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怪人，我是独行者——库布里克的创作关怀

吉恩·西斯科尔（Gene Siskel） 1972年 那些讲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故事中，说他不仅注重而且执著于细节的大有人在。 上周我在这儿参加了一个聚会，其间我遇到了演员克里夫·弗朗西斯（Clive Francis）。他在库布里克第九部也是最新一部故事片《发条橙》中有大约五分钟的出镜。 在这场戏中，亚历克斯这个热衷暴力的主角刚被监狱释放，他刚参加完科学厌恶疗法项目，治愈了强奸和打劫的恶习。离开四年再次回到家中时，他发现父母家中竟然有个闯入者。原来是他父母接受的一个房客（弗朗西斯扮演），被安排住在了亚历克斯的房间里。亚历克斯想让他离开，但这个房客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走的。 “他真是不可思议。”弗朗西斯这么说库布里克。我们那场戏排练了两周时间。库布里克找遍了伦敦城，就为了一间适合拍摄的公寓。最终他在埃尔斯特里（Elstree，位于伦敦北部郊区）找到了一间。他付钱给居住在那间公寓中的一对夫妻让他们搬出去，然后请来设计师和他一起对公寓进行了花哨且充满未来感的再装修，一共大概花费了5000英镑（13000美元）。 在我们完成拍摄之后，公寓又被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并且交还给了那对夫妻。这时我又接到库布里克的电话，他说有两个特写镜头想重拍一下。 我们又回到位于埃尔斯特里的那间公寓。库布里克又付钱给那对夫妻让他们搬出去，然后又对公寓进行了全面的再装修。 有人说，那对夫妻看见电影终于上映时肯定松了口气。 光靠听取这种故事，对即将和库布里克会面的人来说肯定是不够的。他导演了一连串极为成功的电影：《光荣之路》、《洛丽塔》、《奇爱博士》和《2001：太空漫游》，这样，人们总以为他会变成不耐烦的暴君。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库布里克的家位于伯翰姆伍德（Borehamwood）郊区。那天他低调地走进了离他家不远的一家餐馆，身边没有带新闻经纪人。相比之下，他的着装很不寻常。他穿了一件带宽领带的运动夹克，外面套了一件廉价的草绿色大衣，还是那种十五年前就在这里流行的款式。他下巴上满是邋遢的胡子。他出生于纽约北部的布朗克斯区，所以讲话是美式口音。虽然他已经43岁了，但是讲起话来却显得出奇的年轻柔软，听起来很像沃伦·比蒂（Warren Betty），可是又没有什么权威的感觉。也就是说，库布里克的权威来自于他讲话的内容，而不是他怎样讲话。 我还没来得及打开录音机，他就开始跟我说，他希望我要写的这篇文章会是什么样的。真是一日做导演⋯⋯ 他说他不希望文章中只有他说的话，或者主要是他在那说。他解释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文章看起来就会像是他自己之前没顾及写，现在又匆忙完成的一样。 他强调说，不想为了阅读的方便而将他对两个或多个问题的答案串在一起。那么做会给读者留下库布里克有速语症的印象。 此外，他还问我是否已经被告知（我确实已经被告知了）他可以对我打算引用的话进行修改。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被发现有什么不合适的言论，而是因为他很在意他都说过什么。（他所做的修改证实了这一点。） 他跟我说这些时声音都非常悦耳，但是却很有力度。他是了解情况的，他知道采访的过程是怎样的。正如我随后学到的那样，这次的开场白就是他称之为“避免问题技术”的例子。 因为库布里克在他前三部电影中，对人类可能会遇到的威胁做出了猜想（在《奇爱博士》中，失败的自动防故障系统；在《2001：太空漫游》中的电脑；以及在《发条橙》中对人格进行修正的科学家们），还因为大家都知道库布里克对科学很感兴趣，那么采访时就该问他一些“大问题”，答案会跟他的电影有关，也可能无关。 更确切来说，库布里克害怕什么新问题，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一个问题。 西斯科尔：在当今世界里你关心的是什么？你担忧的是什么？你之所以选择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来拍电影，是不是表明你关心对人类思维实施的实验？ 库布里克：首先，我并不会像对待政治宣传册那样来选故事。伯吉斯的这部小说的主题如今恰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行为心理学和反社会行为的条件作用，它和（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 Skinner）的著作《超越自由与尊严》也有一定的相关性，而这些事实不过是我对《发条橙》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这部小说真正吸引我的是它作为艺术品所具有的品质。从本质上来说，这才是吸引我将小说拍摄成电影的原因。“我关心的是什么，我从哪儿能找到与之相关的故事。”我在开始的时候，是不会这么说的。 