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字典图书网
查字典图书网
1939年9月，列维-斯特劳斯31岁，应征入伍。去亨利四世中学教书的任命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意义。他先被派往邮电部的电报审查部门。"对一切值得怀疑的电报，我都得向一位上司报告。他会当即把这想象成事关重大（……）真是非常滑稽。"由于厌烦之极，他要求调动。他想成为英国派遣部队的联络员。为此，尽管他英语蹩脚，还是被送到索姆省上了几堂英语课。后来他被派到卢森堡边境上的马其诺防线后方，同去的还有三四个人。"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对我意味着什么呢?似乎跟巴西衔接起来了，换一种方式继续我的民族学经历而已。也就是说，我已经习惯置身于荒唐、怪诞、特殊的境地。这一切衔接得非常好。"这支小部队整个冬天都等待着英军的到来。"我们无事可做。我在乡间旷日持久地游荡。"德军发动进攻时，一个团的苏格兰士兵终于到达。他们已有联络员，于是把我们小组打发走了。"这倒可能救了我们的命，几天后那支部队伤亡惨重。没人要我们，我们就去找大部队，终于在萨尔特省的一个村子找到了。" 面对德国人的步步进逼，他所在的部队登上了前往波尔多市的火车。随后是在法国腹地不停地转来转去。军官们吵成一团，有的坚持服从命令去波尔多，哪怕是向德军投降也罢，有的不想服从命令，打算前往地中海。最终后者占了上风。经过蒂尔、罗代等地，战士们终于到达了贝齐埃。他们从那儿被派往拉扎克的喀斯台地数日。最后终于在蒙彼利埃市落了脚。 几个月空等，然后是疲于奔命，列维-斯特劳斯远离政治舞台的欲望更加强烈。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些事对他的影响。1980年，他说:"说到参与政治，我年轻时是和平主义者，后来眼见法国军队的崩溃（……）如此上当受骗的感觉使我从此不再相信我的政治判断。"1984年，他又说:"我对我的政治判断完全失去了信心。"待到1986年:"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结论只有一个，这说明我没有政治头脑。"他是对自己不信任，而非对政治。 在几次接受采访时，他都强调自己对政治的关注丝毫不减。过去他一直阅读报纸，今天依然如此。但是"不再动不动就教诲别人"。从此他认为政治判断都是表面的，缺少严谨性。谁想介入政治，就应当首先满足"构成任何明智的判断的条件:努力去了解政治（……）这是个完全正当的目标，可是得全身心投入才行（……）"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全力以赴。如果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出发加以分析，这种偏激态度会引起无穷的问题。它至少意味着职业化的政治生活。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这是一个不再想介入公众生活的公民的激进态度，他只要做一个严谨的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无疑已经成为学者。政治于他不过是一个研究对象而已，政治决策只是得之于严格分析的逻辑结果。然而，政治恰恰并非如此。"把政治现实封闭在形式化的理念的框架内，我明白这是大错特错的。"一句话，他生来不是搞政治的，这一点他很清楚。 可笑的战争，但战争期间的闲暇却为列维-斯特劳斯带来了其他的东西。一种直觉。5月里的一天，他照旧沿着马其诺防线散步。路上他注意到一株蒲公英。蒲公英孤独一枝，完美但没有意义。关于它没什么可以说的，除了它的存在之外。如果要把它变得可以领会，就得把它放在其他植物当中，把它与其他植物加以比较和对照。同与不同，它们之间有无联系，只有这些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它。关键在于它置身其中的"一组关系"。 这只是一种直觉，但它却为一大堆问题打开了缺口，这些问题自青年时期起就萦绕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脑际。世界有可能不再是含混的了。列维-斯特劳斯一向拒绝把世界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相反，他充分相信科学的方法。凭着这一直觉，他也许掌握了理解的手段，既符合科学的客观性标准，也适合哲学探索的对象。 在蒙彼利埃，士兵列维-斯特劳斯离开了军营，去大学总校长那儿要求工作。夏季中学毕业会考开始了，需要监考人。"他们让我提前几天退了役。"考试阶段一过，列维-斯特劳斯便去看望在瓦莱罗格的家中避难的父母。他又见到了他当年在国民议会秘书处的老邻居，小说家安德烈·尚松。他家在距离列维-斯特劳斯的父母家三公里处。他们一起在乡间散步，深入地谈论各种问题。 9月初，他干了件令人惊讶的事。他去了维希市，要求面见负责中学教育的主任，请求他让自己回到亨利四世中学继续教书。多么天真的想法，他竟然不明白什么是纳粹，也不明白德国人现身巴黎意味着什么。"我一向缺乏想象力"，后来他解释道。对于他的要求，那位官员却有个想法:"有你这样的姓氏，你还要去巴黎吗?你就没想过吗?此时我这才恍然大悟。" 50年后，当他被问到这个奇怪的想法时，他提出的假设倒是颇为可信的:"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习惯吧，对危险视而不见。