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怪人，我是独行者——世界为之停止：斯坦利·库布里克

吉恩·菲利普斯（Gene D. Phillips） 1973年 作为一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可以说是自成一派，他自学了电影制作过程的很多方面，而之前没有在任何电影制片厂做过学徒，所以成为导演前不需要做很多细碎的工作。当他开始为大型制片厂导演电影时，基本就可以独立完成导演工作了，而这一点很少有其他导演能做到。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库布里克会监督每个方面的工作：剧本写作、演员挑选、影片拍摄（他还经常亲自操作摄影机拍摄）、剪辑和选择音乐。 以下的访谈是和库布里克在他离伦敦不远的家中会面后进行的。 当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大型电影公司已经决定放宽像他这种导演的艺术自由时，他回答说：“那些大型电影公司之所以长年不倒，在于他们所拍摄电影能够持续成功。当他们无法盈利时，就会看重那些能拍出好电影的人。”库布里克就是他们找到的这种导演之一；而当他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学会了电影制作的方法并且准备好了接受他的使命。 库布里克于1928年7月出生于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区，而当他还是塔夫脱高中的一名学生时就开始向《展望》周刊出售摄影照片了，自此他迈出了走向电影制作的第一步。毕业后他进入了这家杂志社，工作期间他决定将采访拳击手沃尔特·卡蒂尔的组图故事扩展成了一部名叫《搏击之日》（1950年）的纪录片。“从记录账簿到为拳击声配音，所有事都是我一人完成的。”库布里克回忆道，“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比当时看到的大多数电影都好。”库布里克为了拍摄这部电影，花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3900美元；后来雷电华百代电影公司用4000美元将这部影片买了下来。这样库布里克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拍摄了自己的影片并且还盈利了，尽管数额很小。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电影制作人。 雷电华百代公司之后又预付了他1500美元来拍摄他的第二部影片《飞行的牧师》，讲述的是新墨西哥州的一位牧师乘坐派厄泼克勃型飞机去走访他那些居住分散的教徒们。这次他又花光了所有的钱，库布里克只好像父亲和叔叔借了10000美元，并决意投身故事片制作。随后他来到距离洛杉矶不远处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脉拍摄电影《恐惧与欲望》（1953）。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军事巡逻队在一场不知名的战斗中被困在了敌人的防线之后，他们想方设法试图脱离险境却终归徒劳。 库布里克一心一意地制作电影，自己不仅做导演，还要做摄像师、音响师和剪辑。这部电影拍的时候是默片，声音是他后来添加上去的。这位年轻的导演惊喜地发现《恐惧与欲望》竟然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影评，并且在艺术片影院上映了。结果他又去借钱，这次是向布朗克斯区的一个药商亲戚借的钱，并拍摄了《杀手之吻》，而这一次他还是自己承担了大多数的制作工作。这一次联美公司同意发行这部电影，让他向成功又迈出了一步。 库布里克的这部电影是在纽约穷人区实景拍摄的，导致视觉上的现实感和后期同步的声音不大符合。在后期制作期间资金出现了短缺，库布里克雇不起剪辑助理。“我只好花四个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把所有声音效果制作完。”库布里克说道。不过，电影高潮时的两场打斗场面，为平淡的故事增添了鲜活的生命感，一场在拳击场、一场在人体模型工厂。 故事中的主角名叫戴维（Davey）——由杰米·斯密斯（Jamie Smith）饰演，他是一名失意的拳击手，但是却将自己的女朋友从绑匪手中解救了出来。在这场戏中，戴维和绑匪拉帕洛（Rapallo）在人体模型工厂里拼死搏斗，手头只要抓着什么东西就都拿来当做武器。拉帕洛由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lvera）饰演。当戴维挥出致命一击后，拉帕洛向后倒去，假人模型散落得到处都是。库布里克将这场戏的结尾拍摄成击碎人体模型头部的画面，象征着死去了的拉帕洛。 接下来，戴维和他的女朋友相会在拥挤的大中央车站，准备永远离开纽约，向往着到戴维家的农场组成自己的家庭。在他们离开这个残忍的大城市时，证明了这个喧闹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他们，从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了库布里克对当代社会的黑暗视角。