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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我眼前又浮现出格林尼治村的那个单间小公寓。一天早上，我打开了收音机，但一点也听不懂收音机里说的话。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似真非真的印象。播音员声音激昂地列举着一些相互没有关联的事实、语词、名字、数字。瞬时间万丈光芒:联军登陆了（……）我不禁失声痛哭。" 法国解放后，纽约的法国社群出现了危机。高等研究自由学校的教授自建校以来显著增多，他们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些人认为学校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应该解散，工作人员返回祖国。另一些人认为应该继续办下去，观望法国局势的发展。后一派大都是刚到美国的法国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立脚未稳，不想冒险回到不一定欢迎他们的国家。科伊雷理解两派的态度，不愿表态而辞了职。列维-斯特劳斯接任。属于前一派的列维-斯特劳斯随即着手准备回国。学校的新的秘书长从此归文化关系处管辖，隶属法国政府外交部。曾经支持他的亚马孙流域考察计划的亨利·卢吉埃（HenriLaugier，1888-1973，法国医生和心理学家。担任过政府部长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译者注）被任命为处长。秋末，他把列维-斯特劳斯召回巴黎，帮他解决学校的问题。 列维-斯特劳斯登上一艘美国海军船只，开始了困难重重的旅途。"我在英国海岸下了船，应该是在卡尔蒂夫港吧。我必须乘火车去伦敦。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夜间穿过那个城市，经过狭窄曲折的小巷，街巷两旁是低矮的房屋，大多破破烂烂。这段路途是我一生中感受最深的印象之一:这就是欧洲。在南北美新大陆生活多年以后，现在终于回家了。"战争造成城镇满目疮痍，列维-斯特劳斯不禁想起昔日在热带丛林里看到的村庄。它们都是饱受威胁的文明的残余，必须设法保存下来。列维-斯特劳斯经过V2飞艇不时飞临的伦敦，乘坐一辆美军卡车于1945年初的某日到达巴黎。 又见到了父母。他们现在一无所有，"连一张床也没剩下"。他们生活拮据，身体衰弱，父亲的健康状况恶化。 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只待了几个月。纽约自由学校秘书长的职务使他可以享用一间小办公室，是用一幢带家具的出租公寓里的卧房改建的，位于拜伦爵士街，离香榭丽舍大街很近。他的每日职责不太明确。事实上，他的工作主要是接待和指导希望前往美国的人。有一天，他又见到了莫里斯·梅洛庞蒂。自从一道参加教师资格会考的实习以来，两人从未见过面。趁着这个机会，他们提到了一同实习的小同学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以及存在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很想了解一下时兴的存在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此一无所知。梅洛庞蒂告诉他，存在主义者想再造哲学，就像柏拉图、笛卡儿、康德的幸运时代那样。后来有人问他如何看待梅洛庞蒂的说明，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再简单不过，可是很能说明问题:"什么也没想。我那时对哲学没有兴趣，更别提存在主义了（……）" 其实，列维-斯特劳斯思考过存在主义，同样也思考过它借助的哲学拐杖--现象学。他后来对此有过多次说明。《忧郁的热带》里有一段严酷而又深具意义的话，可以概括他的观点。 至于很快就在存在主义中蓬勃发展的思潮，由于它取悦于主观性的幻想，我觉得它是与合理的思考相反的。它把个人的关注拔高为哲学问题，很容易导致一种轻佻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教学手法尚可原谅，但如果这种拔高使人能够逃避哲学所负有的使命，那是极其危险的。在科学变得强大得可以代替哲学以前，哲学的使命是理解存在本身，而不是根据"自我"去理解存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并没有废除形而上学，而是引进了两种办法，以证明它不在现场。 这牵扯到哲学上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本我发出的炫目诱惑，列维-斯特劳斯绝对不感兴趣;一方面是古老的形而上学，以主体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已经死去。萨特和现象学没有重新赋予它生命。关于萨特的思想，尤其是他对科学的排斥，列维-斯特劳斯说"散发出一股霉味"。这是因为，在哲学完成其"从存在本身理解存在"--即把握和解释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这一使命中，科学方法恰恰是用来取代哲学的。 有一段时间，列维-斯特劳斯也从事过行政工作。高等研究自由学校的命运很快就确定了:学校解散，大多数人返回法国。1945年，乔治·古尔维奇返回法国以后，便开始筹建社会学研究中心，以确保纽约社会学研究院过渡为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一个系，这个尚待建立的系将专门致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召集起来的人员后来大多在未来的第六系工作。但第六系主要是历史学家，特别是在重量级人物布罗代尔的控制之下。 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参加这场战役。他尚未结束博士论文的写作，那是激烈的竞争中的必要武器。最好的选择是再次出走，重新开始工作。恰好亨利·卢吉埃向他提出一项建议，法国驻墨西哥使馆需要一个文化参赞。列维-斯特劳斯很想当文化参赞，但不是在墨西哥。为了完成论文，他需要去纽约，需要那里的图书馆、民族学家和博物馆。好在他认识纽约所有的法国人。考古学家亨利·赛里格（HenriSeyrig，1895-1973，法国古代史学者，一生与瑞士渊源甚深。--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驻美使馆文化处，但他的办公室不在华盛顿，而是在纽约。这位朋友因被任命为法国博物馆总监而即将离开这个职位。他建议由列维-斯特劳斯接替。"我俩共同说服了卢吉埃，将这一职位委任给了我。"更妙的是，外交部文化关系部门的负责人答应对他的双重身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商定，他可以上午当文化参赞，下午专注自己的研究。他于1945年春季结束之前返回了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