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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哥哥,快醒醒!”3岁大的妹妹沙仑奶声奶气地喊,边喊还边扯着我的衣服。 我迷迷糊糊睁不开眼,努力想记起我这是在哪里。今天是万圣节,夜已经很深了。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这张床几乎占满了整间屋子。这间小屋在我们住的房子靠里的位置,在“大屋”的后面,而第八大道右街上的这座“大屋”是弗莱迪的姐姐贝希的财产。一想起这些,我就准备转身继续睡觉,想尽量多休息一会儿。虽然,睡觉有时也会做噩梦,但白天现实的生活还是让我更加恐惧。 从妈妈回来接我们团聚开始,我、奥菲利亚和母亲离开我们接受改造时生下的妹妹沙仑,我们几个就要直接面对继父弗莱迪了,生活的平静从此被打破,而且每况愈下。回想和阿奇舅舅、缇缇舅母一起的那段日子简直是天堂般的幸福生活,而与之相比,在继父弗莱迪这里我们简直不堪忍受。妈妈付出她全部的爱,试图保护我们,并说可以让继父对我们好些,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 我本能地认为,得想办法让继父喜欢上我,但不管我怎么努力,他都会把我的希望摔得粉碎,而且拳脚相加。在舅舅那里,我们几乎从未挨过打,但继父打我们那就是家常便饭,而这通常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他喝得醉醺醺,四处撒酒疯时,我们就成了出气筒。 开始,我还以为如果自己学习成绩好,会讨得继父的欢心。在我六、七岁前后,学校几乎成了我的避难所,我拼命学习,在学校的氛围中找到慰藉。从幼年开始接触书本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加之母亲的不断鼓励,我很快就能读书认字了。我最喜欢的女老师布罗德里克太太进一步帮我增强了对书本的兴趣,她常常要我在同学面前朗读课文,而别的同学就没这么幸运。因为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所以阅读就显得愈发的重要,特别是妈妈喜欢在忙完一天繁重的家务活后,坐下来听我向她讲述当天具体学了些什么内容。 母亲还一直觉得自己有一天能接受学校教育,获得在威斯康星州的教学资质。那时,母亲把心思都放在照料四个孩子身上,姐姐奥菲利亚、我、妹妹沙仑还有刚出生的小妹金牡。妈妈任劳任怨,白天要去帮助有钱人(白人)打扫房间,晚上如饥似渴地听我讲述当天学的功课,或是和我一起看我带回家的故事画册。《红气球》这本书我百读不厌,坐在妈妈身边,给她看故事的插图,书里讲的是在一座魔法城市里,有个小男孩和他的红气球一起飞上了天,在屋顶探险的故事。妈妈的眼睛闪着美丽而宁静的光亮,仿佛她自己也飞上了云端,也是乘着红气球一起飞,飞得越来越远。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故事发生的这座魔法城市就是巴黎,是在一个叫法国的地方。更想不到,后来我会不止一次的去过巴黎。 我在小学取得的成绩着实让妈妈感到自豪,但我若是还认为自己能靠成绩讨得继父的欢心,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继父弗莱迪大字不识一个,他一生孜孜不倦地独自高举反扫盲大旗,决心要把反对识字的斗争进行到底。继父当时已经三十出头,可是在密西西比他上到小学三年级就放弃了学业。打电话这种事还是很久以后他才学会的,当时他连这都不会。所有这些自然让他没有安全感,为试图掩饰这一点,他称所有能读会写的人都是“狗娘养的”。 当然,若是按照他的逻辑,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妈妈、我和姐姐在内,或是任何学问比他多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占他的便宜。从仇视的目光中,其实不难看出他每天就生活在这些“狗娘养的”人们中间,他们似乎时刻都在惦记着要揩他的油水。这种情绪再与酒精相混合就产生了严重的偏执与妄想。 虽然我逐渐开始意识到这其中的玄机,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还是努力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希望以此感化继父,能唤醒他身上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父爱。但一天下午,这个希望也破灭了,因为家里来了位客人,萨缪尔·梭特先生,也就是姐姐奥菲丽娅的亲生父亲。 机缘巧合,梭特和继父居然成了好友,酒桌上的兄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不仅是因为他们和妈妈都有过孩子,而且两人差距实在太大。