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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夫塞斯（John Hofsess） 1971年 《发条橙》上映前不久，我来到伦敦郊外的伯翰姆伍德和斯坦利·库布里克共进午餐。作为电影《洛丽塔》、《奇爱博士》和《2001：太空漫游》的导演，他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他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平易近人，而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外在表现。若想将一位艺术家写得更加可信，作者必须和他有数年深交。而我与库布里克却只交谈了六个小时。库布里克并不赞成如今盛行的麻痹民众信仰的狂潮。可是他知道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流行源于一场广告宣传活动，它宣传这部电影是“终极之旅”，并鼓励人们冷眼旁观它如何被抨击。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受人崇拜的偶像。有人盲目地喜欢着他，并称他是“迷幻剂”，而充满怀疑目光的媒体热潮却盲目地讨厌他、污蔑他。围绕他电影的争议始终喧闹而愚昧，却都起到了同一个作用：宣传了他的电影。我猜想奥逊·威尔斯的事业路线不会在库布里克身上重演，有谁愿意被人们看作是失业的天才呢：26岁时导演《公民凯恩》（Citizen Kane），57岁时却在为东方航空公司录制“男人的翅膀”商业广告？威尔斯很受评论家们的尊敬，而库布里克却被当做是必须被杀死的哥利亚巨人（Goliath）。 我问他：“你读过的评论家文章中，有哪些会让你对电影产生新认识呢？” “没有。”他回答得很快，“评论家中很少有工作谨慎、深思熟虑的。电影才看了一遍就写影评是件很荒唐的事。” “难道就没有一位评论家像导演那样勤奋工作的吗？”我问道。 “我认为他们没有谁能像我们拍电影那样大费周折地写影评，”他答道：“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不幸的是，使大多数评论家出名的都是些恶评，而那些容易写、写起来又有意思的影评又都毫无价值。” “那这些评论家对票房有没有重要的影响呢？” “你必须明白，广告对影片最初收益的影响只有一周左右，而电影能自我为继的唯一因素是人们对电影的好评。如今很少有人还出门看电影，所以一部电影需要冲破很多惯性才能让人们愿意出门去看。而对于评论家们来说，只有当他们的评论和观众的想法一致时，才显得比较重要。” 库布里克的电影通常耗资巨大。《2001：太空漫游》耗资一千万美元，《发条橙》耗资两百五十万美元。而他下两部电影也需要大量资金，一部是关于拿破仑的故事，另一部是根据阿图尔·施尼茨勒的小说《梦幻的故事》（A Dream Novel）改编而来。绝大多数导演无法成功解决既想成为艺术家，又想受大众欢迎的两难困境。因为智力和艺术能力发展的主要痛苦就在于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能与之分享思想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能充分理解你表达内容的人也越来越少。 库布里克的解决方法是“模棱两可”。观看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假面》和《安娜的情欲》时，电影爱好者必须理解其中很多东西后才能发现其价值所在，而《奇爱博士》和《2001：太空漫游》则不然。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无论是从浅层还是深层来看，都很享受。这样做极大地扩展了观众范围，后者总能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中找到某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伯格曼的电影却无法给观众提供这种选择。他的电影要么使你产生复杂的共鸣，要么使你感到困惑而乏味。在库布里克看来：“人们的情感和他们的智力是大不相同的。人们之间的共同纽带是他们下意识的情感反应。看电影就类似于做梦或做白日梦。电影所刺激的那部分意识只有梦境和戏剧在其中活动，所以你可以在其中任意探索，而不必为自我意识和所谓的是非问题负责。” “《发条橙》中提出的发人深思的问题真的很难解决，”我问道，“您是否认为将来暴力行为会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是的，尤其是那些无法理解社会中复杂现实的人。”他答道，“权威们曾经拥有的各种神秘性如今都在被加速侵蚀着，而且人们也愈发意识到反抗的浪漫主义思想。请注意我并不认为《发条橙》是一部主要关注时事和社会的电影。我运用亚历克斯这个角色是为了探索人性的其中一面。明知那样是错的他还要去做，而你还是会被他打动并且接受他的评判标准。那是因为在梦境中，影片需要暂时不受道德标准评判。” “你自己是否像你电影中表现的那样，看人的视角比较黑暗呢？”我问道，“是否只有在拥有纯白、洁净、完美环境的《2001》世界中，人类的问题才有希望得到真正解决呢？” “讽刺作家是对人类本性有着非常怀疑、悲观看法的人，”他答道，“但同时他们又有着从中取乐的乐观心态，虽然这种取乐可能是很残忍的。” 库布里克的电影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他懂得生命就是一场持续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两种冲动的集合，一种是创造的冲动，另一种是毁灭的冲动。“我们是如此贪婪的生物，”他谈道，“人一生读过的报纸需要砍伐多少树木才能制造出来？人类想要填饱自己得杀死多少动物？人们为了享受高科技的舒适生活，又要消耗地球上多少宝贵而有限的资源？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人们又可曾付出什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答案都是“什么都没付出。”而对于库布里克来说，答案却是艺术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