在他这部和后面几部电影中，库布里克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由于生活在物质化、机械化的世界而逐渐失去自己的人性，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个人必须要剥削其他人才能生存。此外，在他后面的几部动作戏里，库布里克将他的视野扩展到了未来世界，其中暗示如果当今世界的人类无法与同类合作掌管世界，只会导致我们在未来被其他物种所取代。 1955年，库布里克遇见了一位胸怀抱负的制片人詹姆斯·哈里斯，电影《杀戮》（1956）所需资金320000美元，其中哈里斯投资了近三分之一，而其余部分由联美电影公司投资。这部电影是库布里克与哈里斯合作的三部电影中的第一部。 影片根据莱昴内尔·怀特的小说《一刀两断》改编，库布里克设计的剧本结构非常紧凑，讲述了一帮小窃贼在一次抢劫赛马场时，决定来一场杀戮。他们打算就在第七场赛马的时候进行抢劫；而库布里克拍摄的抢劫过程细致入微，几乎每分每秒都展现了出来。通过镜头在团伙成员之间的大量迅速切换，库布里克制造出很多悬念，这一系列的倒叙都讲述了每个成员是怎么同时实施自己的那部分计划的，所有这些都在他们携款逃跑时达到了高潮。 库布里克相信用这种倒叙片段讲述故事的方法，在电影中的效果会和在小说中一样好。“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优秀的犯罪电影，主要原因是在对时间掌控上做得不赖。”他说道。正如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在《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Stanley Kubrick Directs）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怀特这部小说之所以吸引库布里克，是因为小说涉及库布里克前几部电影中一直探寻的一个主题：近乎完美的行动计划总是由于人的失误或是错过某种机会而导致失败的结局：“库布里克的特点就是他一面展示出对总体规划的理智构建，一面又对影响成功的人性缺陷或机会持怀疑态度。” 电影《奇爱博士》很明显也呼应了同样的主题。电影中一位疯子将军（由斯特林·海登饰演）打乱了美国精心计划的核弹自动防故障系统，而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万无一失的”电脑哈尔却出了致命的差错。 库布里克拍电影的前期准备工作极其细致，这一点儿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电影反映了对所有事物的怀疑，他自己说过，是想让伴随人类存在的混乱和困惑尽量远离他的电影。 由于会规的规定库布里克不可以在电影《杀戮》中身兼摄影师，所以这部电影由摄影老手卢西恩·巴拉德负责摄影。导演和摄影师偶尔会因为某个镜头该如何拍摄而产生分歧。但是最终这两个人还是建立起了相互尊重。毕竟，库布里克是少数几个身兼电影摄影师协会会员的电影导演，他在电影制作过程中还会亲自操作摄影机。实际上杰里米·伯恩斯坦已经发现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制作过程中，库布里克就经常用宝利来相机（Polaroid）对场景进行拍照。他用这种方式与他的摄影师杰弗里·昂斯华斯（Geoffrey Unsworth）一起检查灯光效果。“我问库布里克，电影导演如此积极地参与摄影是否合乎传统呢？”伯恩斯坦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说道，“他非常简洁地回答我，他从来不看别的导演如何工作。” 这部电影的真正价值在于，库布里克从一群没什么机会表演但却很有能力的好莱坞演员身上激发出来整体的表演效果。斯特林·海登饰演乔尼·科雷（Johnny Clay），这场恶作剧的强力组织者；杰伊·弗里潘（Jay C. Flippen）是这群人中年纪较大的愤世嫉俗者；小伊莱沙·库克（Elisha Cook, Jr.）是个一心想通过偷钱来讨好妻子[由玛丽·温莎（Marie Windsor）饰演]的懦弱丈夫，因为除此之外他无法满足自己的妻子。最后这个胆小的人射杀了自己的妻子，这个无能的丈夫终于用子弹穿透了自己的妻子。这些头等的演员阵容帮助库布里克制造出了电影中的恐怖气氛，形成了充满讽刺的结局：科雷和女朋友费依（Fay）准备登机去热带地区，而他的行李箱突然弹开；偷来的钱在飞机场随风到处飘飞⋯⋯就像电影《杀手之吻》中的戴维和他的女友一样，乔尼和费依也希望通过飞往洁净的环境来逃脱大城市的腐朽氛围。但是对于已经在犯罪生涯中变得残忍的乔尼来说，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电影《杀戮》就是宝林·凯尔（Pauline Kael）笔下所写的那种犯罪情节剧，这种电影中拥有“对肮脏的犯罪活动半纪录片似的真实演绎”，并且流露出“因抢劫与法律纠缠而产生的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时代》杂志称赞库布里克，因为“自从吵闹的奥逊·威尔斯出城之后，好莱坞就没有出现过能通过对话和摄影展现出如此想象力的导演了”。“这对于联美电影公司来说是一部很卖座的电影。”库布里克说道，“而从经济角度来说这是成功唯一的衡量标准。” 接下来，库布里克得到了拍摄汉弗莱·科布1935年小说《光荣之路》的权利，并且开始着手写剧本，这本书他高中时候就读过。但是大制片厂没有兴趣投资这部影片，直到柯克·道格拉斯同意出演时情况才有变化。随后联美电影公司给这部电影投资了935000美元。