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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克莱尼斯（Francis Clines） 1987年 库布里克让人安心的就是在过去五年中，像耶和华一样深刻地创作了一部电影，此后，在第七天到来时他变得温和而好奇起来，问起了啤酒广告的事，嫉妒起了默片制片人，还回忆起了塔利亚剧团（Thalia Theater）的欢乐时光。 “你看过密可罗（Michelob）的那些广告吗？”讲到这些三十秒广告时，他问起那些广告是否是地下发行的。去年冬天，库布里克的妹妹给他带来新泽西巨人队橄榄球比赛录像带，那些广告片也意外夹带在其中。然而除了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每周一次的橄榄球比赛，他并没有时间去看其他东西。“那些只不过是一群男男女女在夜间玩乐，为倒啤酒做准备，全都发生在三十秒之内，剪辑和摄影都很好。然而用语‘经济实惠’并不是电影的著名之处。” 星期天的早晨，伦敦市郊的松林制片厂（Pinewood Studios）空荡荡的执行办公室里显得阴森森的，就像哈尔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那个谋杀现场，而我就要在这可怕的环境中会见这位特立独行的人。库布里克先生到了，看起来像个守夜人那样孤单又不修边幅，简单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接受了他无法让电话正常工作的事实，然后平静下来谈论电影和对自己新电影的想象，就像是木匠在抚摸着木柜的纹理。那是他的最新制作，或许是他自己最好的作品，至少是他行业内的最好作品。 “一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最终我会将它搬上银幕。”当他谈到导演工作的过程时这样说道。“它的文学氛围是从开始的最佳状态走向最后的绝望。就像是你正在给要发送的邮件写地址，这时候突然有人跟你说已经四点了，冬天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你必须得加快速度，同时还得尽可能地开发刚刚闪现的想法。就像是四分卫看见了需要防守的对手时指挥大家自动出击。” 他的新电影《全金属外壳》讲述的是越南战争中春节攻势的创伤，电影已经完成并且周五会在纽约和附近的影院首映。贝克顿（Beckton）是位于泰晤士河岸的一个小镇，20世纪30年代，小镇上布满了煤气厂，它已经被库布里克先生的技术人员给拆掉了，它像电影中的焦点越南顺化市一样，到处都是火焰和弹坑。他们还从西班牙运来了几百棵棕榈树，使这个越南城市的布景像是回到了和平时期。在经历了这些拍摄之后，帕里斯岛也恢复了平静，没有了斯坦利·库布里克指导电影中演员所表现出的暴烈、羞耻、怀疑和悲哀的个人情感。 对库布里克进行采访时，他的电影才刚制作完成几个小时，那可算是一个完美剪辑版。这些跟20世纪80年代的票房没什么关系，电影也不是20世纪60年代探讨他从越战中体会到的个人痛苦，库布里克只是想真实地表现当他第一次看见这个故事的震惊之情。他说要寻找一个好故事来延续自己的想象，是这五年导演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 “你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感觉就是它绝对是部批判小说。我还记得我看这部小说时的感受，还记得我把它改写成剧本时的感受，我还要在电影场景这种不适宜的环境中，尽量保持那种感觉的鲜活，那里有上百人站在你身边，还有一堆棘手的问题，但我仍然要保持它情感上与主题的契合，还有它让人高兴的地方。” 库布里克满脸胡须，当你问他问题时，他会仔细地盯着你看，说话时右手摸着眉毛，爱向下看，看起来像在背诵经文，又像是在琢磨如何为下一场比赛设置障碍。 “你获得某件宝贵东西时的第一印象是你无法再次获得，那就是你在不断深入时的判断标准，因为电影制作就是不断深入一个个小细节的过程，最终停止在混合声音时的原声带上，比如一个脚步听起来应该是怎样的。” 他说自己原本并没有那么迫切希望要拍关于那场战争的电影。和往常一样，库布里克在读《弗吉尼亚克斯评论》（Virginia Kirkus Review），他在寻找一部令人激动的小说，而且这部小说最好有可能改编成一部电影，这时他发现了一部小说《短期服役》（The Short-Timers）。接着他就读了这部小说。 “我读完立刻又读了第二遍，我在想‘真是令人激动，我最好再多考虑几天。’但是这部小说很明显是部独特、奇妙的作品。”他说的这部小说由古斯塔夫·哈斯福特（Gustav Hasford）所写，古斯塔夫曾经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战地记者，他这部小说就像是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充满了裸露和死亡，同时也充满了纯洁和毁灭。剧本的形式是越战回忆录，由库布里克先生、哈斯福特先生和《绝望》（Dispatches）作者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共同完成。 《全金属外壳》在军队官场话里指的是步枪子弹，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的野战弹药。电影中充满了死亡的阴影和疯狂，但是在库布里克明辨的目光中有时也有芭蕾舞般的特质，尤其是电影刚开始那一幕：在新兵营中，士兵们被剃光头为战斗做准备。马修·摩丁（Matthew Modine）扮演的士兵“小丑”（Private Joker）斜着穿越了整场战争，完成了战地记者的宣传工作，突然遇上了北越人的春节攻势。就是这个事件粉碎了侵略分子的战争传奇，也使本不像杀手的“小丑”变成了杀手。 不管评论家说这部电影如何好还是如何坏，在库布里克看来评论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都是件难事，因为电影中包含的内容要比书上少得多，而在海军陆战队员们唱起小调开始，直到春节攻势过后士兵们唱起米老鼠小调时，已经有一种黑暗的气氛掠过其中。 