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前言

前言 十分之九的人类 世界上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和民族，但人们对富庶生活的体验却都极其短暂。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贫困中度日。 ——约翰•加尔布雷思 ,《富庶的社会》, 1958年 虽然生活的苦痛偶尔也能得以缓解,但人们更常遭遇的却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作为一个种族而言,人类十有其九的时间都是在含辛茹苦中悲惨度日。 ——埃德蒙•柏克 ,《对自然社会的辩护》, 1756年 人类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终会改变：人类将能游刃有余地应付他们所面对的物质条件,而不是相反被之束缚。对这种标新立异的观点,简•奥斯汀 从来都是嗤之一鼻。 就以这位《傲慢与偏见》的作者所栖生的辉煌的乔治王朝 而言。当时的英国拥有举世罕有其匹和令人瞠目的巨大财富,并为世界各国称羡。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公民,她正好亲身经历了破除迷信、愚昧和专制的欧洲启蒙时期 。她出生于一个英国的中等阶级家庭,当时的“中等”意味着非比寻常,是普通平民的反义词。与《傲慢与偏见》中的本内特先生甚至《理智与情感》中的达什伍德小姐相比,简•奥斯汀的家族简直就是个穷光蛋。即便如此,他们家一年总共二百一十英镑的进项也已超出了当时英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的收入水平。尽管为了生活免遭破败和沦落,她也曾被迫从事过一些“庸俗的经济”活动,但她的家族仍然拥有房产和闲暇的时间,能够自由择业,可以上学,读书,写作,以及涉猎诸多的报刊。简和她的妹妹卡桑德拉都未曾像《爱玛》中爱玛的情敌简一般,因生计所迫而出任别人的家庭教师,她们也都不曾下嫁一位并非自己所爱的男人。 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在奥斯汀家族与所谓的“下层”人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这是绝对而且不庸置疑的事实。哲学家埃德蒙•柏克的笔下曾如此描述过一群矿工的悲惨境遇,他们“几乎终日身陷地底,见不到阳光；虽然他们从事的是最累最枯燥的活计,但他们从中得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的盼头。即便吃的已经是最粗糙最下等的粮食,他们仍然常常食不裹腹。他们的健康遭受严重的摧残,寿命也因之被减短。”尽管如此,从生活水准来看,这些“不幸的人们”其实还算是相对幸运的。 当时英国的“平民”指的是在农场干活的劳工。按经济历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 的说法,他(“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比古罗马的一个普通奴隶高不了多少。他的农舍里除了一间黑洞洞的屋子别无他物,他年复一年终日与妻儿和家畜们相依为命。他唯一的取暖方式是做饭时点燃的冒烟的柴火。他仅有一套聊以蔽体的衣服；从无车马代步,一生中从未出过远门。他仅有的消遣是男女的交媾和偷偷打猎。他无处医病,目不识丁。他的儿女们自幼便被派去放牛,或在农田里驱赶乌鸦,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把父辈的饭碗继承过去。 收成好的时候,他吃的是最劣等的粮食——麦麸。 你可别以为它是如今的面包和麦片粥的样子。甚至连土豆都是他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土豆当然是你们贵族才有的好东西了,不过种植它们一定得花不少钱吧。” 一个镇上的人曾如此对简的母亲说过。）据克拉克估计, 当时的英国农场劳工平均一天仅摄取区区一千五百卡路里的热量,这相当于如今新圭亚那（法屬）或亚马逊丛林中的一个原始部落成员三分之一的水平。他不单要忍受粮食的长期匮乏,而且一旦面包价格出现巨幅波动,他面对的将是不折不扣的断粮与饥饿。十八世纪的人口死亡率对农业歉收和战争时期的高通货膨胀极其敏感。尽管如此,当时的英国平民与同等地位的法国或德国人相比还是要富裕得多,以至于柏克在其书中向他的英国读者们保证,“英国国内奴隶制的诸般卑鄙和恐怖行径,与世界其它各地的情形相比远不值一提。” 天命难违。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使这个国家的财富急剧膨胀,但即使最精明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都无法把人类从上帝为他们设定的贫穷和“世代辛劳”的宿命中解脱出来。在当时,人的社会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自己无法作主。 当一位忠诚的仆人去世以后，他或者她也许能得到“他无怨无悔地在命运为之安排的位置上履行了他的职责”的称赞。因此,乔治王朝时期的改革派,帕特里克•科区杭 在提出其“国家应该负责贫困儿童的教育”的改革建议时,不得不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保证,他的建议并非是要让那些穷孩子能受到与他们社会阶层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否则那些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当劳工和下层人的家伙们必会逐渐心生不满。 在简•奥斯汀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都了然于胸,而且从不会有人对现状提出置疑。 简刚刚去世五十年,这个世界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人类的财富,奢华和生活品位在突飞猛进 ,也不仅仅是在此期间,那些身处社会底层已经绝望了的人们的生存环境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1827-1910),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统计学家就曾特别向他的读者们指出,奥斯汀时代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事实上,五十年前,在全英国范围内,周期性的断粮挨饿对人数众多的劳动阶层而言还是家常便饭 。”