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传（附卷）——教学

森西纳托布拉卡街395号，列维-斯特劳斯和妻子在此赁屋住下。房子坐落在市区高地上一个破旧的街区。这种别墅叫"平房"（terrena），是一种直接起于地平面的意大利风格的别墅。"我家的栅栏门一侧长着一株粗壮的茉莉树，进去是一个围墙环绕的花园，一直延伸到屋后。花园里有两三棵棕榈树，一棵阳桃树，一棵李子和欧楂的杂交树。我还补种了一棵香蕉树。我让我的鹦鹉们在这里换换空气。"花园加小鸟，对一个爱好大自然的巴黎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了。香蕉树两三年后变成了可以采摘的香蕉林。 从2月到10月为一个教学年度。遣使团抵达圣保罗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教学又一次成为快乐的源泉。他既因为代表正统文化而被人敬重，又由于与当局有关而不被人信任。人们对这位教授既躲避又讨好。"我们每个人都从身边形成的小圈子衡量自己的影响。"大学生有几十个，多为富家子弟，也有出身贫寒的。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能否多拿一张文凭，盼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人人都表现出一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他们无所不读，无所不晓。但是他们的科学知识是第二手的。他们读的是科普书籍，知晓的是教科书。老师的作用并不完全是传授知识，而是告诉他们事物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努力把严谨性教给他们。任务很艰巨:"无论什么领域，只有最新的理论他们才觉得值得吸取。（……）在他们眼里，思想和学说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一堆声名在外的工具，而且要最时兴的才行。"他不得不面对一批热衷于最新体系的年轻人，他们对传统的模式缺乏兴趣。 列维-斯特劳斯教授社会学，当时社会学依然从属于民族学。这使他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我来此地，一是为继续法国文化的影响，二是为了传播从孔德到涂尔干的思想传统。我来了，可在当时，却被一部得之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民族学所征服。我的处境很困难。"其实到达圣保罗的第二天，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而且不完全是教学方面的。 仲马派来的首批教授当中已经有一位社会学家，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到来立刻引起矛盾。"我作为，不妨说，一个辅助的社会学家来到时，此君便要求我服从他的领导。"按照莫古埃的看法，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做得其实比这还要过分。他以年长为由，也许还因为自己是仲马的表兄弟而自视甚高。第二批遣使团成员刚到，他就表示自己负责这里的工作，借口是"仲马本来就打算要他当遣使团的团长"。冲突不可避免。列维-斯特劳斯后来说，阿尔布斯巴斯蒂德"竭力想把我打发走，声称他才是孔德专家，我的教学与之相悖"。力量进行了重组。一边有大学的领导层，包括声名卓著的院长阿尔梅达·普拉托和胡里·奥德·梅斯基塔。既然是社会学，就得教涂尔干，绝不能脱离这个传统。另一边有两个法国同事，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格和费尔南·布罗代尔。幸亏有后者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列维-斯特劳斯在这次斗争中胜出。阿尔布斯巴斯蒂德控制小组的企图似乎最终不了了之。 这场争端反映出遣使团内部的可憎的精神状态。这些来到巴西的成员全都怀着尽量争取好处的意图。此乃他们唯一的共同点。物质上他们确实大有斩获。"这样我们才买得起美国汽车，"布罗代尔说，"我不喜欢开车，于是自我享受一下，专门雇了一个意大利司机。"列维-斯特劳斯经受不住诱惑，也买了一辆差不多全新的福特汽车。后来他说，车子似乎"象征着在社会上获得成功"。 再有，每个人都拼命地捍卫自己的地位，用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秀的，而且避免与同事谈论自己的研究。围绕他们身边的学生圈子始终被视为关键。"我们嫉妒地窥伺别人的成就，看他们听众的多寡，社交情形（……）我们离开阶梯教室时的姿态活像演出结束后步出音乐会的大师。"这场游戏的赢家永远是听众:因为既然要竭力盖过同事，那么每个人都注定会把自己的家底抖出来。至于梅斯基塔，他的处境双倍的微妙，既得听取申诉，又得做出仲裁。"他的耐心简直没有边际。他显然把我们这些人当作自家财产。我们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和争执让他私底下感到很受用，因为都可以证明他那君临天下般的最高权力。"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情相投者自然会凑在一起。列维-斯特劳斯与皮埃尔·蒙贝格的关系甚佳。莫古埃得到了布罗代尔的友谊。