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周作人传 一八八五

    一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櫆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他为櫆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1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寿”的名字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2;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着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现存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有感》、《读华陀传有感》两首古风,即系感逝之作。     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     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薄如纸。”5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6     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他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在其他方面。这里要提到两个人,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举案发,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留下了最初的阅读记忆:“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7以后他爱读此类书籍,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淏子《花镜》等;由此培养起对于自然名物的兴趣,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说:“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来,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8     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楼时,接触了祖父的妾潘大凤,女仆宋妈,邻居石家妻子余氏,邻居姚家干女儿杨三姑娘等,对于她们的不幸命运深感同情,乃至终生不忘,其妇女观或许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南京狱中,所作《花牌楼》之三有云:“我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着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飘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关于杨三姑娘,他还写过一篇《初恋》9,说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怪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10这对于他的中文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称祖父为“教会我读书的老师”11。     至于大哥,取《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中的有关介绍,与周作人对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情形颇为近似,其实正是他受到影响之处。举个例子,他提到鲁迅“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12又说:“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13就与南京狱中所作《修禊》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着共同的阅读兴趣,合伙买书,结伴抄书,也都对自然界感到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他们各自的学问乃是发祥于同一来源。譬如,周作人回忆说:“《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14讲到鲁迅有云:“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着,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着,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15讲到自己则说:“《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16     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怪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10这对于他的中文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称祖父为“教会我读书的老师”11。     至于大哥,取《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中的有关介绍,与周作人对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情形颇为近似,其实正是他受到影响之处。举个例子,他提到鲁迅“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12又说:“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13就与南京狱中所作《修禊》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着共同的阅读兴趣,合伙买书,结伴抄书,也都对自然界感到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他们各自的学问乃是发祥于同一来源。譬如,周作人回忆说:“《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14讲到鲁迅有云:“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着,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着,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15讲到自己则说:“《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他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本不在《丛书》中,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16     周作人就学南京水师学堂,不仅得到大哥帮助17,也是步其三年前的后尘——鲁迅先由叔祖椒生介绍,进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退学,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一点,从周作人当时所写《送戛剑生往白下步别诸弟三首原韵》之三即可看出:“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戛剑生”即大哥;周作人效仿他,给自己起了个“跃剑生”的号。以后去日本,回绍兴,去北京,无不追踪大哥足迹。直至在北京大学任教为止,鲁迅一直是他的人生榜样。     绍兴乃至浙江向称人文荟萃,当地文风日后为周作人所继承;绍兴人的某种秉性即所谓“师爷气”,在他身上尤其是文章之中亦时有体现。周氏曾说:“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18前一路他提到徐渭、王思任、张岱、西泠五布衣、袁枚和俞樾等,后一路提到毛奇龄、章学诚、李慈铭和章炳麟等。在他自己可谓兼容并蓄,虽然与鲁迅相比,各自有所侧重。而他又说:“绍兴过去出了一大班的师爷,也出了好几个文人,看来特色是一样的。”