最大的变化在于,人们逐渐感觉到,那些被承袭了千百年的条条框框已经慢慢开始松动。如今,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社会是否需要变革,而是变革该以何种规模和速度进行,以及需要为之付出何种代价。最大的变化还在于,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 也并非拜天所赐,它是人类理想,意志和知识的结晶。 人类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的命运并非前世注定,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绝对不可更改。这种思潮的产生是有史以来人类最激进最革命的发现之一。这种新的观念使人们开始置疑以往被奉若圭皋的人类应该臣服于上帝和自然的教条。这种观念认为,若是拥有了新型工具,人类必将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它呼吁人民大众起来呐喊与行动,而不是悲观放弃,任人宰割。1870年之前的经济学几乎全都是在灌输你不能做什么,而1870年以后它讲的则几乎全是你能够做什么。 “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是源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为人类整鞍备马,将之送上文明的坦途。”近代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曾经这样写道。与宗教,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相比,经济范畴内的可能性研究在当时风靡一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们对经济学如醉如痴,他们当中为数众多的人把写出一部经济学巨著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鼓舞之下,他们开始规划出系统的程式以便探索出一个“极具创造性也极其有效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不但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能带来同样丰富的新的机会。最终, 新经济学改变了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 您手中的这本书并非一部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它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有一种观点,它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但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独裁政权的崛起以及经济大萧条让它在那段灾难深重的年代里饱受非难,但二战结束之后, 在第二个黄金时期来临之际,它又得以复兴。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将近代经济学称为一个“器官”,在古希腊语中它是“工具”的意思,它不是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是一个对于发掘真理极其有用的“研究推动器”。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它永远不会尽善尽美,永远不会终止。它总是需要不断的提高,改进和创新。马歇尔的学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将经济学称为“经济学家的心智工具”。如同其它科学一样,经济学对于研究分析和充分挖掘当代世界的潜力是必不可少的。 我书中选择的是那些先行者,他们在经济学演变为一门为人所驾驭的工具学科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我选择的是那些男男女女,他们“有冷静的头脑,也不乏澎湃的激情 ”,是他们帮助构建了马歇尔的“推动器”,也是他们帮助凯恩斯发明了他的“心智工具”。我书中选择的人物都针对他们的时代和环境,凭借各自的禀性,经验和天赋提出了新的疑问并且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我选择的人物中有的人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伦敦出发,周游世界,最后在二十世纪初印度的加尔各答结束了他的旅程。我努力尝试着去描绘他们每个人观察当时世界时所见到的画面,我也努力想弄懂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他们,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并一直在激励着他们。所有这些思想家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一个“思考的工具”以期解决凯恩斯所称的“人类最终的政治问题：即如何才能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三者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一起？” 正如凯恩斯第一部传记的作者罗伊。哈洛德(Roy Harrod, 1900—1978)所言,那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把他喜爱和崇拜的艺术家,作家,舞蹈家以及作曲家们视为“人类文明的托管人”。他自己的愿望则是成为一名像他一样,比前者地位略低但仍必不可少的经济思想家：他也是一位托管人,但不是文明的托管人,而是“文明的可能性的托管人” 。 正是基于后面这一类托管人的杰出贡献,那种认为人类十有其九能够挣脱他们千百年来悲惨宿命的观点终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伦敦站住了脚跟。从那儿开始,它就如同池塘里荡漾于水面的涟漪一般,不断向外传播扩散,人类社会也因之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被重新塑造。 时至今日,这种传播和扩散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