尽管那些年出了很多反战电影，但《光荣之路》（1957）和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的《国王与国家》（King and Country）还是这类电影中出类拔萃的代表。 当米罗将军（General Mireau）[由乔治·麦克里迪（George Macready）饰演]为了得到提拔而命令部下进行自杀式袭击时，这种长官对自己士兵极不负责任的表现达到了高潮。当他们表现犹豫时，他竟然疯狂地命令其他部队向战壕里自己的战友们开枪。之后，三名士兵被从队列中几乎是随机抽出来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审判并处死，来给那些得到米罗将军命令而没有攻打敌人要塞的士兵们一个“警告”，这个时候，柯克·道格拉斯饰演达克斯上校（Colonel Dax）还必须在旁待命。 故事的题目是参考了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墓畔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这首诗中的警句“光荣之路只会通向坟墓”。随着电影的进行，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那些将军们所遵循的光荣之路并没有通向他们自己的坟墓，而是通向了那些士兵们的坟墓，他们都是因为将军们的自身利益而被操纵去战死沙场的人。 彼得·考伊（Peter Cowie）曾经写道，库布里克在电影中使用起摄影机来“非常坚定，就像拿着武器一样”：对达克斯脸部的特写来捕捉他的愤怒之情，扫过斜坡来记录整连的士兵被屠杀，或是以人的目光高度向那些木桩推进，而那些获罪的士兵即将在那里被处死。 电影中充满了视觉和言语的讽刺，以此来强化它的主题。到了中部战场的最后一场戏时，达克斯还必须再次尝试向坚不可摧的德国战线发起一轮无望的冲击。当他从梯子爬出战壕，鼓舞士兵们的士气时，一名法国士兵的尸体倒在了他的身上，把他压回了战壕中。在获罪的士兵等待行刑的那场戏中，其中一名士兵抱怨说，他在牢房墙壁上看见的蟑螂都会比他们活得久。他的一名战友用拳头打死了一只蟑螂并说道：“这下你胜过他了。” 电影结尾的音乐充满了对人性的渴望。达克斯看着自己的士兵们在一名胆小的德国女战俘（由德国演员苏珊娜·克莉丝蒂娜饰演，现在她已经嫁给了斯坦利·库布里克）带领下唱着歌颂战争时期爱情的歌曲。达克斯走开了，他坚信士兵们欢乐的歌声说明他们还没有丧失基本的人性，尽管他们在非人的环境中生活并死去。而库布里克后面的电影中就没有再出现过这种如此乐观的主题。 柯克·道格拉斯在《光荣之路》中的表演是他所有表演中最精彩的一次，所以他想和库布里克再次合作。在库布里克执导电影《斯巴达克斯》时他如愿以偿了，这是一个有关基督以前（那时候基督教还不是罗马的国教）罗马奴隶制的大场面电影。但是他们的这次合作并没有在《光荣之路》时的合作令人满意。因为这次道格拉斯不光是主演还是制片人，制片人和导演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 “《斯巴达克斯》是唯一一部不是完全由我掌控的电影。”库布里克说：“这部电影先是由安东尼·曼（Anthony Mann）导演了一场戏，之后他和柯克的意见不一致，使他在开拍一周后离开。电影开拍两年来我没导演过一个镜头。当柯克让我执导《斯巴达克斯》时，我想如果剧本能更改的话，我可以把它拍得更好。但是我的经历证明，如果合同里没有明确规定大家必须尊重你的决定，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不会这么做。本来剧本可以在拍摄过程中改进，但是却没有。柯克是制片人。他和剧作家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执行制作人爱德华·路易斯（Edward Lewis）完全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拍摄。”库布里克制作电影《斯巴达克斯》的经历使他决心在未来的电影中捍卫自己的艺术独立性，这也是他一直坚守的决心。 为了保证自己对下部影片的绝对掌控权，他还是和之前的制作人詹姆斯·哈里斯合作，从他那里他得到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拍摄权。评论家们认为电影《洛丽塔》只是在质量上比《斯巴达克斯》好，这一点让库布里克很不高兴；《洛丽塔》应该是他最最被低估的电影了。 当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不再是世界电影中心时，很多独立的电影制片人移居欧洲，在那里他们拍电影更经济，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库布里克来到英格兰并拍摄了电影《洛丽塔》（1962），因为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资金在那里被冻结了。随后他便留在了英格兰，后来的电影也都是在那里制作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自视为一名美国导演，直到他在英国导演第四部电影《发条橙》时才以英国为背景，并且主要使用的是英国演员。在这一点上，库布里克和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有着鲜明的对比，他也是一名出生于美国并移居英国的导演。