19这便是所强调的李慈铭式的“谿刻”,体现于行事便是“师爷气”,体现于文章便是那深刻一派。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和“流氓鬼”,后一方面与“师爷气”或“谿刻”亦不无关系。无论朋友还是论战对手,都曾提到他的这一特点20。     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虽然他自认为毫无收效:“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风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21     一八九八年七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该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他列十图三十四名;次年一月府考,列六图二十七名;复试,列四图四十七名;十一月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为了应考,祖父替他改名为与櫆寿同音的“奎绶”22。一九〇〇年再次参加科举。十二月县考,列二图五名;复试,列三图十四名;复试,列二图十五名,大案,列二图三十九名。次年一月府考,列二图四十三名;复试,列三图三十四名。五月参加院试,又不中23。     那个年代,科举“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24。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作《题天官风筝》一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25可见对此“正路”尚很热中。两次落第,所受打击无疑很大。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日记所云:“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颇能反映当时心境。一度曾经游荡街头,按照他的说法,“几乎成为小流氓”。他曾记述与一位名叫阿九的“破脚骨”的来往经过:“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要大几岁,正好做嬉游的伴侣,这人却是本地方的一个小流氓。他说是跟我们读书,大约我那时没有到三味书屋去,便在祖父住过的一间屋布置为书房,他读他的《幼学琼林》,我号称作文章预备应考,实际上还是游荡居多。……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并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26这也给他后来的思想与人生态度打上深深烙印:“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27     第一次落第后,周作人即已打算离家另觅出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显然受到已经在南京读书的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先前在同样境遇下的想法:“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28显然也是周作人此时的态度。尚在杭州狱中的祖父,曾经建议他报考浙江求是书院,嗣后大哥还给他带来一份该书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狱,家中日子更为难过:“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29尤其是祖父坚持要他每天穿着长衫上街买菜,实在“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30。前面谈到祖父对周作人的影响,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这个人却让他愈发难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记有云:“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时,机会来了。收到大哥来信十七天后,周作人启程赴宁。在《知堂回想录》中,他形容此举为“脱逃”。     周作人出生之际,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以后又发生一系列牵涉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等。他虽是少年,对于国势危殆,瓜分迫近,亦颇感关心:“下午接绍廿九日函,……云有《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1“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32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绍兴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且不无“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33之类感慨。对此他日后反思道:“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34要而言之,与那个时代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并无二致。前往南京就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思想进程。有如他自己所说:“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35     二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周作人抵达南京下关。即往水师学堂,见着叔祖和也在该处就学的叔叔周伯升,以及从矿路学堂赶来相会的大哥。暂在周椒生家寄寓。九月二十二日参加额外生考试,题为“云从龙风从虎论”,考生共五十九人。老师对他的试卷批曰“文气近顺”。出榜,计取三名,周作人列备取第一。九月二十九日参加复试,题为“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36十月十四日,开始上课。     关于这所学堂,他介绍说:“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班,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37 周作人“属管轮班”38。     上课第一天,进的就是“洋学馆”,而此前周作人素未接触英语。幸得事先补习一番。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云:“升叔教英文字母。”次日复云:“升叔教字母竣。”十一月十一日,参加汉文分班考试,题为“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发榜,共分三班,他列头班第二十名。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挂牌准补副额,成为正式学生。同学曾“戏作花榜”,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内蕴不露,接物谦和”,而他自己并不是认:“予哑然笑其皮相也。”39     以后他回顾学堂生活说:“从一九〇一年到〇六年,在南京住过五年多的日子,名称是当水师学生,本家说坏话的长辈说这是兵,可见那时好人家子弟是不会来的,可是那生活却也着实不错,不但是公费供给,便是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大概二百四十平方尺的一间房里住两个人,各有一个板床,桌子,书架,箱架,面盆架,凳子一两个,油灯一盏,大概可以点到半夜,也可改点洋灯,只须贴两角钱给听差就行。宿舍两排,中间一个大院子,前窗和门开在这面,后窗外是一大片空地,体操场和桅竿都在那里,这所说的是管轮班的情形,驾驶班宿舍还隔一段路,也是大同小异。……一日中功课不多,兵操打靶也没有陆师那么严重,晚饭后便很自由,买几两白干与花生米或牛驴肉,招同学共饮,或看违禁书报,作革命运动,亦无不可。”40他称这段岁月为“自由宽懈的日子”41。     然而谈起学业本身,周作人却说:“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42至于出操、打靶,亦无甚所得。五年里的真正收获,除了学习一门英语之外,几乎都来自课外阅读。即如其所说:“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43他在南京就学初期,阅读范围尚且限于中文作品,包括原着与译作在内。