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怪人，我是独行者——斯坦利·库布里克简传

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 1966年 在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经常去华盛顿广场公园看大师下棋，大师是一个国际象棋职业棋手，他可以说是一个象棋高手，也是个象棋赌徒——只要你愿意跟他下，他都会奉陪。他每盘棋赌五十美分，你赢了你拿五十美分，他赢了他拿，平局谁都不用给谁钱。大师每天至少下八小时棋，通常每星期七天。冬天，他就找一个乡村咖啡馆在室内下。用这种方式维持生计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你每局都赢也赚不到多少钱，大师下棋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赢，不过我还是见过他连续输好几盘棋。下国际象棋是不可能作弊的，他唯一能使的诡计就是让对手觉得他们的水平比他们的实际水平高，这样他们就会因不服气而屡败屡战。最近我看他跟一个用那个公园里的话叫做“臭棋篓子”（potzer）的人下棋，扫视一眼棋盘就能看出大师的一车一兵直逼对手大营，这种形势下有理性的人会马上弃子认输。“臭棋篓子”是没有理性的（否则他一开始就不会赌这盘棋），他决意要奋战到底。他胡乱地移动他的卒子，手开始发抖，因为输棋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没有什么比输了棋更痛苦的了，尤其是你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比对手强的时候。大师身材像鹰一般消瘦，一看就是个老奸巨猾之人，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地表现得很单纯，说道：“你真的很擅长使卒，尤其是在紧逼王的时候。”被蒙骗的对手还以为这是称赞他，在一车四卒逼近时，那个臭棋篓子认输了，新的一局又开始了。 我跟大师是前几年认识的，但最近我才得知他与我认识的另一个人有关系，那个人就是杰出的原创电影制片人斯坦利·库布里克，他创作了诸如《光荣之路》、《洛丽塔》和《奇爱博士》等电影。大师可不喜欢看电影，他的职业活动（下棋）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也抽不出时间去看电影。据我所知，库布里克的电影他一部都没看过，但他对库布里克的记忆却非常清晰，他最早能记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时候。那时，库布里克二十出头（他1928年7月26日出生在纽约），也靠在华盛顿广场下棋赚钱度日，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他估计他一天也就能赚三美元，他说：‘如果只买吃的的话，这点钱也就顶大用了’）。库布里克当时住在第十六街，紧挨第六大道。春夏时节，天气好的话，他就会在中午时分溜达进公园在马克道格大街和第四西大街附近的混凝土象棋桌旁占个位子来下棋。到了傍晚时分，他就会换张桌子在街灯旁边找个位置下。大师回忆说：“如果地方换的好的话，白天可以在树阴下下棋，傍晚就可以在离喷泉不远的灯下下。”大概有十个像库布里克这样的棋手每天都来下棋，一天在棋桌旁花十二个小时，除了吃饭从不间断。库布里克可以算是那里的常客了。没有臭棋篓子或不上不下的半吊子棋手时，这些职业棋手就会互相下棋赌钱，他们会使出千奇百怪的招数来弥补能力上的差距。水平最高的棋手是阿瑟·费德曼（Arthur Feldman），他经常让库布里克一个卒子（一点儿小优势），库布里克回忆说：“他不是靠赢我来谋生的。”在这些职业棋手眼里，大师就是个半吊子棋手，他下棋招法花哨但不坚实，棋局里布满骗人的陷阱来诱使那些水平比他差的臭棋篓子上当，这样就可以确保最快的赢棋，他就可以拿到钱接着跟下一位“顾客”下棋。 那时，库布里克除下棋外名义上的职业就是现在他干的职业——拍电影（当他可以去拍的时候）。实际上，到27岁时他已经在《展望》杂志当了四年职业摄影师了，接着他做了五年电影制片人，在这期间，他拍过两部电影短片和两部长篇电影——《恐惧与欲望》（1953）和《杀手之吻》（1955）。从社会学上讲，毫无疑问，库布里克本来最初是不可能进入电影界的。他出生在一个美国犹太家庭，祖先来自奥匈帝国，父亲是名医生，现在还在从医。他在布朗克斯区（Bronx）长大，他家是中产阶级，生长环境舒适。如果一切都按常规发展的话，库布里克应该是上了大学最后成为一名医生或物理学家，在上学期间物理是唯一一门他还有那么一点点天赋的学科。在塔夫脱高中度过四年散漫的时光后，1945年，他在布朗克斯区（Bronx）毕业了，平均成绩只有67分。那一年，退役军人像潮水般涌入大学，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考虑他的入学申请。这一切还都不算太糟，库布里克有一年英语考试都没通过，不得不在夏天补考。他记得，高中英语课程有这么一项，他坐在那，看着书的背面，老师就问：“库布里克，织工马南走出门看到了什么？”接着就是一阵沉默，因为库布里克根本没读过《织工马南》或别的什么小说。 库布里克十二岁时，父亲教他下国际象棋，他十三岁时，对摄影十分着迷的父亲给他买了第一部照相机。那时，库布里克希望成为一名爵士鼓手，还认真地学习了打鼓的技术，但很快他又决定做一名摄影师，他把学习功课的时间都用来自学摄影以实现他的梦想。在他高中毕业前，他已经卖给《展望》杂志两套图片故事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塔夫脱高中一个英语老师的故事，老师名叫艾伦·特雷斯特（Aaron Traister），她让学生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课堂上表演出来，这样就成功地激发了库布里克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兴趣。高中毕业后，库布里克在城市学院报名上夜校，希望平均分能得个良，这样他就可以转到正规大学去上课了。但他还没去城市学院上学就又带了些照片回到《展望》杂志社，那里的图片编辑海伦·奥柏林（Helen O’Brian）听说他学业上的困难后，就提议他到《展望》（Look）杂志社来做见习摄影师。库布里克说：“就这样我在十七岁就找到一个极好的工作。”摆脱了学校学习的束缚，他开始读他手头能找到的书，什么都读。回首往事，他觉得，没有上大学，在《展望》杂志社四年的摄影实践和自主读书可能是他所经历最幸运的事。 就是还在《展望》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库布里克成了一名电影制片人。他是个坚定不移的电影爱好者，常去看电影。那会儿他已经把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收藏的一整套电影看了两遍。就在那时，他从一个叫亚历克斯·辛格（Alex Singer）（现在也是一个电影导演）那儿得知，拍短纪录片可以好好赚一笔。辛格当时在“时光流逝电台”做勤杂工，他得知——或者说他自己认为他知道——他老板正投资四万美元拍摄一部八九分钟的电影。库布里克对每段电影投资的钱的数量印象极为深刻，让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得知通过给伊士曼柯达公司和各种设备租借公司打电话，想拍出九分钟的电影，买胶卷、冲洗胶卷和租借相机，完全用原创乐谱，这一切总共的费用仅为大约一千美元。库布里克回忆说：“我们认定‘时光流逝电台’卖电影一定能获利，因此如果我们用一千美元拍一部短片肯定不会赔本。”他因此受到鼓励，用在《展望》杂志赚来的钱创作了一部电影纪录片，拍的是一个中量级拳击手沃尔特·卡蒂尔（Walter Cartier），他之前给《展望》杂志社拍过关于这个拳击手的图片故事。这部电影名叫《搏击之日》，是用三十五毫米携带式发条摄影机拍摄的，它的特色就是配了他朋友杰拉德·弗里德（Gerald Fried）创作的乐曲，而杰拉德·弗里德现在已经是著名的电影作曲家。因为库布里克没有钱请专业人士帮助，拍摄过程中的全部体力活都是他一个人承担。