罗西的电影在思想和人物上很具英国特色，使人几乎忘记他们都是由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导演制作的，例如电影《仆人》（The Servant）和《送信人》（The Go-Between）。 库布里克聘请纳博科夫为《洛丽塔》写电影剧本。库布里克还清晰地记得当他收到纳博科夫的初稿时，他惊讶地发现如果这四百页剧本全部拍完的话，电影得有四个小时那么长。这位小说家之后又写了一篇较短的版本，但他估计库布里克最终只用了其中20%的内容。 在看了电影《洛丽塔》之后，纳博科夫声称库布里克“是一位伟大的导演，他的电影《洛丽塔》是一部有着出色演员的一流电影”，尽管他剧本的大部分没有被使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阿尔弗雷德·阿佩尔（Alfred Cruze）曾经采访过纳博科夫几次，他告诉我这位小说家对库布里克根据他小说拍摄出的电影赞不绝口，主要是因为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写剧本，最后才发现将小说改编成剧本是多么困难。事实上，这位小说家曾经说过：“无限地忠实于原著是作者的理想状态，而这却是制片人的损失。” 在电影《洛丽塔》中，彼得·塞勒斯饰演电视名人克莱尔·奎尔蒂，他是中年哈伯特·哈伯特[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饰演]的敌人，就因为他喜欢上了十二岁的女孩德洛丽丝·海兹（Dolores Haze）[苏·莱昂(Sue Lyon）饰演]，她的朋友们都叫她洛丽塔。在拍摄电影《洛丽塔》的时候，库布里克对拍摄的自主权还没达到现在的高度，所以在拍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小说中所暗示的老男人对少女的性幻想时显得微妙而婉转。 “我无法在电影中加强哈伯特和洛丽塔在性爱方面的描绘。”库布里克说道，“由于我只能暗示他对洛丽塔的爱慕之情，所以观众们很快就猜到了哈伯特爱上了洛丽塔，”而不是想到他是对她有性幻想。“在小说中，这一点到最后才表现出来，就是当洛丽塔已经不再是个少女而是一个怀孕的家庭妇女时；而在这个时候，（观众）突然意识到他对她的爱，这正是小说中最让人心酸之处。” 即使是这样拍摄，库布里克还是能在开始时就暗示哈伯特和洛丽塔之间的性爱关系。电影开篇的一幕，在演职员名单后面我们就能看见哈伯特在给洛丽塔涂指甲油之前用手爱抚着她的脚，这就暗示着他对洛丽塔恭顺的迷恋之情。 为了不把这部电影处理得太过严肃，库布里克决定强调小说中原有的黑色幽默。宝林·凯尔写道：“电影《洛丽塔》令人惊讶之处就在于它很有意思；自从20世纪40年代普莱斯东·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用有声打闹剧重新创造了戏剧之后，这还是头一次出现新式的美国喜剧。《洛丽塔》就是一部黑色打闹剧，有时它会让你笑得喘不过气来。”库布里克在紧接着演职员名单之后的开场白中，就已经垫定了这一基调。 在克莱尔·奎尔蒂豪宅凌乱的房间里，哈伯特·哈伯特用手枪威胁要杀他，可是奎尔蒂并没有当真，结果一切都晚了。奎尔蒂躲到靠在家具上的一副画像后面，而当哈伯特将子弹射向这幅画的时候，我们看见画像上逐渐布满了弹孔。倒叙便从这个情节展开，后来我们发现哈伯特之所以会射杀奎尔蒂，不光是因为奎尔蒂将洛丽塔从他身边勾引走，还因为奎尔蒂很快又绝情地抛弃了洛丽塔。 詹姆斯·梅森完美地描绘了哈伯特这个很有难度的角色：在与洛丽塔的关系中深受其害，同时还能保持表面上的礼节。例如洛丽塔的妈妈[谢丽·温特斯（Shelley Winters）饰演，哈伯特和她结婚不过是想靠近洛丽塔]告诉哈伯特她已经为女儿打包好让她去夏令营，这样他俩就可以单独相处了。这时，观众会看到有一丝惊慌掠过了他的脸庞。彼得·塞勒斯对克莱尔·奎尔蒂这个角色的表现也很好，尤其是在那场戏中，奎尔蒂用尽浑身解数制造了很多伪装来纠缠哈伯特，通过一系列的诡计来骗他放弃洛丽塔。因为塞勒斯非凡的模仿天分，使得这出戏成为电影中最出彩的一段。 对于那些懂得欣赏电影《洛丽塔》中黑色幽默的人来说，不难看出库布里克从这部电影到后来的杰作之间距离只有一小步，例如电影《奇爱博士：我是如何学会停止恐惧而爱上炸弹的》，这是库布里克科幻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他原本打算将彼得·乔治的《红色警戒》（Red Alert）这部小说改编成一部严肃的电影，小说讲述的是疯狂的将军杰克·利普尔（斯特林·海登饰演）决定派一队B-52轰炸机在俄罗斯发动一次袭击。但是库布里克的想法逐渐改变了：“在写剧本的时候，最初几个星期我想把它拍成一部噩梦喜剧。我发现在丰富影片内容和全面设想各个场景的时候，你必须得把那些影响影片滑稽效果的荒诞、矛盾元素排除在外；而这些东西看起来又很接近于场景的中心思想。” 库布里克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剧本，他说：“在拍摄过程中我对剧本进行过很多实质性的修改，有时候都是和演员一起即兴创作的。很多精彩的对白都是由彼得·塞勒斯自己创造的。”塞勒斯不光扮演了主角古怪的科学家，还扮演了美国总统默金·马夫雷，以及曼德雷克上校，一名英国军官，他没能说服利普尔将军放弃原有的目标。 在电影制作中，库布里克非常尊重他的演员，这一点很明显，尤其是他在彩排时经常鼓励他们多提建议。在库布里克执导《奇爱博士》时，斯特林·海登就曾体会到库布里克对他的尊敬。在第一天拍摄时，海登就发现自己无法掌握台词中的科技术语。