每次梭特来家里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会充满一种特别的温暖,他周身都散发着那种南方绅士的特有魅力。他衣着得体,吐字清晰,是个典型的高中教师,他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口才极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甚至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个律师。虽然继父弗莱迪从来没说梭特也是狗娘养的,但他们俩实在是相差太远,因为继父总是习惯用武力解决问题。有时继父会端着枪在屋子里开道,挥舞着他的猎枪,大喊大叫:“让这些该死的东西给老子滚出去!”有时他会一手拿着半瓶威士忌,一手拿着点着的宝马烟,大声咆哮,手里还比比划划,在屋里横冲直撞。 老泰勒威士忌是弗莱迪的最爱,不过他也喝老祖父威士忌、老乌鸦威士忌或是顺手抄起的半品脱威士忌也完全可以。和那些讲究的黑人不同,他自己没有专用的威士忌小酒壶。他总穿一身工作服,牛仔布或卡其布,羊毛衬衫, 穿件T恤衫当内衣,再加一双工作鞋,还有就是寸步不离身的小酒瓶子。就这样他居然能在艾欧史密斯公司一直干到退休,养老金什么的一分不少,这对我而言又是个不解之谜。的确,他是个尽职尽责的钢铁工人,但是喝起酒来,他更是尽力又尽心。 下午当梭特来的时候,奥菲丽娅和我跑上去迎他,很快继父弗莱迪也进了客厅。梭特每次来都会带点小东西,通常是给自己亲生的女儿两美元,给我一美元,因为他把我也看作是他的养子。今天也毫不例外,梭特先是抱了抱姐姐,亲亲她的脸颊,把两美元放在她手心,然后姐姐挥挥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爸爸,再见!”然后就该轮到我了。 梭特看着我张开的手心,倒也没让我久等,先是夸我学校功课不错,然后就给了我张崭新的一美元钞票。我心里乐开了花,周身洋溢着幸福的感觉,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不就是我的爸爸吗?” “对呀,”梭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就是你爸爸,来,拿着……”接着又掏出一美元递给我说:“儿子,去把钱存到你的银行户头上吧。” 我乐得合不拢嘴,虽然我没有银行户头,但是突然多出的一美元,加上奥菲丽娅的爸爸同意做我的爸爸,让我兴奋不已,我正要转身,却听到继父弗莱迪狮子般的怒吼从天而降:“好啊,我不是你这兔崽子的爹,给我滚得远远的!” 也就在那一刻,我瞟了身后的梭特一眼,看到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弗莱迪,也许梭特心里想的和我不谋而合,就是弗莱迪说这些毫无道理,首先,我是在和梭特说话,其次,他的话实在过于伤人、过于蛮横无理。弗莱迪其实已无数次地重复过他的这些观点,此外还毫不留情地刻薄挖苦我的大耳朵。 即便我就站在一旁,人们问起我是谁的时候,他也会咆哮道:“鬼才知道这个大耳朵狗娘养的东西是谁的。” 然后他仿佛毫不在意似的,转过身来咧着嘴看着我,仿佛把我踩在他的脚下,碾碎我的自尊心,就能给他带来极大快感。受到这种侮辱,我即便是黑皮肤,此时也感觉脸已经窘得红到耳根。 还有一次,我在洗手间,听到外面有人找我,接着传来弗莱迪的咆哮:“我怎么知道这个大耳朵狗娘养的东西在哪儿。”他在人前这么说我已经让我忍无可忍,特别是看到我极力掩饰这话给我七岁的幼小心灵所带来的极度痛楚,他相当满足,但听到他在不知道我在附近的情况下,还这么说,我几乎痛不欲生。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的耳朵,想看看到底我的耳朵有多大,结果发现确实不小,这使得他的话显得愈发刺耳,即便是我长大后,这种感觉还让我心有余悸。 除了弗莱迪的恶言恶语不说,学校和邻居的孩子们也戏称我为小飞象“邓波”,就是迪士尼卡通片里的那只小飞象。所有这些仿佛悬在我头上的利剑,时刻准备把我的自尊自信劈个粉碎,加上没有个名正言顺的父亲,对我而言这更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别人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姐姐奥菲丽娅知道梭特是她的父亲,弗莱迪是沙仑和金牡的父亲。再说,我那些朋友个个都有自己的父亲。那天下午,当梭特给我一块钱的时候,在我敏感的幼小心灵深处,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从继父那里是得不到丝毫温暖和善意的。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制定了长远的打算,我暗下决心,等我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永远不会弃他而去,丢下他不管。