西斯科尔：好的，我从您的电影中感觉到您很关心世界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所以我想直接问您：您现在所担心的是什么呢？ 库布里克：这真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和《发条橙》故事相关的就是当局如何使用法律手段来处理问题，同时还不会变得更有压迫性；尤其一种观点在日益增长：认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相关。所以，就算越过法律和政治手段，这些社会问题也需要迅速解决。 我很关心当局能有什么解决方法，这也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重大社会问题。 西斯科尔：有人认为社会对于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抱有急躁的心态，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电影中看到复杂的社会问题在30分钟、60分钟或100分钟内就能得到解决。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库布里克：我认为产生这种情绪的更主要原因是那些无法实现的政治许诺，他们总是向人民承诺会开创一个新时代。这些许诺加上不同观念的过度交流，导致人们感觉如果一个问题在很短时间内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不该尝试政治或法律手段，而应该使用更激进、反社会或非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西斯科尔：但是每个政客都要做出一些竞选许诺，而媒体也同样要报道这些许诺。那么这种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吗？ 库布里克：不，我认为这是可以逆转的，但是需要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他有足够的魅力、智慧和个性，在他当选后还能切合实际地跟人民讲话。 西斯科尔：但是选民是否有足够的智慧选出这样的一个人？ 库布里克：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个人，因为绝大多数选举都是由候选人的个性决定的，而不是由问题决定的。某个明显的重大问题就能决定选举结果？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会从（美国的）政治角度来看待那些候选人。 西斯科尔：或许我真正想知道的是对于当今世界的结局，以及社会秩序正在陷入的混乱，你是怎么看的？ 库布里克：我认为危险不在于权威会瓦解，而是最后它（既定权威）为了自保会变得非常专制。法律和秩序并不是个虚构的问题，并不只是使正确的事向更正确发展的借口。 像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中，人们感到不安全显然就是个问题。当你作为个人交出自己的权利时，你期望从社会中获得的东西之一，就是安全和舒适的物质生活。一旦社会无法保障安全，人们最终会变得很不安，他们就可能做出一些很不理智的选择，会更倾向于那种更强硬的权威。 我认为人民是不能无限期承受某种不确定状态的（由于身处不安境地而造成情感上的不确定性）。 西斯科尔：顺着你的意思，我想到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或许正在朝着一个怪异的目标发展，在那里什么疾病都可以被控制或治愈，人们只会死于犯罪或事故。您觉得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呢？ 库布里克：生物学上的永生就意味着我们很可能会有100年甚至150年的寿命。细胞可以再生，人也不会变老。你会有自己的细胞库，这样就算你被完全毁灭了，别人也可以从你大脚趾的一块皮肤上将你再造出来。 （就是要得出这样的信息才要问库布里克一些“大问题”。还有件事，就是他在修改中加入了“从你大脚趾的一块皮肤上”。不断修改也是他拍电影的方法，我想这个例子也显示出了它的有益影响。） 这又会导致人口问题。但这又是另一个社会问题了，我们也可以找到它的解决办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关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很多问题都源于人类对自己死亡的意识。这就是对人类智慧和语言的诅咒。 除了人类，没有其他生物需要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就会有这样一种观点：好吧，可能我现在很快乐，但是我所做的事真能保证我就是最快乐的吗？我最好充分利用生命，因为它正在流逝，等等。 这就会产生很多绝望和狂热的解决方法，但要是我们能永生的话，这些方法都不会出现。 西斯科尔：您有没有为保存自己的身体做什么准备呢？ 库布里克：没有⋯⋯不光因为现在这种技术没什么进展，还因为我是有希望的。 这就是我和他谈话的第一部分。我自己读了之后，发现有两点很有趣。 在回答什么问题困扰他时，他回答的是“和故事相关”的答案。 因为去年他一直在拍电影，而不是在写书，实际上他在过去和未来的每个清晨，都要检查电影发行正片的声音和色彩的质量，我原以为他会说“和电影相关的”答案。 