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传（附卷）——罗曼·雅各布逊与结构的启示

对南比夸拉人的研究让列维-斯特劳斯留有沮丧之感。由于对他们的语言理解不准确，对所搜集的材料的处理受到了影响。他对俄裔同事，哲学家、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专家亚历山大·科伊雷谈出了这个想法;科伊雷又把他介绍给同为俄裔的罗曼·雅各布逊（RomanO.Jakobson，1896-1982，20世纪有世界性影响的俄裔美国语言学家。--译者注）。雅各布逊也是1917年离开俄国的。他先去德国，然后去了法国，最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安顿下来。1928年至1938年，他主持了布拉格学派的活动，与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NikolayTrubetzkoy，1890-1938，俄国语言学家，以他为核心的布拉格学派被公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译者注）共同奠定了音位学理论。1939年，他先逃亡到斯堪的纳维亚，然后前往美国，于1941年底抵美。那时他也在高等研究自由学校。他与列维-斯特劳斯情趣相投。自1942年秋季开学起，两人都听对方的课。民族学家胸怀大志，决心学到足够的语言学知识，用以解决在研究南比夸拉人时遇到的方法问题。 "的确，他的教学给我带来了全新的视野，而且，不用说，更多的知识。"雅各布逊的博学令列维-斯特劳斯赞叹。他掌握多种语言，兴趣极为广泛:从绘画到刚刚兴起的计算机科学，从现象学到生物学，他无不涉猎。充足的工作劲头，旺盛的精力，才气横溢，坚忍不拔--酒量大，睡眠少。这一切都令列维-斯特劳斯惊叹。他在自由学校举办的讲座是最成功的。他能说完美的法语，基本上无须讲稿，他借助一种不同凡响的戏剧效果，能使听众顿生正在经历重要时刻之感。列维-斯特劳斯始终对雅各布逊极为欣赏，直至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眷恋之情。"我们初次见面就感到情投意合，命中注定会做朋友（……）那是我们兄弟般的友谊的开始，虽然他比我年长12岁。（……）始终不懈的友谊，40年的友谊。" 与他的友谊一样，雅各布逊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影响也是直接和绝对的。"那时我是个幼稚的结构主义者。我实践着结构主义的方法，却没有意识到。雅各布逊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学说，而且已经在一门学科里形成:语言学。我从未尝试过语言学。这于我如同醍醐灌顶。"出于偶然和友谊，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那座一直萦绕于心头，却早已竣工并入住的大厦。他还说，罗曼·雅各布逊的课程给他带来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与我以往的思考不谋而合，而我自己却未曾有设想的胆量，也还不具备概念手段，使之成形"。他曾经听过的这些课于1976年结集出版了（指雅各布逊的《语音与语言六讲》。--译者注），列维-斯特劳斯在序言里谦逊地说，这是"一个旁听者的见证，而且也是，请允许我补充说，一个弟子的见证"。 语言学在这个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结果成为人文科学中唯一的一门能够自称取得了精密科学的地位的学科。起初，索绪尔凭直觉把语言规定为一整套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依赖于某种环境和某种历史的有机体;在这些关系中，每一个项次只相对于其他项次才有价值。语言学于是从19世纪的进化论和比较语法当中解放了出来。列维-斯特劳斯强调说，博厄斯同样大有功于这场解放。早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之前5年，博厄斯在1911年就表述过人文科学的一条基本事实:"语言规则是在无意识层面起作用的，在说话者的掌控之外，因此可以当作一个客观现象进行研究。"这些成果被雅各布逊和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加以发展并系统化，因为它把对象处理成一个系统--或一个结构--组成这个系统的是一些要素，它们之间的关系遵循一定的规则。在处理人类现象的诸学科中，人们第一次做到了能够表述一些规则，而且能够作出预见。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这令人十分惊叹。他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多年来的关注，他的选择，他的期待，一切都在这里了。结构主义精心锻造了手段，找到了钥匙，从而使我们能够在历史与事件的泡沫之下，找到可以恢复真实的本来面目的逻辑法则。列维-斯特劳斯返回原路，一直追溯到少年时期的"三位情人"。例如地质学:高低不平的路面，外表看起来出于偶然，实际上却有一种隐秘的必然性。精神分析:这个人类活动的场所在整体上纵然形式可以千变万化，却能够还原为一组数目有限的无意识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对同一组现象的阐释离不开一个理性模式，其中各个项次绝非其感性表现的简单重复。所有这一切，加上其他的关注，阅读卢梭，沉思冥想，哲学的直觉，对丰富多彩的生命的敏感，终于在"结构的启示"下统一起来了，并且"凝聚为一个理念的连贯整体"。 列维-斯特劳斯是民族学家，对语言学一无所知。他对研究民俗学出身的雅各布逊一见倾心，但并不一味地模仿。改变职业是不可能的。同样，雅各布逊也没有引导他从语言学借入概念和方法，再原封不动地搬到民族学中去。鹦鹉学舌地模仿语言学家是行不通的。雅各布逊向他揭示的方法极为准确和深刻，与他所寻求的并不全然相符。他必须采用别的方法将之运用于他的学科。结构主义不是为懒汉配的一把万能钥匙。 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发现结构主义并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开端。结构主义为他提供了一个纯粹传统意义上的榜样:见贤思齐。作为民族学家，他现在有一个工作计划:雅各布逊及其伙伴在他们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他也要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到。他说，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着"一种总体上的启示"。他又说:"我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可以期盼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于民族学的掌握还未找到动因，仅仅是一笔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切尚有待于统一到一个有意义的体系之内。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哪个方向进发了。 此外，语言学还为他提供了两个极其珍贵的思想手段。即了解"精神的无意识活动在逻辑结构的产生中的作用"，以及"组构成分本身无意义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制造意义就如同儒尔丹（莫里哀喜剧《贵人迷》中的主要人物。--译者注）先生写散文，为此我们得求助于一些全凭在产品中的各自位置才能获得意义的材料。总体上的灵感，无意识的作用，关系的体系，"我认为，我向语言学索取的就是这些东西"。倘若说他是这位朋友的弟子，那只是暂时的，即当了解他的工作的时候。然后，他们成为同事，工作领域不同，使用的方法一样。吸收的阶段过后，交流平等进行。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里推进，以各自的方式，按照自己的节奏，遵循不同的路径，取得只属于自己的成果。 1942年底至1943年初的冬季，雅各布逊来听列维-斯特劳斯的课。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了亲属关系的体系为主题。"一天，他对我说，应当把这些写下来。这我从未想过。在他的督促下，我于1943年开始写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而在1939年，列维-斯特劳斯还认为自己缺乏写作能力。从那时以来获得的知识积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示和雅各布逊的友谊，这一切加起来使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他读了达尔西·汤普森（D'ArcyWentworthThompson，1860-1948，英国生物学家和数学家，以《论生长和形式》一书知名于世。--译者注）1917年的著作《论生长与形式》，这本书充实和完善了他的思想工具。汤普森用变换来解释同一种属内的差异，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结构分析不能没有变换的概念。要理解它所研究的组合体的多样性，就得解释要素之间多变的组合方式。为此，若干组合体之间必然出现恒常不变的关系，从而使它们能够通过一系列变换而彼此过渡。4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断言，歌德的植物学研究以及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著名德国画家和数学家。--译者注）的《论人体之比例》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直觉。于是，"科学思考在其进程中并不与过去决裂，而是周期性地重新把握它"。这个时期，他尤其重视这一事实:导致语言学发生变革的原理发端于世纪之初，影响可与对同时期的物理学造成冲击者相比拟。他参与了一场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