但我一时间还想不出什么好的短期计划,怎么才能把 “没爹的孩子”、“大耳朵狗娘养的东西” 身上这种无形的标签拽下来,它不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也在无情地撕扯着我的自尊,让我坠入一种深刻的恐惧和无尽的黑暗之中,无法自拔。 这种恐惧来自继父弗莱迪在家的所作所为,来自他可能会愈发的变本加厉。我害怕自己一回家发现妈妈已经性命不保,担心姐姐妹妹以及自己都随时可能一命呜呼。担心继父弗莱迪再喝得烂醉,回家把睡梦中的我们打醒,用枪口对着我们,“狗娘养的,都给我滚出去!”他不止一次声称要把我们全都干掉,现在妈妈每天都是穿着鞋睡在客厅的长椅上,就是为了一旦有意外,可以最快速度抱上孩子,拽上我们去逃命。我还怕下次他再对身边的妈妈动粗,要是妈妈躲闪不及怎么办,而我在一旁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要是他对姐姐奥菲丽娅大打出手,那我也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或者干脆就是对我拳脚相加,而我也只能就这么忍着,我到底该怎么办,警察来了帮不上忙又会怎样,因为以前他们来了也根本无济于事,或最多是把继父带走,等他酒醒了再放回来,仅此而已。 我该做什么?究竟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连在学校也会时不时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为此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甚至让我想起那些在福利院做过的噩梦,那是因为大家都以为街上住的那个老太太是个巫婆,小时候最恐怖的时候也就莫过于此。有些梦实在可怕,吓得我醒都醒不过来,在梦里我觉得若能碰倒床头灯之类的东西,屋里的人听到后会来救我,离开梦中的是非之地。 “哥哥”,我在半梦半醒间,又听到小妹沙仑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回想了一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睡前,除了万圣节的“不给糖就捣蛋”游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之后,姐姐奥菲丽娅去参加了派对,看来她到现在还没回来。今天晚上后屋相当的安静,这里是我们从贝希姑姑那租来的,她自己做生意,而且在我们亲友当中只有她有房产,这房子的地下室就是她的美容沙龙--贝希美发屋。 沙仑带着哭腔,拽着我的袖子,说:“妈妈在地上。” 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把被子扔到一边,抓起睡袍,匆匆跑去厅房,来到前屋。妈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全无知觉,有个木板嵌在脑后,她身下和四周流了一摊血。看到妈妈不省人事,沙仑的哭声越来越高,“醒醒,醒醒!”她尖声喊着,“妈妈醒醒。” 我惊得目瞪口呆,慢慢才缓过神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学着警察做犯罪现场分析,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 首先我注意到,当继父用木板袭击妈妈时,她是想逃出家门去的,木板直接打到她的后脑勺上,用力太大导致木头直接打进皮肉之中,不只她身下有一摊血,血渍溅得到处都是。 接下来,让我惊恐万分的是妈妈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危在旦夕。一旁的保姆贝碧(她主要负责照看妹妹)正在忙着打电话叫救护车,想到医护人员已经朝这里赶来,我才稍稍松了口气,转身安慰沙仑。 血渍、恐惧、妹妹在抽泣,贝碧一直在念叨,只要到了医院妈妈就没事了,屋里到处是血渍,我努力想从这一切中理出个头绪来。“我该做点什么”,这个问题一下子跳了出来,答案是收拾厨灶!我总得让自己手里忙些什么事情,做什么都行。我需要让自己做点事,所以我飞快地跑到厨房,开始擦洗家里的老式厨灶,这厨灶似乎从清教徒时期起就开始用了,但已经满是煤烟。拿了块抹布、肥皂还有水,我开始全力清洗这个大家伙,同时我不停地祈祷,祈祷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主啊,别让妈妈死”,然后还有“主啊,别让人们进来,看到这里这么乱糟糟的”。 一想到那些白人医护人员还有警察看到屋子里到处是血,再有这个脏兮兮的炉灶,实在是太难为情了。所以我要把这里收拾干净,让人觉得住在这儿的这家人是很讲究的,不是邋邋遢遢的。继父是个例外,他又一次让家里的女人受皮肉之苦,还流了血。 