“我当时真是颜面扫地，但是斯坦利却对我说：‘你脸上的惊慌表情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正是我们想要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再拍一遍就行了。’他真是好极了。” 利普尔将军之所以要发动一场核袭击，是因为他偏执地相信他逐渐减退的性能力是源于国际共产主义密谋者在他的饮水中下毒。库布里克在电影中运用了一系列性隐喻向我们微妙地暗示了将军的这种妄想。电影最开始时，向我们展示了一枚核弹在飞行过程中由一架飞机对它进行了空中加油，而这个象征性的结合过程还伴随着《尝试一点温柔》（Try A Little Tenderness）的歌声。当利普尔向曼德雷克描述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时，也就是指他“宝贵的身体本质”，库布里克从下方对他拍了一个特写镜头，在他整个讲话过程中，总有一支巨大的形似阴茎的雪茄从他两片嘴唇之间突出来。 库布里克还提到电影中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在作战室里，那是一个昏暗、形似洞穴的房间，马夫雷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都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边，使人联想到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头顶上是一排灯，将下面的人们沐浴在怪异而昏暗的灯光下，这种灯光和利普尔屋里的灯光很相似。 影片中始终贯穿着讽刺。在马夫雷总统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巴克将军（“Buck” Turgidson）[乔治·斯科特（George C. Scott）饰演]和俄罗斯大使[彼得·布尔（Peter Bull）饰演]之间的争执即将引起一场打斗，这时总统干预进来，提醒他们道：“先生们，请不要在这里打架；这里可是作战室。” 后来，曼德雷克想打电话给总统，提醒他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攻击，这时他发现没有合适的硬币打电话，而他想使用对方付费电话，白宫竟然不接受！他命令巴特上校（“Bat” Guano）[基南·韦恩（Keenan Wynn）饰演]向一台可口可乐自动贩卖机开枪，这样就能拿到里面的硬币来打电话了。巴特不情愿地答应了，但是还一直可怜兮兮地跟曼德雷克说自己还得跟可口可乐公司交待。巴特打烂了那台机器，弯下身子去接像瀑布般流出来的硬币，结果被这台报复性的机器喷得满脸都是可乐。 库布里克原本想在电影中设计这样一场戏：作战室人员在自助餐车上享用了一次完全免费的酥皮点心。但是在最后成片的时候，他把这段剪掉了，因为他觉得“这场戏过于荒唐可笑而又与电影中其他部分的讽刺风格不符”。在影片中保持这种讽刺风格的就是奇爱博士本人，在库布里克看来，这个角色就是人类向机器的最终投降。他更像个机器人而非人类：他的机械手臂自动向他之前的雇主希特勒敬礼；他戴着黑色手套的机械手甚至要掐死他仅存的一部分血肉之躯。 影片最后，有一架美国飞机到达了俄罗斯。康少校（Major “King” Kong）[斯利姆·皮肯斯（Slim Pickens）饰演]是这架轰炸机的机长，当有一枚炸弹卡在了弹仓里面时，他骑坐在上面进行修理，这时炸弹突然释放出去击中了目标。当炸弹朝着地面疾飞时，就像他身上夹着个强大的性能力象征物，这就圆满地完成了贯穿整部电影的性隐喻。这枚炸弹击中了目标，启动了俄罗斯报复性的末日机器。接下来是一通盲目的轰炸，而这时我们能听到库布里克从二战中挖掘出的一首小调：“我们会再次相遇，不知在何处，不知在何时。”库布里克使用的是二战时期薇拉·琳恩（Vera Lynn）的唱片，这就是让歌曲和演唱者都重新流行起来。 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曾经说过《奇爱博士》从根本上是一部有关交流危机的电影。电影故事发生在三个地点，每个地方都是和其他地方相隔绝的：在空军基地，疯狂的利普尔将军是坐在一间锁着的房间里的；那架B-52轰炸机（被巧妙地命名为麻风病人隔离区）是由一名飞行员掌控的，他一心想要履行他所认定的职责；而作战室，也就是电影结束的地方，最终被疯狂的核科学家控制了。 一位评论家这样总结这部电影：幽默的库布里克原本想排除在《奇爱博士》之外的东西却赋予了它一些极为有意义的瞬间。这些都由我们生命中不断意识到的不一致和不理解组合而成。而在毁灭的边缘时，他们又显得极为荒唐。 评论家宝林·凯尔很欣赏电影《洛丽塔》中的黑色幽默，但是这次《奇爱博士》对同一领域的再次进军让她不大高兴。“《奇爱博士》开创了电影新纪元。他对展现的所有事所有人都进行嘲弄，”她在《接吻！接吻！开枪！开枪！》（Kiss Kiss Bang Bang）中写道：“《奇爱博士》很明显是想拍成警世电影；它是通过向我们展示我们所追求的道路是多么疯狂，来警醒我们原子弹的威力。但是艺术家向我们警醒战争和毁灭的危险时，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重获掌控，而《奇爱博士》在嘲笑疯狂的同时，也没有指出怎样才能避免疯狂。” 正如以往一样，库布里克对这种评论的回应是这样的“在内心的最深处我相信人类寻求进步的潜质和能力。在《奇爱博士》中，我表达的是人类威胁到自身存在的不理智；这种不理智是固有的，如今尤为强烈，这一点必须得克服。但是意识到疯狂并不意味着歌颂疯狂；更不是对治愈它的可能性表示绝望。” 当我问到这部电影是不是暗示着他是一名蔑视人类的愤世嫉俗者，库布里克说道：“哦，天哪，当然不是。