“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着作,以及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44,而这首先仍应归功于鲁迅。从前在杭州、绍兴时,他就托人带书给弟弟看,现在二人同处一城,借阅自更方便。譬如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译《天演论》,皆得自他之手。以后鲁迅去到日本,依然关照弟弟阅读,或寄,或带,或嘱就近购买。严译亚丹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等等,均在其列。     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此书断断续续读了许久,至次年五月四日,日记还有“看《天演论》”的记载。这与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述自己当初读到《天演论》的热烈反应,似乎颇有差别。后来周作人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45也许开始对《天演论》的兴趣还在文字方面,意义正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相当;思想上接受影响,尚待循序渐进。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日记,即为一例:“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     周作人说:“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46或许因为读了梁启超意思浅显,言辞生动的着述,他才真正接受进化论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这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相联系,是非常具体,非常切实的道理。他当时日记中留下不少相关记载。如一九〇二年八月六日云:“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着。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八月九日云:“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八月十七日云:“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着《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板,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厉焉。”十一月六日云:“晨看《中国魂》半卷,其中美不胜收,令人气壮。”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云:“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二百余帧,材料丰富,论议精当奇辟,足以当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等等。就中不少读物,亦由鲁迅提供。     至于与新思想相对立的那一方面,周作人则坚决表示拒斥。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记有云:“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以后他回顾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诱惑,可是胜利的拒绝了。”47对他来说,已不可能再走回头之路。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云:“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今日汉文堂已收拾,即要进馆,予甚不乐,人若有以读书见询者,予必曰否否,宁使人目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十二月十五日日记:“下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寔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有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对比过去矻矻于科举得中,他已经变成一个“新人”了。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周作人写了一首《焚书》,最能体现当时的思想立场:“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举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诗末更有一番言语:“今世之人珍经史如珍拱璧,此余所最不解者也。其他不具论,即以四书五经言之,其足以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至于浮辞虚语,以并名学家所谓丐词者,尚其最小者耳。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谭嗣同着《仁学》经鲁迅提供,就在此前读过;以上所说,颇有谭氏“冲决网罗”之概。     周作人水师学堂日记记录了他当时读的大量作品,古今中外,无所偏废。所受启发自不限于思想方面,还包括了以后他一再提到的“国文的修养”、“文学的影响”在内;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或许更其突出。如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日记云:“看小说《经国美谈》少许,书虽佳,然系讲政治,究与吾国说部有别,不能引人入胜,不若《新小说》中《东欧女豪杰》及《海底旅行》之佳也。”以后自己动手移译作品,正是循的这一路数。对于文学本身的兴趣,始终体现在周作人的翻译活动之中。     不过此时他又“不安其位”了。究其原因,仍与向所追随效仿的大哥有关。周作人成为水师学堂正式学生之后五天,鲁迅即从矿路学堂毕业,随即被派往日本留学。兄弟又要分离,周作人一时难以接受。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日记有云:“下午大哥来交书箱一只,篮一只,云二月中随俞办出东洋,定明日旋里启行,予闻之惘然。坐少顷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块满矣。灯下作三十绝句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转辗不能成寐,夜半始睡酣。”大哥走后,他甚感寂寞,如六月九日日记所云:“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箫箫,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鲁迅除了供给弟弟许多读物外,还不时通报有关日本以及他自己的各种新的信息。这也在周作人日记中留下记载。一九〇二年四月十六日,收到大哥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扶桑记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记,颇可观览”。六月十六日:“接大哥初三日自日本来函,又摄影三纸,以壹贻予,披图视之,宛然东瀛人也。”七月十八日:“接大哥来信,尽二纸,尽白话。”一九〇三年四月九日,收到“断发照相一张”。四月二十六日,又收到“断发小照一张”。所有这些,为周作人勾画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此时之日本,犹如从前之南京,成为他向往的所在。在一首题为《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的诗中,他如此想象那方天地:“通天枫树春日社,满地樱花小石川。胜迹何时容欣赏,举杯同醉晚风前。”收到鲁迅“断发小照”的同日,周作人有云:“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伧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呵呵。”置身“断发”尚不可能的国内的他,显然是尽最大可能地仿效大哥。及至一九〇三年九月鲁迅回国度假,兄弟二人在杭州皆着洋服,路人见之,竟以为“红毛国人”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