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传（附卷）——文化参赞

生活环境改变了。列维-斯特劳斯最初的工作是将办公室安置到豪华公馆里。楼房位于第五大道，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已购置。反对维希政府的纽约市长一度下令不准使用，直到戴高乐上台，禁令才解除。这座建筑并不适宜新使命的要求，需要改建。列维-斯特劳斯负责这项工作。曾经设计建造了夏约宫的雅克·卡尔吕（JacquesCarlu，1890-1976，法国建筑师。--译者注）前来协助他。他来得正好。这座公馆的建筑风格是罗马式的，列维-斯特劳斯很喜欢。"这种工作我喜欢，远胜当文化参赞。想法子，做计划，加入施工现场的生活，偶尔也动动手，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快乐。"公馆改建期间，外交人员暂时在大厅里办公，工作进度缓慢。文化参赞住在最高层，有一套楼顶住宅供他使用。 别的不说，跟流亡生活和格林尼治村的单间小公寓相比，列维-斯特劳斯的境况彻底改变了。可以用自己的全名，有身份，有社会地位。法国文化部的行政人员追随他，支持他，相信他。亨利·卢吉埃（1946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为此在纽约居住了几年）走后，路易·若克斯（LouisJoxe）继任文化关系处处长之职。他跟列维-斯特劳斯一起继续执行以往的安排:列维-斯特劳斯上午处理公务，下午专心写论文。 也许是生活平稳安定之后的必然吧，列维-斯特劳斯再次结婚了。返回纽约几个月后，他迎娶了罗丝玛丽·于尔莫。儿子洛朗1947年初出生。列维-斯特劳斯从来都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感情和家庭生活公之于众。他过日子的方式得自于家世渊源。无论生活境遇曾经或者目前如何，他都是一个懂得节制、谨守规矩的男人。他很适合当父亲，看来感情几何学的双重变化--结婚和当父亲--并没有让他不知所措。 列维-斯特劳斯从来不是真正的外交家，尽管他并不缺少外交家所需的品质:周旋能力，文化素养，头脑灵活。但这不是他的职业，他只会从远处关注它。"我超然于一切之上，是个很糟糕的文化参赞，只做了最基本的事。"一点不错。如果说，文化参赞的任务在于亲切接待来访的法国人，为他们指点迷津，帮助他们和美国机构或有关人员搭桥引线，总之，把他们领入美国社会，那么他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甚至无须费心和付出努力。道理很简单，他熟悉美国社会。 他接待了大批的人。其中有自然无须他帮助的萨特。可是身份使然，列维-斯特劳斯邀请他共进午餐。气氛恭敬祥和。波伏瓦也不需要他，可是，同学之谊使然，他请波伏瓦到他的楼顶住宅用午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儿子刚出生不久，她望着摇篮时的那副厌恶的神情;确实，不该给她看婴儿。"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和哲人。--译者注）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希望参观城市，去中国餐馆就餐和百老汇大街的一家酒馆，那儿展出一些"老年歌手"。这次联系没有下文。儒勒·罗曼（JulesRomains，1885-1972，法国作家，长篇小说《善意的人们》的作者。--译者注）受到的待遇很特殊。他在战争前夕发表的一本书里鼓吹德法两国人民彼此接近。曾经动情地阅读过《善心人》前几分册的列维-斯特劳斯对此很反感。他在应邀简短致词时报复了儒勒·罗曼，说《善心人》中的人物自诩不会进入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francaise），而儒勒·罗曼恰在此时入选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当时在场的安德烈·莫洛瓦（AndréMaurois，1885-1967，法国作家，《布朗伯上校的沉默》为其成名作，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译者注）注意到文化参赞的演说"用词尖刻"。列维-斯特劳斯后来自嘲说:"我那时还是挺坚持原则的。" 对于来宾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列维-斯特劳斯不会不在意。住址记录本上增添几个名人不会让他不愉快。再说，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因为他雄心勃勃，懂得没有关系就没有事业。