一个人之所以不放弃为人类担忧，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荒唐和缺陷。我依然相信人类还可以继续进步。” 实质上，《奇爱博士》像我们描述的是一种困境，会犯错误的人类让自己任由不会犯错的机器摆布，而这种道德责任上的退让却带来了自身的毁灭。这种情感很类似于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思考得太多，自我感觉又很渺小。我们需要的是人性而不是机械。我们需要仁慈和温和而不是聪明才智。没有这些品质，我们的生活就会迷失并且充满暴力。” 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中，库布里克再次运用了他的黑暗视角来表现生活在机械时代的人类。在解释他怎样理解这部电影的原始思想时，库布里克说：“大多数对整个问题感兴趣的天文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非常坚信宇宙是充满了生命的；其中大多数的智慧是和人类相近的，或超过人类的，这是因为人类智慧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他和阿瑟·克拉克取得了联系，库布里克认为他的短片科幻小说《了望哨》可以改编成电影剧本；而其他的小说就像是动作电影史。他们先是把这部短篇故事改编成了小说，以增加它的潜力，然后又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米高梅公司买断了他们的整个项目并且为电影投资了六百万美元，经过四年的电影拍摄，这笔预算最终增加到一千万美元。电影《2001：太空漫游》刚开始得到的评价一般，甚至充满敌意，但这些都被后来的评论所压倒，并且赢得了大量观众。 电影开始于文明的开端，猿人正学习如何使用骨头制造武器来杀死敌人。通过使用武器来杀死同类，他学会了扩展自身的体能，而这时他也极具讽刺地向人形迈出了一步。当这名胜利的猿人将武器扔向空中时，画面逐渐变成了2001年一艘宇宙在太空中穿梭。“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库布里克评论道，“人类所有的科技都来自于对工具武器的发现。毫无疑问人类和他的机械武器之间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关系，因为那就是他的孩子。机器正以一种很深刻的方式使人类尊重它，它甚至会让人类喜爱它、对它着迷。” 这一概念在电影中得到了戏剧化的表现：宇航员大卫·鲍曼（David Bowman）（克尔·杜利饰演）和弗兰克·普尔（Frank Poole，加里·洛克伍德饰演）发现他们竟然任由电脑哈尔9000（HAL 9000）[由道格拉斯·瑞恩（Douglas Rain）配音]摆布，它还控制着飞船。电影中还反复出现了这样的对比：一边是有着自身缺陷和错误的人类，一边是华丽、功能优异却毫无感情的机器。当电脑哈尔犯错误的时候，它会拒绝承认自己不可靠的证据，还要杀死飞船的拥有者来掩盖这个事实。库布里克还是一如既往地站在人类一边，而他在《奇爱博士》中也暗示，相对于人类将自己的道德责任交给他们认为不会犯错的机器，人类的易错性更不容易导致自身灭亡。 库布里克相信人类不仅要控制好机器，还要控制好自己。“有人说过人类就是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缺失的一环。你也可以说这种观念是《2001：太空漫游》故事中本来就有的。我们还处在半文明状态下，有能力合作、相爱，但是还需要像更高级的生命形式转变。既然地球上存在毁灭生命的方法，光靠精心计划与合理合作是避免不了最终灾难的。只要这种可能还在，问题也就一直存在，而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是道德和精神的问题。” 电影的结尾是这次任务的唯一生还者鲍曼再生成为“一名提升了的人类，你也可以说他是星际孩子或是超人类，”库布里克说，“他回到地球上为了向人类下一次进化目标前进做准备。”库布里克感觉到“上帝的概念就在这部电影的核心之中”，因为如果宇宙中生存着比人类更高等的生命，当人类看见他们时肯定以为那就是上帝或是上帝的使者。当电影中真的出现这种人造的外星智慧时，它是由一块黑色的巨大平板所代表的。库布里克认为最好不要去具体描绘这种生命。“你得给观众们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库布里克解释道。 总体说来，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最终版本没有过多的展现和解释，但是却能让观众们自己创造出组成这部电影的体验。正如库布里克自己评论的那样“对这种体验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用语言形容它。我所做的就是试图创造一种视觉体验，使之能够直接穿透材料的潜意识中去。”对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变成了一种激烈的主观体验，这种体验会和音乐一样到达他的思想深处，让他不用去判断其哲理和寓意。 库布里克将电影的时间定位在2001年意味深远，因为弗里茨·朗（Fritz Lang）开拓性的默片电影《大都市》（Metropolis）（1927）发生在2000年。对朗这部电影的这种参考是为了向早期大师在科幻小说上的成就表示敬意，库布里克的电影正是建立在这种成就之上，并且已经有所超越。 