对这一点的解释其实很清楚。对库布里克来说，电影就是有画面的故事。他那些出色的电影在创造高潮和使用剪辑技术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但是你会说电影《2001：太空漫游》呢？那不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吗？其实当我问他，希望看见电影观众在情绪方面有什么变化时，他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了。 库布里克：我时常想起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 Forster）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Novel），他讲到当第一个穴居人给他的同伴们讲故事的时候，他们要么会睡着、要么会朝他扔石头、要么会静静地听他讲。问题显然就是你要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你讲完故事。 大多数电影都是在机械地寻找观众想要什么，或是为他们构造一个人为的娱乐形式。就算这是唯一目的，它也很少能成功。 西斯科尔：所以说到底关键还是要看导演的能力，而不是观众们的智慧？ 库布里克：说到底就是，无论你使用什么方式，叙述也好、惊喜也好，都要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15或20分钟以上，如果没有故事或主要人物的有趣发展，这也就是你能保持他们注意力的最长时间了。 西斯科尔：这一点影响到你对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构建吗，尤其是开篇的时候？ 库布里克：它影响着我做的所有事。我意思是《2001：太空漫游》实际上是四个小故事组成的，而且是用短片小说的叙述方式讲述的。所以当人们说《2001：太空漫游》中并没有故事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其中每个片段都是一个很好的短篇故事。 库布里克对于人类命运问题的回答上也贯穿了另一个主题。他有两处提到他担心人们做出“不理智的选择”和“狂热的解决方法”。库布里克说，当人民感到不安全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生命时，便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认为这就是分离出当代人问题的好办法。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人们给我们带来了原子弹，60年代的人给我们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实际上，人们不担心吸入原子弹爆炸尘埃的唯一原因可能是他们太忙于担心自己在出门时会被人敲诈勒索。 《奇爱博士》是库布里克拍摄有关原子弹的好电影；而且我认为《发条橙》是一部同样优秀的电影，讲述的是有关法律和秩序的故事。 电影中的暴力镜头是英国的“热门新闻”。影评人写文章评论它，政客们也调查它。 有两部电影都类似寓言故事，都以英国为背景，都由美国导演拍摄，但他们却引发了一场争辩：一部是山姆·佩金法（Sam Peckinpah）的电影《稻草狗》（Straw Dogs），另一部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 但是由于他的名声和电影本身在商业上和评论上的成功，库布里克的电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英国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尔丁（Reginald Maulding）向华纳兄弟在当地的办公室要求了一次专门放映，来判断英国审查机构同意这部电影完整上映的决定是否正确。莫尔丁说他并不反对银幕上出现全裸的镜头，但他担心的是“会给英国带来暴力”。 在《发条橙》中，故事发生在英国不久的将来，青少年们到处乱窜，强奸、偷盗、抢劫，无恶不作。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流氓团伙首领，名叫亚历克斯，他被关进监狱又被释放去参加一个科学厌恶疗法实验——鲁多维科技术（Ludovico Technique），这个实验设计用来去除他对邪恶行为的欲望。 在接下来我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他的电影以及引发的争辩。 西斯科尔：在你看来，电影《发条橙》中谁是英雄、谁是恶人？ 库布里克：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说。这是一部讽刺电影，这就意味着你要拿当今的缺点和愚笨来嘲笑一番。你要假装说一些和事实相反的话才能摧毁它。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监狱中的那名教士，他在监狱中和亚历克斯成为了朋友。他一直在讲述着这部电影的道德所在，尽管他看起来像一个滑稽的角色。 