侦测敌人情报,但是对于友方的情报,我是指有关我们自己的可靠消息,又做了多少呢?” 这个问题引起罗维特的共鸣,他一直在向航空参谋处调查他们有多少飞机、零件、驾驶员和维修人员,万一美国卷入了欧洲的战事,航空队需要有什么准备才能发动战争。罗维特在1941年3月初,把桑顿安插在航空队的规划部门,让这个统计规划师主持一个国民兵组成的小组,负责支援各个幕僚部门的工作。桑顿执掌的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却为他开启了一扇窗,让他见识到航空队内部是多么的混乱无序,也让他领教到事实和数据对于效率是多么的重要。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走进办公室,查阅航空队的计划书和飞机的需求,但是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每天不同,因为航空队根本没有确切的计划。桑顿最后在作战部一个罕为人知的小组里找到一个人,他手上有一份计划书,说明每个月要训练12万名驾驶员。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桑顿问他。 “凭空杜撰来的。” 桑顿闻言失笑,接着追问他:“那么,这跟我们的飞机采购计划或者是扩充计划有任何关系吗?” “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有的话,也是纯属巧合。” 事情的真相是,每一个幕僚部门,无论愿不愿意,都只能各自杜撰计划,一再捏造数据。所有的资料都对不上,也凑不起来。这种做法用来造反还可以,想发动战争连门都没有。 总部号称有十几个机构在负责资料的统计,然而多半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争论谁的数字才是正确的。航空队指挥官亨利·阿诺德通常跟四个不同的幕僚部门要相同的资料,然后挑出最接近的两组数字,就当作正确的答案。还有一位航空现阶段将领说他反正不需要任何资料,因为他都是靠私人关系来运作部队的。“这太荒谬了,”桑顿吼道,“你们身上有5亿美元的投资,任何一个小小的战斗单位都不可能这样运作,更何况是整个航空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