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整体含义好像在暗示着库布里克对于人生的一种更加乐观的基调，这一点和他此前的作品有所不同。因为在《2001：太空漫游》中，他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在面临宇宙时的创造性以及对未来深不可测的潜力。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发条橙》（1972）中，未来显得比在《2001：太空漫游》中更加没有前途。在《2001：太空漫游》中，库布里克展示了机器变成了人类，而在《发条橙》中他展示了人类变成了机器。但是最终后一部电影只是以更黑暗的方式重申了库布里克之前所有电影的主题，也就是人类要在灭绝人性的物质世界生存下去，就必须要保留自身的人性。此外，《发条橙》呼应了《奇爱博士》和《2001：太空漫游》中的警告，即人类要想控制他们的机器，就必须先控制好他们自己。 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制作电影剧本的过程中给了我一本安东尼·伯吉斯1962的小说《发条橙》。读了书中构造起来的一系列戏剧化遭遇，我才明白为什么这部小说在库布里克看来非常适合拍成电影。他说他书架上就有这部小说，他一直想看，但是直到1969年的夏天才开始读这本书。他还没读完一遍就意识到它可以拍摄成一部很好的电影：“这个故事的大小和密度都很适合改写成剧本，而不会使之过于简化。”伯吉斯的书就是电影剧本的蓝图。 因此就没必要和小说家合作创作电影剧本了，这不像在拍摄《2001：太空漫游》时和阿瑟·克拉克的合作，或是在拍摄《奇爱博士》时和彼得·乔治的合作。库布里克还记得有一晚伯吉斯在路过伦敦时，曾经给他打过电话，两人非常友好地交谈了。那段时间，库布里克正在编写剧本，这是两人唯一的一次谈话。 《发条橙》就是对不久以后伦敦噩梦般的幻想（电影里，警察穿的衣服翻领上都带有伊利莎白二世像章）。故事的主人翁是青年流氓亚历克斯（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饰演），他浑身上下最好的品质可能就是他偏爱贝多芬，他亲昵地称他为路德维希·万。为了使他少犯罪，国家剥夺了他的自由意志，使他成为了“发条橙”，他看起来虽然还是人类，但实际上他的反应就像是机械。伯吉斯借用了伦敦话里的一句俗语“就像发条橙一样古怪”。 在剪辑这部电影时，库布里克每天至少花十小时，工作了六个月，但是他毫不介意如此庞大的时间和工作量，因为电影剪辑是整个电影制作中他最喜爱的部分。和伟大的俄罗斯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一样，库布里克也认为一部电影如何剪辑决定了最后的成败。“当我在剪辑时，”库布里克说，“我的身份从一名作者或导演转变成了剪辑师。那时我就不会再关心拍摄这个场景花了多少时间和资金。只要是对电影效果没有贡献的部分我都会删掉。”他将剪辑视为电影制作中唯一特别的阶段，因为它和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同。 和以往一样，库布里克直到电影快公演了，还在对《发条橙》进行修改。就在1971年12月20日电影首次公演前，他决定在片头字幕出现时用纯色的背景遮住橙子。这样的纯色背景说明库布里克还没有习惯这种使用精巧片头的潮流，他还是更情愿将这么昂贵的技术用到电影中去。他认为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应该是抓住观众注意力的画面，而不是这种吸引眼球的演职员表。 正如《2001：太空漫游》中的特写结尾：星际孩子充满着对人类下一步进化的期望，返回地球；《发条橙》是以亚历克斯傻笑的面部开始的，他正向往着晚上和他的团伙一起制造“越轨的性行为”和“极端暴力”活动。因为残忍的亚历克斯距离星际孩子所代表的进化过程还很远，人们可能会推测库布里克在这部电影中是不是想表明世界在变得更好之前会先变得更坏。 亚历克斯的世界是有现实基础的，而电影中的表现是对当今社会某种已经存在的状况的夸大。反乌托邦的小说对未来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当今社会中物质享乐主义、纵欲过度和盲目暴力的模仿，例如沃（Waugh）的《废墟中的爱情》（Love Among the Ruins）、奥威尔的《1984》和伯吉斯的《发条橙》。这就是为什么《发条橙》中的作家亚历山大先生的妻子最终死于亚历克斯和他同伙们残忍的强暴，而电影中后来也表现出他妻子就是现代社会的受害者。 从根本上说，亚历克斯和他同伙们丑陋无常的行径恰恰是严格控制表现自我的一种方式，他们要做的，是在自己所居住的社会化国家中去除掉自己的个性。 例如亚历克斯和他父母一起居住在市公寓大街18A楼，那是一座毫无生气、毫无特点的公寓楼。而后来当他因犯罪被关进监狱时，他的代号是655321。但是人们会想，他在高墙之外被严格控制的社会中可能比在监狱中更加无名。 为了让监狱生涯更短一些，亚历克斯自愿参加“鲁多维科（Ludovico）疗法”。这是一种洗脑方法，让他在想到性和暴力时就产生恶心的感觉，而这些都是曾经让他很享受的事情。只有监狱的教士反对这种疗法。“善由心生，”他坚持道，“善良是由人自己去选择的；当人不能去选择的时候，他也就不再是人了。” 刚被释放的亚历克斯对面前等待他的无情而腐败的社会毫无准备。他被自己之前的两个同伙痛打了一顿，而那时警察对民众执法时更加残暴。而当他试图自我了断之后，他在医院的康复期过得非常愉快，洗脑的效果也完全消失了；实际上他又变回了以前的自我，完全找回了以前的癖好。