这些工作中最基本的包括把摄影用的超压强烈溢光灯在照明用的固定装置上拧紧。电影拍完了，总共用了三千九百美元，库布里克开始去卖他的电影，要价四万美元。很多电影发行公司都喜欢他的纪录片，库布里克现在后悔地说：“他们出价有一千五百美元的有二千五百美元的。我们告诉一个发行商“时光流逝电台”的纪录片卖四万美元，他说：‘你疯了吧。’后来我们知道‘时光流逝电台’破产了。”库布里克最后把短片卖给了雷电华影片公司（RKO Pathe），售价仅比投资多了一百美元。 后来他的这部纪录片与罗伯特·米切姆（Robert Mitchum）和艾娃·嘉德纳（Ava Gardner）合拍的一部电影在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re）同时上映，库布里克在观看自己拍的电影时当然获得了巨大满足。他感觉这部纪录片拍得很好，他估计立刻会有数不清的电影公司请他去拍电影。他说：“没有一个电影公司找我，找我做什么的都没有。”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为雷电华影片公司拍了第二个短片（这部短片只卖了一千五百美元，刚好没有赔本），讲述了一个牧师乘坐派厄泼克勃型飞机（Piper Cub）来回穿梭，看望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教区的故事。为了拍这部电影，库布里克辞掉了《展望》杂志社的工作。电影拍完后，他回去等待有人雇佣他，他就在公园里下棋几美分几美分的去赚钱。他很快得出一个十分理智的结论：拍纪录片是赚不了钱的，也不会有电影公司为他提供工作。花几百万美元拍正式的电影才有钱赚，这件事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自己要拍一部。他说：“我当时就觉得，我拍出的电影当然不会比我每星期看的那些电影差。”假定能找到不用付片酬的演员，而且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拍摄工作，库布里克估计他可以用大约一万美元拍一部电影，他可以从他父亲和一个叫马丁·普维勒（Martin Perveler）的叔叔那筹到这笔钱。剧本是由库布里克在他住的地方认识的一个人拼凑起来的。正如库布里克现在描述的一样，那部电影是一部严肃的、平淡无奇的、有些炫耀的寓言故事。他说：“除了弗兰克·斯尔维拉（Frank Silvera），其他演员都缺乏经验，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我的演员，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不懂导演的技术。”电影《恐惧与欲望》讲述的是四个士兵在敌后战场上迷失了方向，他们竭力要恢复他们的身份，找到他们的根据地。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台词：“我们活着就是要找到我们真实的名字，我们永久的居住地。”库布里克说：“尽管有这么多缺点，这部电影还获得了一个艺术片的称号，影片在纽约格尔德剧院（Guild Theater）首播，甚至还是获得了几个评论家的好评，还受到了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的称赞。电影里面有几个拍得很好的片断，但投资的钱一点都没有收回。” 库布里克毫不气馁。他断定，他的电影能在一个剧院上映，就凭这一点，他就可以筹钱再拍第二部。不管怎么样，如果不拍的话，他显然无法谋生。他说：“还是没有任何人找我去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和一个朋友花了两个星期又写了一个剧本。与上一部形成鲜明对比，这部电影叫《杀手之吻》，它只是以匪徒抢劫为线索，把一连串动作机械生硬地串了起来。” 《杀手之吻》是库布里克和莫里斯·鲍塞尔（Morris Bousel）共同创作的，他是库布里克的一个亲戚，在布朗克斯区开了一家药店。这部电影在1955年9月发行，同样也没有任何收益（在两年前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回顾展览中，库布里克不让放映这两部电影，他可能巴不得这两部影片连同刊登它们的书籍都统统消失掉）。结果不言而喻，他破产了，身无分文，还欠了鲍塞尔（Bousel）和其他一些人好多钱。他又回到华盛顿广场去下棋，几美分几美分地赚钱。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亚历克斯·辛格。朝鲜战争期间，他在陆军通信部队服役时，碰到一个人叫詹姆士B. 哈里斯（James B. Harris）的人，哈里斯正忙着拍一部关于陆军通信部队训练的电影。他是非常成功的弗拉明戈影视发行公司老总的儿子（他自己在这个公司里也有经济利益），他从部队转业后想做一个电影制片人。哈里斯回忆说辛格告诉他“老家那边有个人只身一人忙着拍电影”。他们从军队退役回来后，辛格把哈里斯介绍给库布里克，当时库布里克刚刚拍完《杀手之吻》。哈里斯和库布里克当时都26岁，他们一见如故，关系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很快就成立了哈里斯－库布里克电影公司。从一开始，他们的合作就非常愉快，硕果累累。他们一起创作了《杀戮》、《光荣之路》和《洛丽塔》。他们要一起制作《奇爱博士》，但在开始写剧本前，哈里斯得出结论，只做电影制片人，他体会不到足够的艺术成就感，他决定既做制片人又做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是《贝德福德军变》（The Bedford Incident），库布里克认为这部电影导演得很好。而哈里斯则认为库布里克是一个电影天才，电影拍摄的一切工作他都能做。 新建的哈里斯－库布里克电影公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购买莱昴内尔·怀特（Lionel White）的平装版惊险小说《一刀两断》（Clean Break）的电影版权。库布里克和一个叫吉姆·汤普森（Jim Thompson）的作家朋友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结果他们就与联美公司合作拍摄了电影《杀戮》，主演是斯特林·海登。哈里斯承担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费用。尽管《杀戮》在经济收益上也算不上成功，但它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足以引起当时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制片总管多尔·沙里（Dore Schary）的注意。库布里克平生第一次收到了大电影公司让他去工作的提议，他和哈里斯受邀仔细查看了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拥有的所有电影原型故事，他们要从中挑一些改编成电影。库布里克记得，看到米高梅公司拥有的堆积如山的原型故事，他感到非常惊讶。光查阅了一遍按字母顺序编排的故事概要，他们就花了两个星期。最后他们挑选出了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短篇小说《锁不住的秘密》 （The Burning Secret），库布里克和卡尔德·威林汉姆（Calder Willingham）把它改写成了剧本，但结果却意外的得知多尔·沙里在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一次重大人事变动中失去了工作。之后，哈里斯和库布里克很快就离开了米高梅公司。接着库布里克就过上了漫无头绪的混乱日子。就在这期间，他突然想起在高中时读过一本小说叫《光荣之路》，小说的作者是汉弗莱·科布（Humphrey Cobb）。他说：“我在高中没有纯粹因为兴趣而读过几本书，这本书是我读过的仅有的几本中的一本。我记得我在我爸的办公室里看见这本书扔在那儿，因为要等他给病人看完病回家，没事干就开始读。”他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哈里斯也同意，说这很值得一试。