我们已看到，布罗代尔在列维-斯特劳斯与巴斯蒂德的争端中，起到了有利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两人情趣并不十分相投。列维-斯特劳斯的解释是"他对我们总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莫古埃尽管与布罗代尔友好相处，也承认后者"控制"遣使团的企图造成了紧张气氛。只剩下弗朗索瓦·贝胡，他是教经济学的，似乎特立独行，"脾气暴躁，为人冷漠"。他与文学院的教授几乎没有来往。 回首往事，看来尽管有过争执和褊狭行为，这几年热带地区的生活还是颇有收获的。遣使团的几个成员，包括列维-斯特劳斯，都提到和学生后来一直保持关系，以及学生们的热情表示。他们在整个人文学科内培养了一代人，并且在各自的领域里，为他们提供了无疑是最有效的工具。此外，从个人方面来说，遣使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满载而归。海外教学的经验给了他们--除布罗代尔以外--国内大学所无法提供的优势;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国内取得同样的优势，得等上10年或15年。特别是他们发现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蒙贝格是从"前锋领域"着手，列维-斯特劳斯则从印第安人着手。 临行前，仲马大概向他的被保护者解释过，一个合格的教授必须发表文章。列维-斯特劳斯踏上巴西的陆地时还不是民族学家，他依然像以往一样，热衷于艺术。一位叫吉尔达·梅罗·伊苏扎的女大学生后来回忆起列维-斯特劳斯与莫古埃之间的激烈争论，一个捍卫立体主义，另一个推崇荷兰画派和印象派。列维-斯特劳斯多少有点轻率地把同伴的爱好视为食古不化。显然，他的立场始终没变。少年时的激情之火依然燃烧。在这种心情之下，而且出于惠及自己的老账本的合理考虑，他走了一条捷径。他找出自己十五六岁时应路易·沃克塞尔要求所写的一篇文章，请人译成了葡萄牙语。1935年10月，文章在圣保罗《市政档案期刊》上发表，题为《立体主义与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当年的立体主义是一种必然的反动，既针对印象派及其将客体化解的倾向，也针对"现代派"及其装饰风格的衍生物。它的功效在于反映出事物自身的个体性，不触及情感。美感是一种"内心的情态"。立体主义者不需要任何典雅的模型，他们懂得如何突显哪怕是日常用品所具有的形体之美。利用体积、轮廓、暗与亮的表面，他们把空间重新组织起来，因此进一步把绘画从透视法中解放了出来。即使立体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结果是美好的，它改变了艺术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人们对艺术的认识。 1941年9月开学以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在社会研究新校工作。学校的资金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自从20年代开始，基金会施行一项鼓励社会学研究的计划。在英国和德国，基金会为伦敦经济学院和柏林德国高等经济学院出资。在法国，基金会参与了创建大学社会研究理事会，而且为社会科学的专业中心和学院提供了大批资金，其中包括民族学研究院，对南比夸拉人的调查就是这个机构资助的。战争迫使旧大陆的社会学研究几乎停止了全部活动。这些活动被拯救计划所取代，列维-斯特劳斯就是受益者之一。基金会邀请到美国的欧洲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都在社会研究新校教书。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因此获得了保证。随后，他们可以留在新校，或者去别的机构任职。 列维-斯特劳斯负责用英语教南美当代社会学。"除巴西之外，我一无所知。我每天去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书，充实有关阿根廷、秘鲁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的知识（……）"听众中有渴望知识的纽约人，也有政治避难者，说着和他几乎一样蹩脚的英语。这使人想起民众大学的听众。他定期授课，直至1944年秋天他首次羁留美国结束。 到校第一天，行政部门就示意他，从此他的名字不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了，而叫克洛德·L·斯特劳斯，因为他的全名在学生们看来有些奇怪。在这个牛仔的国度里，列维-斯特劳斯是牛仔裤的商标。"于是，在美国的那些年里，我一直用着一个有残缺的姓。"被迫离开法国以前，他不能提自己的名字，否则足以令他陷入危险的境地，他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种被迫使用残缺的姓氏的经历也许对他有所影响。不过，他重新拾起了年轻时建立起来的一个传统:20岁时他就用C.L.S.签名，也用过居斯塔夫·C·列维，或者L.斯特劳斯。用哪一个签名，他不太在意。在大学里，他是学生居斯塔夫·克洛德·列维。轮流使用两个姓让他有时能够表达一种对于缩写签名的保留态度。这样的轻飘做法从此不可行了。 列维-斯特劳斯想继续保持本行，一个法国科学研究者。除非环境所迫，否则他不打算在美国谋职，从事职业生涯。这倒不是因为他拒绝美国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体系。