救护车到了,救护人员马上进屋来,和保姆贝碧和贝希了解了情况,当然没人顾及我,取下妈妈头上的木板,把她抬上担架,上了救护车,急驰而去。 即便在这时,我还在努力收拾着,要想从混乱中找出条理来,这是我能想出的唯一法子。那天夜里,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那么小,我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让自己的情感冰封雪藏,也只有这样我才能熬过来。 我所有这些努力没能帮上妈妈什么忙,倒是多亏她自己的头骨结实才让她捡回一条命来。第二天,她满头绷带,颤颤巍巍,但神志还算清楚,说绝对不许继父再回到这个家来。她能如此痛下这种决心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她对我们大家,郑重发誓:“他再也不可以回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整整一周,我们都没见到继父的影子,正当我刚要舒一口气时,他却回来了。这种反复我并不陌生。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了。每次他回来都会信誓旦旦,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但是他的反复无常我们早已见怪不怪。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故伎重演,但是大家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我搞不清为什么妈妈每次都会心软,我也没问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知道每当我们想逃离这里时,往往会使我们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虽然短时期内,对于现状,我无计可施。但我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长期计划。不但以后我的孩子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也绝不会成为继父那样的人,不会威胁、恐吓、伤害女人和孩子,更不会使用暴力。我也绝对不会过度饮酒,让自己行为失控。这个计划不断地发展完善,仿佛弗莱迪是在给我上了一课,教会我怎样成长,怎样不去变成像他那样的人。而在当时我对他有的只是仇恨,那种渗透在我的血液里和骨子里的仇恨。 些许报复的小火苗在悄悄燃烧,对于一直困扰我的无能为力而言,这似乎是一剂解药。我就做点小小的尝试,看看自己到底能把继父怎么样。比如,我知道他自己不认字,因此感觉受到所有识文断字人的威胁,从这里我想出了点门道。 有时,我故意大声朗读,其实没什么理由,就是想让他知道:也许我耳朵确实比别人大,但我会读书,而且还成绩优异,你可以对我们大打出手,但你就是不认字。有时候,我还更过分,捧着书,故意问妈妈,声音大到继父肯定能听得到,“这是什么啊?”或是换个说法:“这个字该怎么写呢?”有时我甚至就干脆问他本人,某个字该怎么写。 妈妈总是温柔地看着我,用她会说话的眼睛告诉我:儿子,答案你自己清楚的啊。这是我俩的秘密,知道他也奈何不了我们,所以她就大着嗓门回答:“我不会,不知道。”然后我们两个相视一笑,开心之极。 最后,就是发生木板事件的同一年冬天,深夜,妈妈和我以及其他孩子一道准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了。弗莱迪用皮带抽打妈妈,这已经不知是多少次了,然后他扬长而去,到附近的酒馆喝个烂醉。妈妈从地上爬起来,用冰块敷在自己红肿的脸上,寻求我们的帮助。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她没再多说什么,姐姐奥菲丽娅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把衣服和杂物收在袋子里,没等她发话,就很快干完,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一切。我们没再和什么亲戚住在一起,母亲在第六街租了个住处,离第八大道右街的后屋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堆在一个购物车上,四个人站成一排就准备上路了。这时,我看到她神色慌乱,在口袋和钱包中翻来找去。抬头看着二楼的房门,她悲伤地摇了摇头:“钥匙……我没有钥匙。”说完,她整个人几乎都要垮了。 仔细看了看建筑的构造,我指着一个杆子说,我可以爬上去,跳到走廊上,爬进窗子,从里面把门打开。我当时瘦瘦小小的,爬树对我而言不在话下。我不仅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得到,更重要的是此举绝非寻常,这扇门是要通往新的生活,从此我们就不再受弗莱迪的骚扰。