但是所有大电影公司对他们的剧本都没有丝毫兴趣。最后库布里克和哈里斯的经纪人罗尼·鲁宾（Ronnie Lubin）设法让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对这部电影的拍摄产生了兴趣，这就足以让他们说服联美公司资助他们。条件是，电影要在欧洲拍，而且支出预算要低。库布里克、卡尔德·威林汉姆和吉姆·汤普森共同编写了剧本，1957年1月库布里克去了慕尼黑，开始拍摄这部电影。 观看《光荣之路》是十分可怕的经历。战争造成的那种极度的凄凉感，战争引起的愤世嫉俗，以及战争徒劳无益的思想都在电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电影中有三个无辜的法国士兵，因为在一次攻击中表现得怯懦胆小，就被审讯并定罪，最后被随意处死。而这次攻击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是在攻击德军的一个壁垒森严、固若金汤的阵地，这样贸然的进攻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而这一切都是由高层领导的愚昧与他们手中的权力导致的。库布里克也同意，有些对话设计得并不完美，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性增强了电影主题的艺术感染力和真实性。电影的结局演的是一个被法国士兵抓获的年轻的德国女孩儿被迫为一群即将被送回战场的醉醺醺的法国士兵唱歌，女孩非常害怕，而那些士兵却极其残暴。她开始唱歌，歌声唤起了士兵的人性，他们逐渐恢复了平静，然后默默落泪。电影中的德国女孩由年轻漂亮的德国女演员苏珊娜·克莉丝蒂娜·哈兰（Susanne Christiane Harlan）（在德国因艺名苏珊娜·克莉丝蒂娜而著名），这部电影拍完一年后，她和库布里克结婚了。克莉丝蒂娜出身表演世家，家里人都是歌剧演员或其他舞台艺术表演人员。她的一生一大半是在剧院度过的，在做电影演员之前是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她主要料理人口不断增加的库布里克一家——目前他们已经有三个女儿了。此外，她还是个严肃的画家，这个月底，她要在伦敦格罗夫纳画廊举办画展。 《光荣之路》于1957年11月发行，这部电影尽管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与一致好评，而且在经济效益上也有巨大突破，还是没有真正给库布里克和哈里斯带来新的机会。库布里克回到好莱坞编写了两个新剧本，但却从来没有拍成电影。他还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为马龙·白兰度编写一部西部片，但就在电影制作开始前，他却退出了。（最后白兰度亲自导演了这部电影，它就是《独眼杰克》。）直到1960年，库布里克才真正开始再次拍摄电影。那年，柯克·道格拉斯让他来接任《斯巴达克斯》的导演，道格拉斯担任电影制片兼主演。其实，库布里克加入之前，电影已经开拍一个星期了，但是道格拉斯和原导演安东尼·曼（Anthony Mann）却发生了口角，因此道格拉斯便撤换了导演。与库布里克拍摄的其他电影都不同，他对《斯巴达克斯》的剧本和电影的最终定型在法律上都没有控制权。尽管《斯巴达克斯》是由库布里克剪辑的，但最终剪辑的结果还是道格拉斯说了算，结果因为他们二人观点不同，电影放映后不尽如人意。库布里克觉得这部电影本来可以拍得更好。 就在《斯巴达克斯》尚在剪辑时，库布里克和哈里斯买下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小说《洛丽塔》的电影版权。他们面临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各种社会团体都极力阻挠他们把《洛丽塔》搬上银屏，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根本没办法筹集到钱来拍摄这部电影。不过，最后他们还是筹集到了钱，在伦敦制作完成了这部电影。库布里克觉得这部电影的缺点就是缺乏色情描写的场面，而在这部电影中性欲的刻画是必不可少的。库布里克说：“读这本小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想：哈伯特（Humbert）从一开始就被他的变态性欲所奴役，直到最后，等到洛丽塔结婚了，怀孕了，不再是个少女了，你才会和哈伯特本人一样意识到他是爱她的。而在电影中，性困扰不能被充分刻画，这样就会暗示出，从一开始他就是爱她的。” 柏林墙的建立使库布里克对核武器与核战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阅读他能找到的一切关于原子弹的书籍。最后，他认为他已经掌握了所有关于核战争的知识，几乎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了。库布里克解释道：“你开始读核战略的分析时，你会觉得分析似乎非常周密，你会因此而产生一种放心的感觉，认为核战争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当你更深入地去剖析它，更投入地去认识它时，你就会意识到这些话都自相矛盾，全是些悖论。”库布里克就把核战略中经常出现的悖论和大众对核战争的普遍态度这些因素变成了电影《奇爱博士》的主题，这部电影是库布里克的新起点。他的其他电影都是把小说搬上银屏，但《奇爱博士》却不然。尽管它源自彼得·乔治的一部严肃的核战悬疑小说《红色警戒》（Red Alert），但是库布里克很快就尝试把对核战纯粹的理性思考作为小说的基调。这样，对核战的理性思考就会不可避免的陷入悖论，而这个悖论是在追踪观察核战略从开始到极限的过程中产生的。库布里克说：“现在，原子弹已经不再是一个实体了，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这一点由几个蘑菇云镜头组成的新闻短片来代表。人们本来只对直接经验有反应，而对一些抽象概念没多大反应。几乎找不到一个人会真情地关注一个抽象的概念。原子弹就在我们身边，而一直都没发生什么核战争之类的事，这样的日子越久，人们就会越安心，从心理上否认了它的存在。人类迟早有一天都会死，人们觉得这很抽象，同样，核战争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变得极其抽象，而且我们都会否认这些事实，这一点我们做得非常好。因此，大多数人对核战争毫无兴趣，核战争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无趣，还不如市政府之类的问题更让人感兴趣。核战争爆发拖延的时间越久，我们就会产生越大的错觉，认为我们正在不断建立安全保障体系，这就像银行的利息一样让我们觉得很安全。时间一天天过去，危险却在不断增加，因为核战争这件事已在我们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遥远。当世界进入核战的深渊，谁都无法预料那种突如其来的恐慌，无法预料那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它能使一个上层领导放弃他精心策划的方案。人们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想象可能会发生的核事故，并去保护人类不受核事故的威胁。但是人类能不能想象到所有难以预料的细微变化及其带来的心理变化，这一点我深表怀疑。那些可能挑起战争的核战略家们从来就不比现实更具有创造力，他们根本无法控制局面，而那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也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精明强干。” 库布里克对人类的前途不是很乐观，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他希望太空旅行的迅速发展会改变我们自己的观点，也会改变全世界人类的观点。