只要能像以前一样继续活下去，就没有危险。说到底，也许正是为此我才要求回巴黎:我喜欢待在家里。"官员许诺将分派他去非占领区工作。列维-斯特劳斯于是又返回了塞文山区。 几天后，他被任命到佩皮尼昂初级中学。在那儿，他才意识到局势严重。同事们都躲着他，唯有体育老师对他表示同情。"他将来肯定会参加抵抗运动。"［155］两个星期以后，他又接到调往蒙彼利埃的消息，任务是给准备报考科技大学的中学生上哲学课，也就是说，给一群对哲学毫无兴趣的学生上课。他又见到了重返教授职位的勒纳·古尔丹。后者多方联络并建立了一个后来成为抵抗运动联系网的雏形。战后他成为《世界报》发起人之一。 葛兰言（MarcelGranet，1884-1940，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译者注）的《中国古代的婚姻形式和亲属关系》一书刚刚问世，列维-斯特劳斯便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此书既让他兴奋，也让他气恼。"我看到了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客观思考（……）我对亲属关系系统的所有思考都来源于此，以及那些在巴西搜集的这方面的材料早已向我提出的问题。"葛兰言为他指出了一个研究的方向，指明了如何利用在考察中积累的材料，并且证明，在搜集起来的大量数据里存在着一种组合，可以提取出来，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葛兰言甚至为他指出了一个方法论取向，因为"他把表面上任意的现象构建为一个系统"。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言让人失望:由于缺少一个逻辑的原则，葛氏迷失在真实情况的复杂性当中，最后构建起来的系统比它应当解说的东西更趋复杂。路子仍可不变，但必须用不同的手段。 3周以后，1940年10月3日，关于犹太人身份的法令开始实施，蒙彼利埃的插曲结束。列维-斯特劳斯收到一封信，正式通知他被撤职，立即生效。"我明白，这下子我的处境危险了（……）只是到了这一刻，我才开始明白。"这是他的哲学教师生涯的终结。他返回了塞文地区。按照法令的规定，在一段时间内，他还可以领到按照教龄长短发放的工资。这笔津贴可供父母度过那段灰暗的日子。 怎么办?不为自己的国家所容，没有职业，没有前途。列维-斯特劳斯没有选择。法国什么也不给他提供。非离开不可。第一个念头是返回巴西。在维希市，巴西驻法国代表的小套房里，列维-斯特劳斯见到了巴西大使路易·德·苏扎当达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给列维-斯特劳斯颁发签证。"就在他拿起印章，准备往护照上盖的时刻，一位恭敬有礼而面色冷峻的参赞提醒说，他的这种权力刚刚被取消了。我拿不到签证了。大使遗憾地把护照递还给了我。" 在塞文山区的孤独的日子里，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了一封令人宽慰的信。乔治·仲马几近失明，退隐在家，但是没有忘记他。"他特意给我写来一封措辞委婉、充满关切的信，他只想表达对事件的首批受害者的深刻同情。"除了流亡，他还想到一个最彻底的办法。躲进山里，靠打猎和采摘果实为生，像荒原印第安人那样生活在塞文山脉里。"我仍然那么浪漫（……）我对事物的看法一向很富于诗意。"毕竟，列维-斯特劳斯只有32岁。反过来说，他从未因身份认同的问题而产生失落感，而且任何事件显然都不会使他有这样的感觉。当被问到"你不觉得自己属于某个成员互有连带关系的群体吗?"时，他干脆回答"不觉得"。 秋末，他又收到一封信。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和罗伯特·洛维想到了他。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一个救助欧洲学者的计划。通过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基金会向欧洲几百个受到希特勒主义威胁的精英人物发出了邀请。靠着这两个同事的努力，列维-斯特劳斯也在被邀请之列。这下可救了他的命。正当走投无路之时，他立即接受了邀请。 但是，如何进入美国呢?美国只发放极少量的移民签证，包括对于犹太人。"再没有比成为美国移民需要更多的手续了。要填写大量表格，还得证明你能够从事的职业。必须有个机构出具证明，证明你确实前往工作。"列维-斯特劳斯所需的开销都由婶婶阿丽娜来承担。她是画家亨利·卡罗戴尔瓦依的遗孀，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离法赴美。婶婶的一个女友殷实富有，同意支付保证金。 年底，列维-斯特劳斯拿到了出境签证--其颁发之迅速，仿佛是因为当局庆幸终于能够摆脱一个惹麻烦的公民--和入境美国的签证。剩下的问题是登程的办法。数个星期当中，他天天跑马赛港的码头。正当为无法离开法国而绝望之际，他从一次闲谈中得知，有一艘船正要启程去马提尼克岛。海运公司的那个官员起初不允许他上船，因为他过去常按高级旅客接待列维-斯特劳斯。一位常坐一等舱的旅客怎么可以随便当成一个移民对待呢?他后来终于被说服。列维-斯特劳斯与350个准备流亡者同船出发。船上有2个船舱，因为他是这条航线的熟客，有幸分到仅有的7张卧铺当中的一个。1941年2月里的一天，法国海岸渐渐地消失在他的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