简单来说就是亚历克斯重获他的自由意志。 因为库布里克在电影中不遗余力地详尽描述了亚历克斯的堕落行径，导致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巨大争论。为了对电影和其中蕴含的哲理辩护，库布里克说：“对亚历克斯邪恶的表现是很重要的，这有助于澄清这部电影所强调的人类自由的道德观。”他解释说，电影中那名教士所说的话才真正表达了电影的主题：“问题在于这种技术是否真的能使人变好。”教士说得对，亚历克斯真的因为这个治疗停止作恶了。但是他再也没有选择的能力了。 库布里克继续说道：“核心的道德问题就是，当人没有了选择邪恶的权利，人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变好了，还有就是这样的生物还能否称之为人。”他总结说：“限制人类并不意味着救赎他。”正如电影中监狱教士所说，救赎必须是由内而外的。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通过剥夺罪人在善恶之间选择的权利来挽救他们。”安东尼·伯吉斯补充道，“我在故事中首先想表现的是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他们选择善恶的权利；而这正是人类惊人的天赋。”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在电影最后对亚历克斯这个人物的个人看法也证实了伯吉斯和库布里克的说法：“亚历克斯最后得到了自由，这就是希望所在。也许有了自由，他就能找到不用给他洗脑也能帮助他的人。如果他的‘路德维希·万’能对他说话，别人或许也可以。” 在分析电影《发条橙》的时候，你绝不能忽视电影配乐。库布里克对自己电影中音乐的选择向来很感兴趣，这个习惯是当年电影制作过程中养成的，那时所有工作都要他自己完成。他经常在配乐中使用熟悉的曲调来和表演形成讽刺的对位，例如在《奇爱博士》中的核屠杀伴随着《我们会再次相遇》（We’ll Meet Again）的歌声。 他在电影《发条橙》中对《雨中曲》的运用手法真是天才之举。电影前一部分，亚历克斯在同伙的帮助下殴打那名作家、强奸他妻子时就唱的这首歌。而在电影结尾部分的演职员表出现时，库布里克使用了金·凯利在1951年电影《雨中曲》中的原版歌声，就在亚历克斯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被治愈了之后，其实他的意思是自己又恢复了之前邪恶的行为方式。当凯利欣喜地唱道“再次快乐起来”是“多么骄傲的感觉”，歌词呈现出一种讽刺的效果。当听到凯利唱道“我脸上带着笑容，送给全世界的人们”，他已经“准备好迎接爱情”，你就会想到先前的场景中亚历克斯唱过这首歌，而且你会意识到现在这歌词对亚历克斯意味着他已经准备好恢复“极端暴力”和贪婪的行径。你可以进一步将这首歌和这部电影联结在一起。你可以说谁不关心电影《发条橙》中所描述的关系人类未来的问题，他就是在唱雨中曲。 “一个想法要花一年的时间才会让你着迷，所以我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库布里克这样解释他开展一个新项目的方式。在拍摄完《发条橙》之后，他又开始寻找下一部电影，最后他决定拍一部名叫《巴里·林登》的历史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无耻之徒的故事，作者是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威廉·梅克匹斯·萨克雷。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库布里克采用实景拍摄的方法是可行的，正如之前的《杀戮》和《发条橙》。“这部历史电影的大多数内部场景都可以在欧洲现存的一些府邸和城堡中拍摄，那里的家具和装饰都依然存在。”他强调说，“你只需要把演员和工作人员转移进去就可以开始拍摄了。” 库布里克表明他可不打算把这部电影拍摄得像英国20世纪40年代的那种复杂的历史电影，场面宏大却索然无味。看久了这种历史电影，20世纪40年代来自美国小镇的一名参展者给他的经销商写信时说道：“不要再给我发用羽毛笔写字的照片了！”库布里克表示在《巴里·林登》中人们可能是会用羽毛笔写字，但是他们将生活在历史中，并不是生活在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生机勃勃的现在。 在《巴里·林登》中，你会找到一种共鸣，来自库布里克在以往电影中的某种坚持，即最周全的计划通常会出错。他经常在电影中表现人类失误和机会是怎样阻挠个人努力抵达目标的，例如科幻故事三部曲中的《杀戮》。在一系列有关人类失败的电影中，《巴里·林登》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贯穿巴里一生的诡计都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贵族，但到头来却一无所获。 库布里克这样总结他在自己电影中所表现的个人视角：“这个星球的毁灭，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不值一提。我们的灭绝就好像是太空中一根火柴，燃烧一秒后就熄灭了。如果这根火柴不在黑暗中发出光芒，就不会有人为这个种族感到悲痛，因为他们使用本可以为其他星球点亮灯塔的能量去点燃自己的火葬柴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