大多数对太空旅行进行过认真思索的人都得出一个近乎讽刺的结论：一种进行重大文明的太空航行的能力与它学会适应与核能共存的能力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除非还有些现代物理学研究中还不曾发现的能源，否则，唯一能用来进行精密的太空航行的能源显然就只有核能了。与核能相比，我们现在火箭里用来引燃的化学方法效率之低近乎可笑。科学家已经详细研究过使用核爆炸来驱动大型宇宙飞船的各种可能性，从科技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没有理由行不通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大量的物资运送到其他星球上，就必然要使用核能。因此，任何文明，就像我们的文明一样，只要它是依靠自然法则而存在和发展的，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到这一步，那就是学会去探索宇宙空间，与此同时也学会使用核能。问题在于是否会有这样一个社会群体，能够掌握足够成熟的技术，能使用核能去探索宇宙空间，还不造成危险。事实上，一些经常思索这个问题的人非常忧郁，他们悲观地得出如下结论：从来没有外太空的生物造访过地球，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不被它自己的科技灭绝的。很多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一些有理性的人都坚信其他星球上肯定存在一些类似人类的其他文明，他们正处于某个发展阶段。这种结论是基于这一事实得出的，那就是宇宙浩瀚无边，而且宇宙中有数以亿万计的星球。认为我们人类是宇宙中唯一活着的居住者，完全是自以为是的想法。从化学和生物学角度上讲，生命形成的过程不可能那么不寻常，在宇宙中这种过程可能发生过无数次。有些人可能会绞尽脑汁地去想象，如果在我们的宇宙中的其他地方发现了智能生物，我们人类的态度会有什么转变。实际上，这正是库布里克在他的最新的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中要努力探索的，用跟他合作编写剧本的亚瑟·克拉克的话说，这部电影“可能会是第一次接触”，也就是人类与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 就是阿瑟·克拉克把我介绍给库布里克的。阿瑟·克拉克现年四十八岁，英国人，大部分时间住在锡兰。我认为他肯定是现在还在从事写作的最好的科幻小说家。（他还是个出色的潜水运动员，他喜欢锡兰的原因，除了那里气候宜人、与世隔绝外，就是在那里他有机会进行水底探险活动。）克拉克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成功地把对科学的洞见与对这个世界特有的怀旧之情结合起来，他在小说中刻画的场景人们永远都不会看到，因为这些场景不是在遥远的过去就是在遥远的未来，或者就是在宇宙中的一个遥远的地方。在他笔下，像太阳和月亮这样的无生物体也有了生命。我个人认为他是个身材高大性情温和的人，他可能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在谈话时一说起他自己就特别高兴。我们是几年前在纽约相识的，那时，他正在写一本书，讲的是科学思想的未来，他想跟我讨论物理学的一些最新进展，因为我正好教这门课。现在我总是盼着他偶尔来我家做客，两年前的冬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觉得非常高兴。他一拿起电话就赶紧给我解释他正在忙什么，他说：“我现在正在和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奇爱博士》的续集，斯坦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想让你见见他。”这个邀请实在无法拒绝，克拉克打完电话没过多长时间就安排我们见了面。 那时，库布里克住在“上东城区”，他家房子很大，屋内的装饰有克莉丝蒂娜创作的画，很漂亮，还有库布里克收集的摄影机、录音机和高保真音响设备。（还有一个短波收音机，他用它来监听来自莫斯科的广播，主要是想了解苏俄对越南的态度。克莉丝蒂娜曾说：“斯坦利有八个录音机都不嫌多，裤子只要有一条他就满意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夫妻的这些东西再加上三个孩子的喧闹就是我对他家的第一印象。库布里克和我所期待的电影巨头的模样完全不符。他中等个头，一幅放荡不羁的样子，像游船赌徒或罗马尼亚诗人一样。（现在他留了很长的胡子，这使得他胸襟开阔的形象多了分东方人特有的气质。）谈话时，他思想似乎有些不集中，一边在想些复杂的问题，一边又尽力聊些日常琐事。就在我们会面期间，电话一个劲地响，隔几分钟就有信差送来电报或信件，年龄不同的小孩儿在房间里跑进跑出。库布里克几次试图控制场面，但都没成功，于是他决定不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地方聊了，他带我去了厨房旁边的一个吃早餐的小餐厅聊。我马上就被他对知识巨大的好奇心所感动，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谈论一个话题时，完全沉浸其中，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好像要吸收各方面的信息。除了跟克拉克合写了一部小说外，（这部小说就是他们即将撰写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剧本的原型），他还在读所有的他能找到的通俗或半通俗科学书籍。 谈话中，我碰巧提到我刚好在华盛顿广场公园下过国际象棋，他问我我都跟谁下了，我就给他描述了一下大师的样子，他马上就听出来我说的是谁了。我经常跟大师下棋，下了很多，我的棋艺大有长进，就快跟大师下成平手了。库布里克告诉我他有时候也与大师下棋，他认为大师是个“臭棋篓子”，我听后大吃一惊。他接着说他酷爱国际象棋，还补充道：“要不现在就来上一局？”我托称还有个约会才避开了他的挑战。 当年的夏末，我在伦敦又见到了库布里克。我去那里参加一个物理学家会议，他正在那里拍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一天下午，我去他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顺便拜访了他，公司位于伦敦城外的伯利汉姆。跟他家里一样，他的办公室也是一片狼藉，堆满了纸张、做服装用的布片、可能要扮演宇航员的演员的照片、宇宙飞船模型、女儿画的画以及摄影机、收音机和录音机通常使用的电池等。库布里克喜欢在小笔记本上记录事情，他刚刚订购了一家著名造纸厂生产的每种笔记本纸张的样本，大约有一百多种，这些纸张样本都铺在一张大桌子上。我们聊了一会儿，依然像往常一样，信差和电话不断打断我们的谈话，然后他又回到了象棋这个话题上来，他说：“来一小盘怎么样？”他设法找到一套国际象棋棋子，还缺几个子，但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英国硬币来代替，补上了所缺的棋子。他找不到棋盘，就在一张大纸上画了一个。我感觉到了比赛的结果，就说我从来没有连续输过五盘棋，我就那么随便说了个数字，估摸着我们也没时间下五盘棋。 我很快就输掉了两盘棋，这时库布里克不得不回到伦敦去，因为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伦敦的都切斯特饭店的一个大房子里。他让我跟他一起去他住的旅店把五盘棋下完，这个数字似乎使他很着迷。他刚刚把女儿们打发去睡了，给克莉丝蒂娜订了晚餐，就和我赶紧进了屋，他又弄出一副棋来，棋子很全，还有真正的木板棋盘。 职业棋手的一项技术就是尽可能地搅乱对手的思维，比如可以通过偶尔做些烦人的但却正当的小动作，像打哈欠、看手表、轻轻弹手指等，这些库布里克都巧熟于心，运用得当。他的一个女儿进了房间，问道：“你朋友怎么了？” 库布里克说：“他又要输掉一盘棋了。” 我不停地唱着“月亮河”来抵抗压力，但我还是又输掉两盘棋。然后就是最关键的第五局，我居然奇迹般地赢了。