其实他最初的训练所遵循的主要模式，正是美国民族学家为他提供的。可是，法国研究团体尚未形成，人员都分散在大西洋彼岸的大学机构里。在法国，社会科学的教学刚刚走出困境，战争却摧毁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基础。如果打算挽救什么东西，就得在美国本土重建机构和教学。 这种想法并非列维-斯特劳斯一个人才有，1942年2月，他参加了一个赞成这一观点的流亡者小组，他们决定创建一所法语大学，依照的模式是1933年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流亡者创办的大学。其实，索邦大学教授居斯塔夫·柯恩（GustaveCohen，1879-1958，法国历史学家。--译者注）早就萌生了这个想法。一群学者马上响应。"计划的发起者们已经与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建立的全国理事会的文教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于是，高等研究自由学校诞生了。"完全是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翻版。校址在第5大道，紧邻第12街，离社会研究新校很近。资金由自由法国和一些文艺赞助家提供。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回忆说:文艺赞助家当中有一个人叫鲍里斯·米尔金盖泽维奇（BorisMirkineGuetzévitch，俄国十月革命后移民法国的法学家。--译者注），这个来自俄国的避难者想让他做"新机构的总书记，可是亚历山大·科伊雷（AlexandreKoyré，1892-1964，俄裔法国哲学家，科技史专家。--译者注）企盼得到这个职位。我们关系不错，我就让给了他"。 60多位教师分布在文学院、法律与政治科学院、科学部以及5个研究所。其中主要有雅克·马利丹（JacquesMaritain，1882-1973，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和作家）、亨利·福斯雍（HenriFocillon，1881-1943，法国艺术史专家，艺术教育家和诗人）、让·贝兰（JeanPerrin，1870-1942，巴黎大学物理化学教授）、皮埃尔·欧热（PierreAuger，1899-1993，法国原子物理学家，宇宙射线专家。--译者注）。欧热后来成为战后第一任高等教育局长。社会科学教学主要由社会学研究所担纲，由乔治·古尔维奇（JorgeGurvitch，1894-1965，俄裔法国社会学家。--译者注）领导。列维-斯特劳斯、让·维耶和皮埃尔·科特（PierreCot，1895-1977，法国政治家，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的首领之一。--译者注140）都在此教书。授课使得列维-斯特劳斯有机会把科研成果形诸文字，并呈现给学生。 他在图书馆备课。同事大都出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而他却喜欢公共图书馆，离他的单间公寓较近，学校的人也较少，而且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我对民族学的认识，就是通过那些年月的研习得来的。一开馆我就进去了，中午或下午1点钟才出来。"图书馆藏书丰富而常新。美国民族学开始得很早，而且对社会、语言、文化、信仰以及所有可能使研究人员感兴趣的主题不断地进行系统的清查和描写。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这是意外的发现:整个地球就在你的手边，随时可以利用。1941年夏天，他偶然发现一家旧书店，出售成套的美国民族学研究署的年度报告，每本二三美元。"我那时的收入极其微薄，3美元就是我3天的伙食费。"他省吃俭用地"买回了差不多全部年度报告，从第1期到第48期，涵盖了研究署最辉煌的时期"。 除了人类学著作和杂志，他还养成了阅读科普性期刊的习惯。他熟悉当代所有领域的知识，培养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惜我在科学上没有任何能力，而传统的自然科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总是令我着迷，有如一块我无缘进入的乐土。"阅读为思考提供养料，加强了他对无论法国还是热带丛林深处的野外知识的感知力，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是如何被纳入文化之中的。希望之乡对于他，也许就是民族学与关于大自然的科学的结合，其中有形的世界和有感觉的主体将依据同样的步骤、同样的流畅性被把握，并将成为同一个知识体系的互补而不可分割的两极。 如果不是因为处境--假如没有战争和流亡的经历--列维-斯特劳斯很可能会继续探险，一次或数次。他渴望回到南比夸拉人那里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他却不具备继续这种活动的物质条件。偶然的机缘把他带到了拥有珍贵资源的美国。这位实地考察者隐没在大学教师的角色背后。美国积累了大量而无序的民族学材料，此时正好进行系统的开发，并且尝试作出必要的总结。为此，既需要书斋人士，又需要理论家。而这恰恰是列维-斯特劳斯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