这个故事的道德本质在于选择的问题，无法选择邪恶的人是否就可以做好人，无法做出这种选择的生物是否还可以称之为人。 亚历克斯作为邪恶的典型还能以很奇怪的方式吸引着人们，原因就在于以下几点：他诚实、不伪善、充满活力、机灵智慧。我经常拿他和查理三世做对比，我认为这样的对比很恰当。你为什么会喜欢查理三世呢？你确实以一种很有风格的方式喜欢着他。 最终，你会同情亚历克斯，因为你会开始觉得，他是一个（更大的）邪恶的受害者。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认清了自己的潜意识。这样可以算作是电影创造出来的某种对抗。潜意识是没有是非感的——这种观点让一些人很焦虑、很气愤。 西斯科尔：有些人批评你通过把亚历克斯塑造得吸引人来赞美邪恶。你的答案会不会是你把邪恶塑造得吸引人是为了用最极端的例子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库布里克：当然是这样。如果亚历克斯没那么邪恶的话，你就不会重视电影的观点了。那就会像是西部电影，他们反对私刑，就在电影中用私刑处死无辜的人。 这部电影的观点在于：你不得用私刑处死人，因为你有可能处死无辜的人；而不是：你不得用私刑处死任何人。 显然，如果亚历克斯没那么邪恶，那就很容易反对他的“治疗”。但是当你反对亚历克斯所接受的治疗时（因为他是邪恶的人），这部电影的观点就很明确了。 西斯科尔：你没有提到伯吉斯书中亚历克斯的一些很丑陋的恶习。亚历克斯强奸十岁女孩，还为了刺激压死小动物。 库布里克：在书中亚历克斯是十五岁。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十五岁的男孩强奸十岁的女孩，而且这和二十五岁的男人强奸十岁的女孩是很不一样的。 西斯科尔：你的电影中包含了很多强奸、暴力打斗和砍杀镜头。您认为电影中的这些暴力镜头是否会使人们对暴力的邪恶不再敏感？ 库布里克：不，我不这么认为。人类对暴力的容忍程度是进化的遗留物，它不再为有益的目的服务，但是它就在那，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西斯科尔：您认为您的电影是否该被评为X级？在伊利诺伊州这意味着十八岁以下的人不得进入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 库布里克：不，我当然不这么认为。任何一部严肃的电影都不该禁止十六七岁的人观看。如果他们的家长同意他们观看，法律就不该禁止他们观看。 西斯科尔：有没有给您的女儿看这部电影？ 库布里克：我十八岁的女儿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不会给我十二岁的女儿看的。 西斯科尔：为什么不呢？ 库布里克：当然有些电影会让小孩子感到不适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疑惑的。 西斯科尔：你是否认为人们在银幕上看了暴力的镜头，就会促使他们在社会中做出相似的举动？ 库布里克：不，我不这么认为，但我觉得有一点更重要。已经有人证明，就算是在深度催眠状态中，人也不会做出与天性相反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种电影能使人堕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但我还得进一步解释。比如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的趣味暴力行为，或是动画片《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中，他们头上八英尺高的大包消退下去后还能蹦蹦跳跳。就算暴力镜头会促使人们做出相似的举动，相比这些，我电影中的现实更不容易促使人们做出相应的暴力行为。 刚才说的暴力才是可能引发效仿的暴力。这就像是小男孩被灌输了战争荣誉的胡话。他们会抱着希望冲上战场，但他们的希望并不会实现，而当他们真正观看了残忍、暴力的战争影片，他们可能就会意识到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了。 所以，人们都认为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暴力影片是引起所有骚乱的原因。我并不认为里面的镜头会让人想去模仿，即使他们容易受到与事实相反的来自电影的影响。 西斯科尔：动作电影被指责是引发当今社会不法现象的原因，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震惊。我觉得肯定是有别的什么更重大的原因。 库布里克：确实是这样。通过引导媒体将注意力放在电影和电视上（看是否里面的内容是导致暴力的原因），政客们就可以轻易逃避审视社会暴力的真正原因，而这些原因主要是： 1、原罪：神学观点 2、不公正的经济剥削：马克思主义观点 3、情感挫折和压力：心理学观点 4、基于Y染色体的基因因素理论：生物学观点 西斯科尔：那到底是媒体还是政客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电影和电视中的暴力呢？ 库布里克：媒体正在这么做，而政客们也在旁边煽风点火。他们知道它会如何发展。这对他们很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