我意识到这是他心理上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高声宣布我一直都在积极进攻库布里克，故意不提输了的前四局棋。库布里克回应说我前四局下的太差诱使他现在的思想走了神。在拍摄《奇爱博士》期间，库布里克一边照管导演电影的事，一边跟乔治·C·斯科特（George C. Scott）下国际象棋，就这样他还是连续打败斯科特，这让斯科特对他的棋艺十分赞叹。我们本来还要再下五盘，只是当时已经凌晨两点了，而电影《2001：漫游太空》的拍摄早上开工也很早，所以只好作罢。 《了望哨》是阿瑟·克拉克写的科幻短篇，电影《2001：太空漫游》正是取材于此，这个故事开始是单纯的对科学知识的描写：“下次你看到南边高高地挂着的圆月，仔细地观察它的右面的边线，眼睛沿着圆盘的曲线一直往上看，大约凌晨两点左右你会看到一个黑暗的椭圆形物体，任何一个视力正常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发现它。这个物体就是巨大的月面环壁平原，它是月亮上最美的平原，名叫危难海。”接着克拉克低调地补充道：“危难海直径三百英里，几乎完全被雄伟壮丽的山脉环绕，直到我们在1996年夏末进入此地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到过这里。”这个故事的内容和风格是典型的克拉克式的：科学与幻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故事里，一支去月球考察的探险队在月球上的一座高山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型的金字塔，坐落在一个精心开辟出来的平台上。起先，探险家们以为那是月球上原始文明留下的遗迹。但是这个金字塔周围的地面却与月球其他地方的地面有所不同，这里完全没有陨星坠落留下的残骸也没有陨石坑。他们发现这个金字塔装有一个机械装置，它能发出巨大的能量来保护金字塔不受外部干扰，或许还能给遥远的观察者发出信号。当探险家们最后成功突破这个保护屏障并仔细研究了这个金字塔后，他们确信这个金字塔也不是月球上产的，对月球来说这个金字塔的发明者就跟这些探险家一样，都是外星人。讲述这个故事的宇航员说：“现在这种神秘比往常更加频繁地萦绕在我们心头，已经有别的智能生物到过其他星球，而我们只知道地球是全宇宙唯一有智能生物存在的地方。我们地球已经消失的文明也不可能造出这种机器⋯⋯这个金字塔是在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海洋生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建在那座山上了。” 但是叙述者突然又领悟到了这座金字塔的意义，一个距地球和月球都相当遥远的星球上的一个文明社会把它留在这里，它就像一个哨兵一样，向未来要到达这里的生物发出信号，告诉他们已经有生物曾经到过这里： 将近一千亿个星球在银河系里不停地旋转，很久以前，其他太阳系中的其他种族一定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我们现在达到的高度。想想这些文明，比起现在这个上帝造物逐渐衰退的时期，在时间上要早得多，再想想生命才刚刚在少量的几个世界上出现的那个年轻的宇宙的主人们，他们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孤独世界，就像那些神在一望无际的太空中极目远眺却找不到任何生灵来分享他们的感受。 他们一定也探索过巨星团，就像我们探索那些恒星一样，到处都有新的世界，但那些世界要么一片荒芜，没有任何生物，要么就住着些爬行的没有思维的生物。当时我们的地球也是这样，天空中到处弥漫着火山喷出的浓烟，那时第一艘载着最早的种族的船从超出冥王星的深渊飞进了这个滚滚浓烟的星空，它经过了冰冻的外太空世界，船上的智能生物知道在这些地方他们难逃噩运，因为生命无法生存。船来到太阳系内的星空，这些生物一边在太阳发出的火旁温暖身体，一边开始休息，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这些在太空中漫游的智能生物一定是先在太空中视察了地球，他们在火与冰之间的狭长地带安全地绕地球环行，并认为地球是太阳最宠爱的一个孩子。在这里，在遥远的未来会有智能生物出现。但是在他们前方还有无数的星球等他们去探索，他们也许再也不会来到地球了。 所以他们留下一个哨兵（金字塔），他们在宇宙中留下了几百万这样的哨兵来监视各个星球，看哪里有可能出现生命。这个金字塔耐心地发送着信号，表明在接下来的时代里从来没有任何生物发现了它。 宇航员总结道： 现在每当我看着银河系，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弄明白：那些使者到底是从那堆积如山的星云中的哪颗星上来的呢？如果你能宽容地接受这样的老生常谈，那么我们就已经拉响了警报，剩下的事就只有等待了。 我想我们不会等太久的。 克拉克和库布里克花了两年时间把这部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讲的是发现哨兵和寻找留下金字塔的那个文明的踪迹，在这次搜寻中，探险家们到了太阳系的遥远地带。在电影中描述外星人的生活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是在库布里克事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库布里克确信只要他感兴趣的，不管听起来多么不可能，都可以改编成电影。一次库布里克告诉我：“一个英国科幻小说家曾说：‘有时我觉得我们很孤独，有时我觉得我们不孤独。不管在哪种情况下，这种想法都是令人非常吃惊的。’我必须得说我同意他的观点。” 库布里克估计，到第二年年初这部电影上映前，他和克拉克要每星期六天，每天平均花四个小时来写剧本。（这就是说要花两千四百个小时写一个两小时四十分钟的电影剧本。）甚至在真正的电影拍摄过程中，库布里克一有空还会重新修改剧本。他还有另外一个办公室设在一个蓝色的房车里，这个房车曾经是黛博拉·蔻儿（Deborah Kerr）的更衣室，在拍摄电影时，他就让人把车推到拍摄场地，这样他就有一个私人空间来写剧本。编写电影台词时，他经常会从演员那里得到些启示，如果他喜欢哪个主意的话，他就会把它写在剧本里。（他说彼得·塞勒斯在电影《奇爱博士》中想出很多极其幽默的台词，为这部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写剧本和导演电影外，库布里克还要监督电影拍摄中方方面面的事，从选择服装到选择配乐都要亲自监管。在拍摄《2001：太空漫游》时，从某种角度上讲，他是在尽力预言未来。计划进行长途太空航行的科学家可以忽略这样的问题，比如在太空旅行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时，宇宙飞船上的空中小姐会戴什么帽子（在《2001：太空漫游》中她们的帽子里装有衬垫，这样人由于失重而与飞船顶部碰撞时就会得到缓冲）。再比如，如果电脑真的像很多专家确信的一样学会说话，并能对人用声音发出的命令做出回应时，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在《2001：太空漫游》中，有一个会说话的电脑，它负责为宇航员安排一日三餐，给他们治病，甚至还能在去木星执行任务的漫长旅程中与宇航员下国际象棋。库布里克有一次说：“或许它听起来应该像杰克·梅森（Jackie Mason）的声音。”]，再比如，在飞船上会用哪一套时间（库布里克选择了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为的是方便与华盛顿交流）。美国宇航局在做这种计划时，这些问题可以等碰到了以后再考虑怎么解决，但在电影中，一切都会马上被很清楚地看到，像这样的问题在电影中必须给出详细的答案。为了帮助自己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库布里克召集了三十五个美术家和设计师，二十多个特效制作人员，还有一个科学顾问团。据库布里克估算，到电影完工时，他会请教美国和欧洲主要的航空公司的很多人，更不用说数不清的科技公司和工业公司的人了。比如有一个顾问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教授，他是人工智能和制造机器人的权威人物。