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此时的我要和弗莱迪开战。我别无选择,只能赢。就按我说的,我逐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顺着杆子爬上屋顶,从屋顶跳到走廊,幸好,窗户正好开着,我就势溜了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飞奔到楼下,母亲的脸上满是自豪与欣慰,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晚就安顿下来,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看到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是担心弗莱迪会再找上门来,把我们再次控制在他的魔爪之下。 “他不会来的,”母亲安慰我说,“他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家的客厅,听到有个男人大嗓门的说话声,似乎在威胁着什么,好像是在说钱或是房租的事情。但那人不是弗莱迪,而是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白人。那家伙穿着厚厚的冬衣,说话毫不客气,母亲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冲进厨房,拿了把切肉刀就转身回来,用刀指着那个白人,怒吼道:“不许你这么和妈妈说话。” 母亲瞅了我一眼,让我注意措辞和语气,要礼貌些。 我们对视一下,我用眼神示意自己会听妈妈的话。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手里依旧拎着刀,又说了一遍,但是口气缓和了些:“先生,请不要这么和我妈妈说话。” 他转身走了,屋里只留下我和妈妈。不过遗憾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别人用这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妈妈、对我以及姐姐妹妹发号施令。在以后的日子里,当那些白人或有钱人这么和我说话时,我一直都在咬牙克制着自己反击的冲动。 需要我们马上面对的事情就是弗莱迪又回来了。他周而复始的性格反复又要开始了。每经历这么一次反复,我对他的仇恨则会再添几分。刚刚一个多星期,我们又要收拾行李,回到那间后屋,而太平的日子弗莱迪最多能坚持个把星期。失望和不解啃噬着我的心。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妈妈曾经入狱,她最怕弗莱迪会再把她弄到监狱里去。再往后,我才完全明白,妈妈经济上无法独立,更无法养活四个孩子,所以就根本谈不上能逃脱得了,但在当时我能理解的是妈妈确实有难处,她进退维谷。 我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想出应对之策。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当时我正看着弗莱迪在吃妈妈做的饭菜,是美味至极的炖猪颈骨。看弗莱迪进食就像城里的小孩看肥猪在猪食盆狼吞虎咽一般,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厌恶。但这次不一样,看着他敲骨吸髓,吧嗒着嘴,在餐桌上磕打着骨头,我对他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弗莱迪根本不知羞耻,因为他自己不仅吃相猪样十足,而且打嗝、放屁、打喷嚏从不掩饰,样样精通。就是这样一个粗鄙男人,不仅长相,甚至暴烈的性情和极强的攻击性和拳王桑尼·里斯顿颇有相似,而且天天叼着宝马烟,再加上嗜酒如命,还有威士忌不离手,此外还动辄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家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嘲笑、侮辱、斥责、辱骂我们,特别是我,丝毫不会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人性可言。是因为我是家里除他以外唯一的男性?还是因为我能读书认字,抑或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要么这其中有着很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情?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