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还有过接待伊夫·拉伯尔特的机会，此君是后来的法兰西学院教务主任;皮埃尔·蒙岱斯·法朗士;蒂斯朗主教（Tisserand）;让·德莱，未来的法兰西学院的同事;未来的高等教育主任加斯东·贝尔热;法国图书馆馆长于连·坎恩，列维-斯特劳斯写的一篇文章就是题赠给他的;还有罗歇·卡伊瓦，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喜欢他的书，有段时间二人一度反目。【伊夫o拉伯尔特（YvesLaporte，1920-），法兰西学院神经生理学教授，从1980年到1991年担任该学院院长。皮埃尔o蒙岱斯o法朗士（PierreMendèsFrance，1907-1982），法国著名政治家，曾经担任部长和总理等职务。让o德莱（JeanDelayJeanDelay，1907-1987），法国心理医生和作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加斯东o贝尔热GastonBerger，1896-1960），法国工业家、哲学家和行政专家，专治胡塞尔。于连o坎恩（JulienMauriceCain，1887-1974），法国行政专家，担任过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译者注】列维-斯特劳斯的地位也使他接触了一些以前不可能接触的人，一些迷恋法国艺术的资助人和搜奇猎异的商人。"我接待过一些中间商，他们提着装满前哥伦布时期的金首饰的箱子，有的把相片指给我看（……）向我兜售无比神奇的印第安艺术品。有关部门对我的诤谏充耳不闻，以致这些艺术品流进了美国的博物馆。" 早在战争结束前夕，行政当局就启动了一个根本性的方案，即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欧洲和法国的策略。拯救欧洲学者的行动结束以后，基金会重新实行其社会科学发展策略。战后法国大学处境十分困难，缺少资金和教师，设备收藏品陈旧过时。因此，虽然有人反对，接受美国的援助仍然被视为必要的。一度出现过建立如同伦敦经济学院那样的巴黎经济学院的想法。此后出现了各种计划和大量的讨论。列维-斯特劳斯在1946年和1947年担任文化参赞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一直与法国行政当局和高校的代表保持着接触。高等教育局长皮埃尔·欧热定期去纽约，就有待建立的机构的形式、资金和组织等问题进行谈判。列维-斯特劳斯经手大量文件，组织会谈。1946年7月，皮埃尔·欧热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的约翰·马歇尔举行了一场有决定意义的会晤，列维-斯特劳斯在场。会晤的目的是讨论"洛克菲勒基金会能够为振兴法国人文科学提供何种形式的赞助"。 由于法国政府无力建立一个可以会聚所有人文科学的学院，皮埃尔·欧热促使美国对话者支持一个新的计划。他于1947年2月提出了这个计划: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创立一个系，专门致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尽管这个计划所需的资金不太多，但政府至少三年内无力给这个计划拨款。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确保这个系的启动，直到法国政府能够负担为止。计划被接受了。第六系就这样诞生了。从1948年元月开始，为期三年，每年获得1万美元的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时还帮助了其他机构。一些机构得到的帮助更大，例如查理·瑞斯特社会经济研究学院。但是，为了法国高等教育的振兴，第六系作出的贡献无疑最大、最有力。 在这件事情上，列维-斯特劳斯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当然，他作为双方的中介者参加了全过程。他食息于此，能够与美方谈判伙伴建立接触。他多次会见约翰·马歇尔，晚餐和随意交谈是此类运作的必然内容。作为一个外交家，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失职。他的工作产生的影响不太可能精确度量，但是，通过在大西洋两岸之间编织起人际网络，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搭桥引线，向美国伙伴提供法国科学界和知识界的状况，不言而喻，他为法国塑造一个正面形象是有功劳的。正是这一形象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为法国计划优先拨款。这一切都为他打入法国一流院校的微妙机制作出了有利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