（他现在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制造一个能接住球的机器人。）库布里克向他请教，他想在电影中让电脑做的事有没有可能在2001年真的实现，当他得知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时，他非常高兴。 库布里克告诉我他几乎看过每部科幻电影，也看过所有的带着有趣的特效镜头的非科幻电影。一个周六下午，吃过午饭快速下了两盘国际象棋后，他和克莉丝蒂娜还有我三个人去看一部叫《金星上的宇航员》（Astronauts on Venus）的俄国科幻电影，他在此之前就发现这部电影在伦敦北城上映了。星期六下午在伦敦，在我们附近的电影院里和在其他任何一个电影院里一样，影院里到处都是孩子们，他们高声说着话，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嘴里嚼着口香糖还吃着爆米花。那是一部俄语电影，有英文字幕，因为大多数孩子不太会读英语字幕，说俄语就更不会了，所以整个对话都被观众的说话声吞没了。这或许也是好事，因为这部电影结果证明只是一些伪科学的大杂烩，是苏联的宣传片。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人约翰和一个叫玛莎的女孩儿被留在一个环绕金星运行的小型宇宙飞船上，而这时一队探险家发现了他们，他们认为这个女孩可能在地球上是一个很讨厌的人，于是抛下他们继续去别处探险。尽管库布里克说电影用的特效很粗糙，他还是坚持让我们看到最后，就是为了等待万一有好的特效出现。 我离开伦敦前，跟库布里克一块待了一整天，早上八点十五分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的一个司机用制片厂的一个汽车接走了我们。（坐汽车很难受，库布里克还可以忍受，但他几乎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愿乘飞机，尽管他有飞机驾驶证，而且驾着飞机开了一百五十个小时，主要是在泰特波罗机场附近转圈。他先练习了降落和起飞，然后一个人驾着飞机穿越美国到了奥尔巴尼，后来又带着朋友一起飞。在这之后，他就对飞行失去了兴趣。）伯利汉姆有点像波士顿城外的一个地方，128路汽车通向那里，这里专门是电子和精密工业聚集的地区。从外表上看，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与附近的非常整洁的工厂很难区分。它有十个巨大的摄影棚，隐藏在貌似工业厂房的大楼里，摄影棚周围是木工场、油漆店、写字楼等一大片建筑群。大楼后面是一片空地，地上堆满了其他一些东西，一个法国偏远乡村的外观道具，一个二战中使用过的轰炸机残骸，还有些其他的遗骸。库布里克的办公室位于靠近这个建筑群前面的地方，这是一间平房，里面除了电影制作人员外，还有一群模型制作者，他们在制作将用于特技效果摄影的巨大而精细的宇宙飞船模型。库布里克管他们这个领地叫“圣诞老人工作室”。我们走进他个人的办公室时，房间好像比我上次来的时候还要乱，一些服装图纸钉在公告板上，上面画着一些穿着几乎像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职业装的人，样子十分古怪。库布里克说画上的这些服装被认为是未来的人要穿的职业装，我们叫了无数个设计者来出主意，预测三十五年后人们要穿什么衣服，这是其中的一个设计者递交上来的。库布里克说：“问题是要找到一些与现在的服装不同的地方，新设计的服装要反映出布料上的新发展，但这个还不够激进，无法引起人的注意。纽扣当然要去掉，就是现在都已经有了能不用纽扣而自己粘在一块儿的衣服了。” 就在那时，库布里克的助理制片人维克多·林顿（Victor Lyndon）[他也是电影《奇爱博士》和最新影片《亲爱的》（Darling）的助理制片人]进来了。他四十六岁，体格健壮，衣着整齐，在装扮上倾向于最“现代”的风格，穿着一件精致的绿色无扣自动开合的衬衫。他后面跟着一个年轻人，留着披肩长发，身上穿一件敞口衬衫，十分显眼，脚上穿着长筒靴。林顿向库布里克介绍说他是一个新潮的服装设计师。[他在圣诞老人工作室的一个绘图板前坐定，但他宣称那个下午那里的气氛让人很分神，他没办法认真工作，然后就离开了。著名的英国服装设计师哈迪·艾米斯（Hardy Amies）最后被选定来设计服装。]林顿从一个马尼拉纸信封中掏出很多用于嵌在衣服肩膀上的徽章，用来标志宇航员身份。[电影中两个主要的宇航员将由主演过电影《大卫与丽莎》（David and Lisa）和《失踪的邦妮》（Bunny Lake Is Missing）的克尔·杜利（Keir Dullea）和以前是大学足球明星现在是影视演员的加里·洛克伍德（Gary Lockwood）饰演。]库布里克说徽章上的字体看上去不太对，他建议美术部使用真正的美国宇航局所用的字体制作新的徽章。然后他查阅了一个小笔记本，里面列着所有制作中现存的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查完后他宣布他要去美术部看看木星的卫星画得怎么样了。 美术部设在附近的一座大楼里，由托尼·马斯特斯（Tony Masters）主管，他个子高高的，长得像林肯。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忙着画木星与它的卫星呢。库布里克告诉我美术部负责设计和装饰所有的布景，他们正在建造一个月球的比例模型，包括月亮的背面，它的背面已经由火箭拍了照还绘制了地图。仔细查看了木星的画，库布里克说他觉得画里的光线有点奇怪，他建议马斯特斯让阿瑟·克拉克在那天下午从伦敦回来后去检查一下这些图。 我们的下一站是去库布里克写剧本的不在总部的独立办公室找一些资料，这个办公室位于那片空地上的一个安静的地方，是由一个更衣室改造而成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附属房屋，里面有很多大型发电机，门上钉着一个警示牌，上写：“危险！11500伏！”库布里克说：“为什么是11500伏呢？为什么不是12000伏？如果在电影中设置这样一个警示牌，人们会认为是假的。”我们到了那个房车后，我看得出它既用来听各种配乐，也用来写剧本，因为除了录音机（库布里克粗略地写出一个电影对白稿时，就把它录到录音机里，因为他发现这样对白会变得更自然，更流畅）使用的普通电池外，还有一个留声机和大量的唱片，实际上全部是现代音乐。库布里克告诉我，他认为他已经听过几乎所有的他能找到的曲子了，他要努力去决断哪种风格的音乐会适合这部电影。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怎么去找到听起来与众不同但还不能太不寻常而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音乐。他办公室里收集的唱片一般都是一些音乐实践者创作的具体音乐和一些电子音乐，还有一些是德国当代作曲家卡尔·奥尔夫的作品。库布里克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影音乐常常缺乏原创性，一部关于未来的电影加上大作曲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配乐是理想而完美的结合。” 我们回到库布里克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从食堂买来的午餐。用餐期间，库布里克在一大堆信件上签了字，发送了几份电报，还接了一个从加利福尼亚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是胡斯顿街上卡茨熟食店的服务员在人们吃午餐的时候一样，你刚说完‘半磅咸牛肉’，他就问：‘还有吗？’，你还没来得及说‘一份裸麦吐司切片面包’，他又在问‘还有吗？’” 我问他以前有没有把事情搞混过，他说极少，还补充说，他觉得下国际象棋使他天生就极强的记忆力变得更加敏锐，还增强了他的组织能力。他继续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问题是要让这些人弄明白哪些事不该来找你。你常常会发现，你的时间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浪费掉，这些事本来没有你的意见也可以很容易地解决的。