库布里克先生在电影界堪称一位孤独者，不仅是他的鼓点节奏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他还在制作自己的鼓。但是这一次在美国电影业如火如荼推出越战片之际，他也拍摄了一部这类题材的影片，纯属巧合。《全金属外壳》在《野战排》（Platoon）之后出现，那是一部被人们大为称赞的优秀电影，库布里克最近看到这部电影表示非常喜欢，他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很喜欢塔利亚（Thalia）的黑暗风格，话语间明显没有同行间的嫉妒之情。库布里克先生羞于谈论他的电影，比如希望表达什么之类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在越南战争时，有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感觉，但是他认为现在狂热的审美家没有自己的发言权了。他在谈话中所表现出对战争的担忧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的，这一点从《奇爱博士》中也能看得出来，他在电影中怀疑人们永远无法彻底消除核武器，还担心为减小意外核战争几率而进行的谈判还是太少。 库布里克像隐士一般花费数年制作一部电影，寻找故事、写剧本、制作、导演，最近他又在寻找优秀的外国作家、演员和导演，要确保他们在为自己工作时，不会毁掉那四部主要译制片的市场。他为新电影选择的主题已经足够迷住那些追随他三十年的人，从《光荣之路》到《斯巴达克斯》，从《洛丽塔》到《奇爱博士》，从《2001：太空漫游》到《发条橙》，再从《巴里·林登》到《闪灵》。 “我对那些电影很满意。”他在这个空闲期间这么说道，接下来他就要去弥补这十八个月没拍电影的损失，怀揣着希望去寻找下一个故事。“我的电影都有着各种不同的批判声音，但通常接下来人们对于批判声的反应就大不一样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中更像是充满疑惑而非辩护。“我能想到的就是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下一部电影，他们有时候会很生气，我是指有些评论家，他们经常给出很差的评论，那是因为电影和他们自己预想的不一样。”他谈到要信任公众中“更民主的智慧”，这是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之后他学到的教训：“那些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在看完电影两小时后就去解释它或是对其发表明确声明的人们，是不会有这样的麻烦的。” 现年五十八岁的库布里克先生从事电影制作已经有三十五个年头了。这名来自布朗克斯区医生的儿子是个冒险家，从正规教育中退学成为了《展望》周刊一名摄影师，继而转向电影拍摄，他在其中掌握到了从写作到筹资等各个基础阶段，并且作为一名有着丰富好奇心的爱读书的自学者统治了这个领域。他不喜欢洛杉矶，他感觉纽约在电影制作方面有技术上的限制，所以来到了伦敦工作，还可以在这里和家人一起享受欢乐的私人生活。 “只要别松劲⋯⋯”他这样讲道自己在制作每部电影时的工作习惯，在每天晚上分析好第二天的行动，其中的道理和库布里克先生最擅长的爱好——国际象棋是一样的。“国际象棋就是类推，它就是一系列的步骤，你每次走一步，还要针对问题找到平衡它的解决方法，国际象棋所需要的就是时间，而电影所需要的是时间和资金。”他说道。 国际象棋对他来说少了些创新性，但却教会了他不要离最初的想法渐行渐远。“在拍摄一部电影经历了很长时间以后，我发现你自己所认为的好坏、你在某个时候有多快乐，这些感觉都已经不重要了，想法不知从何处就冒出来了，他们的出现和你的感受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库布里克先生谈论电影的方式并不像亚哈（Ahab）谈论鲸鱼那样，而是像一名物理学家抛出并接住牛顿的苹果。 “我有种感觉，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另一种能像电影这样充分利用伟大潜能的讲故事方式。”他说道，“我认为默片和它最接近，因为他们没有被限制在以舞台剧的形式来讲述故事；而是由很多小的场景构成。”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温和，好像是在吐露自己的心声。“在写故事的人和将它视觉化的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很大，因为一些自己写作的导演也会被舞台剧的传统所局限，例如伍迪·艾伦和伯格曼。” 在他谈话的时候，库布里克先生突然嫉妒起了默片，还对密可罗（Michelob）那些三十秒广告片产生了好奇心。“最好的电视广告都会在情感以及对商品的表现方面创造出非常生动的气氛。” “这两者的结合或许能够起作用。”布库里克先生说道，编织着内心某处产生的幻想。“我有种感觉，人们做的事情很难和电影里的相提并论。”他带着纽约口音的声音听起来很随意，但是眼睛中却反射出异常坚定的神情。 这位导演从默片中描绘了一个老式的渐现画面，他还发明了一个字幕卡片：“乔（Joe）的兄弟比尔（Bill）”。“你能看见比尔在做着什么事。”他像个听众似的这么说着，希望斯坦利·库布里克能使比尔的人物形象丰满起来。但是比尔消失了，没有时间再去为这个想法悲伤了，因为库布里克先生喜欢讨论“结构表现的节约，是否最接近于默片”。根据他的回忆，这就是他在看见这部越战小说时的第一反应，也是他欣赏这部小说的原因。同时，他觉得故事能向电影转变得“非常自然，因为其中的对话几乎像诗一般，还有着精细、忧郁的特质。” 但是电影已经完成，库布里克先生看起来已经很疲惫了，或是在等待着把思绪好好整理一下，等待着下一个故事。“这是最困难的事情，”他说，“找到一个好故事就是个奇迹般的发现。” 即使这时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优雅，而不是很悲哀。“制作电影给你人生架起了一个结构，使你每次拍摄新电影时都有和上次一样的感受。”库布里克先生笑着说，“这个结构有种奇妙的永恒感。我现在做的和我十八岁时拍摄第一部电影时做的事完全一样。它能让你从任何一种时间感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