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传（附卷）——亲属关系

论文进展很快。自从雅各布逊说服他投入写作以来，列维-斯特劳斯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写论文上面。所有有关书刊他都读过。"我早就开始阅读和消化全世界的民族学专题论著。"计划庞大，非同一般。列维-斯特劳斯打算尽可能多地清理亲属关系的系统，分离出组构成分，把结构找出来。他把注意力放在"基本的"结构上，也就是，受到一套规范的自动调节的确定配偶的过程。它不同于"复杂的"结构，在后者当中，选择配偶受制于外部标准--经济的或情感的因素，例如西方社会便属此列。他搜集起数量可观的书刊，大体上涵盖30年以来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和好几个文明国度:美洲、澳洲、中国、印度。 1947年2月，论文完成，整整600页。这样多的内容是满足国家博士学位的要求。大学方面估计一般需时10年左右才能完成学位论文，列维-斯特劳斯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同时没有牺牲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单从统计数字来看，这部论文就是了不起的杰作。搜集资料、构思、写作一个阶段连着一个阶段，或者不如说是一场交错完成的庞大运动。中间只有一次短暂停顿:1945年初的巴黎之行，那是为了补充材料，更是为了与同行建立联系。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论文。列维-斯特劳斯以严谨的态度和无可挑剔的驾驭能力构建起他的论文。从第一页开始，读者就被卷入到一架一切都言之成理的机器里。这是一座里程碑，很快将被世人视为一部经典--我们下文将提到。它也是一部圣经:因为对于整个专业领域而言，人们不得不承认它既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又是一次理论性的突破，同时也是一部可随时查考的参考书。不论从事任何有关亲属关系的研究，都必须先阅读和吸收这部作品。当然，像任何一部科学作品一样，它也有不准确或不精确的不足之处:大多与资料不足有关，有几处与误解有关。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有充分的意识，并且在前言中指出了这一点。不但出于这个理由，而且既然任何科学知识都必定会被超越，这部作品注定是会过时的;换言之，它必定会失掉圣经式的地位，但保留其纪念碑式的地位。 论文的力量和丰富性在于观点明确和清晰。列维-斯特劳斯从关于乱伦禁律的讨论出发，指出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解释所导致的症结，提出了他的假设:"自然通过乱伦禁律这一过程超越自身。"600页以后，我们在结论部分再次看到这个假说，经过对于数百个亲属关系的体系的分析已经获得证实、充实和加强;即，乱伦禁律的存在理由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没有这种联系他们就无法超越生物性组织，达到社会性组织"。就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可以看到建立起一系列无意识的工具，而且无处不在，社会因此成其为社会:这就是文化的诞生过程。行文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批判了马林诺夫斯基，因为结构主义分析能够暴露功能主义的简单性，把它打入过时的模式的冷宫。他将自己的成果特别归功于马塞尔·莫斯。他的论点以这位先行者的论点为预设条件。列维-斯特劳斯向《论馈赠》（莫斯发表于1923-1924年的论文，全名是《论馈赠，远古社会的交换形式与理由》。--译者注）的作者发出明确敬意，一边明确宣布，乱伦禁律正是"最佳的馈赠规则"。 1947年3月13日，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写完前言大约两周以后，梅特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去看望列维-斯特劳斯，一起讨论了民族志的现状。他打算转向哲学思考，转向一种整体构想。在美国，人类学是一种社会病，患者都是无法忍受自己的文明的人。"列维-斯特劳斯自从远征巴西时期以后便相信民族学家都是不适应社会者:身处马托·格罗索州腹地时，萦绕于脑际的问题已经远去。他今后的研究方法在于把握这一类问题中的对立两极--与不幸的梅特罗相反，后者在这次交谈后反倒陷入"深深的沮丧"，夜不能寐。按照整体设想去理解，返归哲学的说法不啻于要求人类学的各个分支都要照着刚刚完成的亲属关系的结构那样去做。也就是说，建立一个观点，由此出发，整个领域的逻辑整体性方可把握。如果只限于对零碎的社会材料修修补补，民族学家就只能是个匠人。手艺虽未可小觑，但总是不够的。目标不可区分得过细，而美国大学有将知识不断细分的倾向，人类学在这样的研究中有失掉灵魂的危险。列维-斯特劳斯与美国大学在这方面的关系只会疏远。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指出，相对于人类社会，人类学家有可能处于一种有点像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里的那种境地，即观察者与对象相脱离。不适应社会者的目光因其所处的位置--迷失在两个世界之间--而走样。民族学家兼哲学家的目光应该高屋建瓴，态度客观。他把不连续的东西统一起来。 列维-斯特劳斯意识到自己跻身于一部历史之中。他把论文题献给伟大的先辈L.H.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著名美国民族学家和作家。--译者注）。这是向培养和哺育了他的人类学传统发出的敬意，同时也是为人类学的过去和辉煌不再而发出的惋惜之情，"人类学当年之所以伟大，尤其因为人类学证明，严谨的科学和准确的观察既与毫不羞怯的理论性思想并行不悖，又与大胆的哲学思考并行不悖。"要他更明白无误地说出打算在他的学科里占据什么地位，这可能不无困难:他占据了博厄斯死后空出的位置，即所有名副其实的人类学家的位置，也就是那些为建立一门真正的有关人的科学而努力者。他还向曾经帮助过他的美国同事们致谢--除了他本人以外，他认为这些人是美国传统的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罗伯特·洛维、A.L.克虏伯、拉尔夫·林顿。 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所处的局面很复杂。他意在返法。出发的日子日渐临近，这样反倒使他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既然他没有在美国机构谋职的野心，也不考虑如何取得什么位置，他反倒可以要求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精神地位。无人跟他争夺这样的地位。反过来，他必须着手返法的准备。在法国人看来，他在美国人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很重要，能够使他享有举足轻重的威望和地位，可是不能担保他能够得到服务于某一机构的地位。为此他还得立足于法国的民族学传统。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美国举荐者名单里添加了一连串法国人。不用说，这里面有马塞尔·莫斯，还有后来返回法国领导人类博物馆的保罗·里维，有纽约的法国团体和自由学院的朋友们，特别是索邦大学系主任乔治·戴维，以及莫里斯·林哈德（MauriceLeenhardt，1878-1954，法国神父和太平洋土著民族学家。--译者注），后者于1941年接掌莫斯的讲座--这个讲座当时假如不是法国唯一的，至少也极少有，且不说或许会让他感兴趣--设立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未开化人民的宗教"讲座。基于同一理由，他多次指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应该作为社会学或比较社会学的著作。在美国，学科之间的分野很明确，"人类学家"不会是"社会学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学术传统。在法国，学科间互为渗透，依照莫斯的门路，一个民族学家往往就是社会学家，只是闯入了一个多少是附属的领域而已。在这种条件下，同样必须提及的是，他的论文是对于一些社会的比较分析，因而完全属于法国传统中的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