为了避免无端的浪费时间，有时他们就会不经过你的同意做一些决定，但结果可能会非常糟糕，甚至会让我们走向穷途末路，着实令人沮丧。” 我们快要吃完午餐时，维克多·林顿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本年历，上面记着全球各地每个季节的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库布里克说：“我们在找一个凉爽的沙漠，我们要在这个春末在那里拍几组镜头，我们已经瞅准了西班牙的一个地方作为外景地，但是那里可能会非常热，没办法舒适地工作，可能在控制光线上我们还会碰到些麻烦。如果我们不去西班牙，我们就不得不在这里建一个全新的摄影场地，托尼·马斯特斯和他手下的美工们就要做更多的工作了。”（后来，我得知库布里克确实决定去西班牙的外景地拍摄了。） 吃过午饭，库布里克和林顿又重新开始研究讨论了很久的宇航服的问题。在电影里，宇航员在飞船外工作时要穿上宇航服，库布里克非常担心他们设计的宇航服会不像三十五年后真的宇航员穿的宇航服。向奥德威（Ordway）及其他美国宇航局的专家咨询了无数次后，他和林顿最后定下一套设计方案，现在他们在研究一大堆布料样本来找出一种看上去适合而且上镜的布料。在他们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来办公室里，他们带着绘图、模型、信件、电报及各种各样的道具，比如有一个是宇宙飞船上使用的望远镜上的一个镜片模型。（库布里克拒绝采用这个模型，因为它看上去太粗糙了。）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我开始有些头昏脑涨。这时有个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宇航员去木星的旅程中要用的腕表（库布里克拒绝采用）和一个月球上的旅店用的塑料水杯（这个库布里克觉得看上去还不错）。大约七点钟的时候，库布里克让人把他的车开来，八点半的时候，他回了家，把孩子们安顿睡了，跟妻子讨论了这一天的事，又看了会儿电视新闻，给克拉克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讨论了核动力宇宙飞船排放的废气会不会污染大气层的问题（克拉克说，如果是现在的话，宇宙飞船的废气肯定会污染大气层，但是到宇宙飞船真正投入使用的时候，有人会想出怎么处理这些有毒的废气）。然后，他拿出一盘棋，用挑逗的语气跟我说：“来一小盘？怎么样？” 1965年12月29日，电影正式开拍。三月初，公司的工作进入最复杂的摄影阶段，这项工作要在一个巨大的离心机内进行。太空旅行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失重，而失重因为它的新奇还具有一定的魅力，给人带来无穷乐趣。在太空中长途旅行会是件极其麻烦的事，而且可能对健康有极大的损害。我们身体的机能经过进化已经能适应地球的引力，各种不幸的事极有可能会因为在失重的状态中一次度过几个月而发生，比如说骨头可能会软化。另外，没有引力，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待在原处不动，如果不非常留心地去做，任何在地球上正常的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最轻微的一点震动都可能让你从飞船里的一边猛地撞到另一边。因此，很多宇宙飞船的设计者认为要为太空旅行者们提供某种人工重力。原则上，这很容易做到，在一个匀速旋转的轮子边缘上的物体会被一种持续的力量推离轮子中心，通过调整轮子的大小和旋转速度，就可以使这种离心力发挥类似地球引力的作用。库布里克接受了这种观念，他委托维克斯工程公司制造了一个真的离心机，这个离心机非常大，宇航员们就是每天住在那里都没问题。他们花了六个月时间建造了这台离心机，耗资大约三十万美元。这台已经完工的离心机从外面看像一个摩天轮，直径三十八英尺，而且还可以旋转，最高时速是三英里。这还根本没办法与地球引力比——离心机内部的设备必须用门闩固定在地板上——但是它可以帮助库布里克获得显著的摄影效果。离心机内部有八英尺宽，装备齐全，有一部巨大的计算机操作台、一个电子化全自动药房、一间沐浴房、一部提供人工日光浴的仪器，还有一个娱乐室，里面有一张乒乓球桌和一架电子钢琴，另外离心机里还配备了五张带移动塑料圆顶的床——冬眠床，毫不夸张地说，不值班的宇航员可以在这儿连续睡上几个月都不成问题。（去木星的旅行要用二百五十七天。） 我看过这台离心机的前期建造过程，因此特别想看看它运转时的情景，所以当我得到机会在早春时节去英国时，我无比高兴。三月的一天早晨，我走进《2001：太空漫游》拍摄场地的大门，我不得不说，呈现在我眼前的场景太让我惊讶了。那台离心机就矗立在像飞机修理库一样的舞台中间，离心机的顶部有几根钢筋大梁，上面挂满了电线与电灯。离心机一边的地板上有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器（不是道具），其他地方还有六个麦克风和三台电视接收机。后来我得知，库布里克安排人安装了一套闭路电视系统。这样，在他不能待在离心机内时，他就可以通过电视观看离心机内正在拍摄的场景。麦克风旁边有一张空的帆布椅子，后面有四个黑色大字——“库布里克”，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哪都看不到库布里克本人，我所看之处都是人，有些人在用锤子敲东西，有些人在锯东西，有些人拿着剧本，有些人举着灯光。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个妇女在化妆，装扮的像一个穿着蓝色飞行服和皮靴的宇航员。高声喇叭里传来了动听的极具权威的英国口音——我不久后得知是库布里克第一副导演德勒克·克莱科内尔（Derek Cracknell）在讲话——说：“有没有人能快点把老大（导演）的宝丽来照相机拿来？”有个人向我走过来，问我茶里要不要加什么，还问我在找谁，我刚刚回答完：“加柠檬”和“斯坦利·库布里克”，他就似懂非懂糊里糊涂地把我带到离心机底部的一块空地。我在灯光耀眼的离心机内向上看，发现了库布里克，他平躺在这部机器（离心机）的地板上，用一个巨大的摄影机的取景器聚精会神地凝视上方，完全沉浸其中。克尔·杜利穿着短裤和一件白色T恤，外面裹着一块蓝色的毯子，正躺在弯曲的不断上升的地板上的一个公共冬眠床上。显然，他睡得很舒服。库布里克正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他叫醒，他说：“睁开眼睛，不要乱动，别打哈欠，也别揉眼睛。” 这时一盏灯烧坏了，工作人员装灯的时候，库布里克暂时停止摆弄他的摄影机。他抬起头发现了我，当时他正张着嘴盯着离心机顶部看，几个员工正在把宇航员用餐的厨房用具固定在离心机的天花板上，库布里克说：“别担心，那些东西已经固定好了。”然后他向我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上去跟他一块儿研究。 我刚爬进离心机，这时克莱科内尔说话了，他风华正茂，性格开朗，但稍欠沉着，穿着一双网球鞋（离心机内工作的所有员工都穿着网球鞋，这不但是为了防止滑倒而且有助于他们顺利地在陡峭弯曲的离心机边上爬行，一些员工工作时得紧紧靠住挂在墙上的设备）。他说：“老大，给你宝丽来”，说着把相机递给了库布里克。我问库布里克要宝丽来相机做什么，他解释说他用它来检查彩色影片的细微的光照效果。他和摄影导演杰弗里·昂斯华斯（Geoffrey Unsworth）已经弄清楚了灯光在立刻冲洗出的相机胶卷上的效果与在电影摄影机上的效果之间的关系。我问库布里克是不是电影导演都这么积极地参与电影的摄影工作，是不是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他很简洁地回答说他从来没看过其他导演怎么工作。 灯已经装好了，库布里克又回到摄影机后开始工作。克尔·杜利被重新放到冬眠床上，上面的盖子滚动着关上了。库布里克说：“你最好把手从毯子下拿出来。”摄影师凯尔文·派克（Kelvin Pike）去摄影机后接替库布里克工作，克莱科内尔让大家静下来。摄影机开始转动，库布里克说：“打开舱口。”冬眠床的顶部呼呼地叫着从后面滑了下去，克尔·杜利醒来了，没有乱动，没打哈欠，也没揉眼睛。库布里克扮演热心的电脑，开始说台词。 库布里克说：“早上好，早餐想吃什么？” 杜利很简练地答道：“来点咸肉和鸡蛋就好了。” 后来库布里克告诉我他雇佣了一个英国演员，在庄重而扣人心弦的场景中让他来读电脑的台词，为的是让杜利和洛克伍德能在一种更加专业的氛围中表演，他还说在最后上映的电影中，他会用美国口音来配音。他和杜利把这组镜头演了四五遍，最后库布里克对拍摄的效果很满意。杜利从冬眠床上跳起来，我问他表演是不是很愉快。他说他从表演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特别喜欢那些演戏的技法和有趣的道具，他还补充说道：“这是个快乐的舞台，真的太棒了。” 库布里克从离心机里出来后，立刻就被人们围了起来。维克多·林顿说：“斯坦利，我们找了只黑猪，在外面，你来看看。”他领着大家出去。果不其然，在一个驯兽员的大卡车上有一口巨大无比毛色黝黑发亮的猪。库布里克用手戳了它一下，它疑惧地发出哼哼的叫声。 库布里克对驯兽员说：“这猪看上去不错。” 驯兽员说：“在那些它死了的场景中，我可以用镇静剂让它躺倒。” 库布里克问道：“你能弄些貘或食蚁兽来吗？” 驯兽员说这也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库布里克向我解释说：“在一些关于史前人类的场景中，我们要用到它们。” 就在这时，一个人拿着一个里面塞得鼓鼓的狮子头过来了，他问库布里克这个行不行，能不能用。 库布里克说：“舌头看上去有点假，眼睛只是小了点。”他向布景场地走去，一边说：“找人把这个舌头再修整一下。” 回到摄影场地后，他爬进了他的蓝色房车。他说：“可能公司可以通过让游客来参观离心机并给他们提供导游来收回一些成本。他们甚至还可以驾驶离心机，顺便拍个特写镜头。”他补充说在这个机器里工作，效率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因为每一组新镜头都要重新调整所有的灯光和摄影机，这要花上好几个小时。他说本来他计划用一百三十天拍摄主要的场景，但是离心机里的镜头可能使他的进度放慢了一个星期。他说：“我利用每次耽搁和出故障的时间去自己想问题，就像下棋时你的对手用很长时间去想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一样。” 一点钟的时候，就在午餐前，剧组很多人都跟库布里克去了拍摄场地附近的一个放映室去看前一天拍摄的结果。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场景非常简短，演的是加里·洛克伍德在离心机内锻炼身体，他伴着萧邦的圆舞曲先绕着离心机内部慢跑，然后又打了会儿拳。萧邦的圆舞曲是库布里克亲自挑选的，因为他觉得，在2001年，有才智的人会一边听着萧邦的音乐，一边锻炼身体。这部电影放映时，银幕上洛克伍德在绕着完全封闭的离心机内部的圆周边上慢跑，在我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也违背物理学原理，因为他在离心机顶部时，必须在脚上装上吸盘，这样他的脚才能吸在地板上，要不他就会掉下来。我问库布里克他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他说他肯定不会告诉我的，而且确定无疑不会。这个场景继续往下演时，我们就会听到声带上有库布里克的声音，在肖邦的音乐声中，他提高了嗓门说：“再向摄影机前移一点，加里！⋯⋯现在快速左右移动！⋯⋯再表演得邪恶一点！”这一小段电影放完后，库布里克看起来对结果非常满意，他说：“两天的时间拍出了两分钟有用的影片，真是好极了。” 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有机会看了一段宣传短片，是《2001：太空漫游》到那时为止已经拍摄好的最吸引人的场景的拼接。有些是太空站的镜头，镜头里还有些人在地球上看着窗外远处旋转的太空站；还有一组背景是红色的镜头，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演的是一个月球火箭上的一个空中小姐，她居然在宇宙飞船的天花板上行走；还有个镜头，一支庄严肃穆的宇航员队伍正沿着月球表面步履艰难地行走。电影的颜色与特技效果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永生难忘。 我回到拍摄现场时，发现库布里克已经准备好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了。他说：“明天来我家吧，我明天在家工作，或许我们还可以下几盘棋。我还是觉得你完全是个臭棋篓子，但我就是弄不明白每次下到第五盘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把我们下的每盘棋都记在笔记本上，奇怪的是，每次下到第五局时他就赢不了，几乎成了固定模式。关键的第十局我们下成了平局，尽管我输了第十五局，但就连库布里克自己也承认他是不可思议地死里逃生，实属侥幸。至于不是五的倍数的棋局，我全都输了。现在我们已经下了十九盘棋了，我可以感觉到库布里克下定决心要打破这种模式。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库布里克家里。他当时住在赫特福德郡，就在伦敦城外不远的地方，他们租下了这套房，一直住到了《2001：太空漫游》拍完才离开。这套房子宽敞明亮，金碧辉煌，楼下的一个大厅里有两副盔甲，房子里有好多房间，包括一间实木镶饰的桌球室，里面有一张很大的斯诺克球桌。克莉丝蒂娜把一个房间装修成画室，库布里克把另一个房间装成一个办公室，里面不可避免地堆满了录音机和摄影机。他们用九十个编了号的深绿色夏令营用的大衣箱把他们的财物从纽约运过来。这些大衣箱都是在童子军总部买的，库布里克觉得用这种方法运送行李是最明智的选择。这座房子坐落在一个具有迷人的英国乡村风光的地方，附近有一个专养老马的养老院，人们把他们尊敬的老动物放在这里，在静谧的环境下安享晚年。房子的供暖是个主要的问题，这座房子有大型落地窗，阿瑟·克拉克的弟弟弗雷德（Fred）是一名供热系统工程师，他曾向库布里克指出，玻璃导热性能特别好，如果窗户里的玻璃全部取掉，情况也不会更糟（除了刮风的时候）。这个季节有一段时间非常冷，除了在每个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电暖气外，库布里克还买了些又大又厚的蓝色睡衣，他还借给我一个，这样我们身体就暖和了。早上十点的时候，我们坐在象棋桌旁边开始下我们的第二十盘棋，这是我根本无法逃避的。这盘棋就像按照以前的模式安排好的一样，我又赢了。库布里克说：“我简直搞不懂，我明明知道你是个臭棋篓子，可为什么一到五的倍数的棋局时，你总会赢？” 他让人送来一大盘三明治作为我们的午餐，我们穿着蓝睡衣坐在那里，就像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中的两个人物一样，一直下着棋，大声咀嚼着三明治，偶尔点上一支烟，就这样打发时间。后来，参加了一个生日聚会的孩子们和克莉丝蒂娜穿着参加聚会的盛装进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我们还是继续下棋。我一连输了四盘棋，到下午快结束时，我们该下第二十五局棋了，库布里克宣布他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永远打破这种模式。我们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这时我认为我找到一个绝妙的机会对他进行致命的一击，我眼看就要吃掉库布里克的一个马，库布里克紧紧地皱着眉头，显得十分痛苦。然后我十分凶猛地走了一招，吃掉了他的马，库布里克一下跳了起来。 他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就知道你是个臭棋篓子！这是个陷阱！”说着他从棋盘上拿走了我的王后。 我发出一声哀叹，说：“我疏忽了。” 他说：“不，你没有疏忽，你上当了，你没有意识到我还是个演员。” 那是我们玩的最后一盘棋，之后再没找到机会下棋。后来倒是还打过一局斯诺克，我还赢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