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的希望——序言

    从我开始参加政界竞选，至今已近十年。那时，我才35岁，从哈佛法学院刚毕业四年就结了婚，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好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有个空位，一些朋友就建议我去竞选。他们觉得我作为一名民权事务律师，又是社区负责人，社交广泛，候选人的位子唾手可得。和妻子商量后，我参加了竞选。像所有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一样，我不放弃任何一次谈话的机会。我去过街区俱乐部的集会，参加教会活动，还去过美容院和理发店。如果见到街头拐角有两位交谈的人，我便会走过马路，递给他们竞选宣传册。无论我到哪里，我常常会遇到类似的两个提问。    “你这滑稽的名字哪儿来的？”    接着又是：“看起来你挺不错嘛，为什么要趟政治这滩浑水？”    对这个问题我丝毫不感到陌生。早在几年前我刚到芝加哥，在一个低收入的社区工作时就遇到过类似问题。这不仅是对政界的嘲讽，还是对公众生活的挖苦。助长这种愤世嫉俗心态的是那些屡见不鲜的廉价承诺和空头支票——至少在我想代表的南部地区是这样。我常笑着点头回答，我能理解这种怀疑的态度，但不能否认，曾经并且一直以来都存在另外一种政治传承，它贯穿了从建国之处到民权运动的辉煌时期；它基于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彼此之间攸息相关；它令我们彼此之间团结压倒分裂。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民信仰这个传统并付之行动，即使我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终归会有所作为。    我想，我的演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我不清楚那些听众是否也这么想，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欣赏我的诚挚和青年壮志，所以我成功地进入了伊利诺伊州议会。    六年后，当我决定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对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一切迹象显示我的事业选择似乎是明智的。我在少数党为任两期后，民主党最终掌控了州参议院。随后，我通过了包括从伊利诺伊州死刑制度改革到开展州儿童健康计划的许多法案。我一直坚持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我喜欢这个工作，常常会有人邀请我做巡回演讲。我保持了独立、奠定了声誉、稳固了婚姻，可这一切在我踏进首府华盛顿时——至少从统计上看――都面临着风险。    过往的日子都是有代价的，我想其中一些代价是随着人慢慢变老而来的。留心的人会发现，年复一年只会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缺点，那是一些盲点，是一些反复出现的思维定势，它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而时光的推移几乎注定了这一切只能每况愈下。蹒跚走路必然会引起股痛，道理如出一辙。在我身上，有个缺点一直让我心神不定：即便工作一帆风顺，即便恩惠近在咫尺，我都缺乏欣赏之心。这是现代生活的通病，我想，这也是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通病，这一点在政界再明显不过了。但谁也讲不清到底是政治本身鼓励这个特性，或只是吸引了那些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曾经有人说过，人不是完其父愿，就是缮其父过，我想这倒可以用来解释我的缺点或其他东西。    不管怎样，我正是在这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2000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一位传媒顾问共进午餐，他此前一直鼓励我再次竞选国家职位。    “你已经意识到政局变了，对不对？”他一边用指尖拨弄沙拉，一边问道。    “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两个人都低头注视他身旁的报纸，上面头版就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Laden）。    “真够糟糕的，不是吗？”他摇着头说。“真是不幸。当然，你没法改名字了，否则投票者会怀疑的，要是你的事业刚刚起步就好了，你也知道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个别名什么的，但是现在……”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抱歉地耸了耸肩，之后示意服务生买单。     我怀疑他是对的，而这种想法疯狂地吞噬着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政治家在我跌倒的地方超越我，荣升到更高层的职位，更加有所作为，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嫉妒的滋味。政界的乐趣――激动不已的辩论、热情洋溢的握手、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画面开始褪色。而工作中的琐事却让我越来越烦心：对金钱的乞求，宴会结束后路上又超出两小时的驾车，难以下咽的食物、令人窒息的空气，与妻子通话的只言片语。尽管她至今一直陪伴在我身旁，但她对独自照管孩子的日子感到失望，也开始质问我生活的孰重孰轻。连那些曾经放在首位的立法工作和政策制定，我也开始觉得不着边际，离那些全国性的大事――税收、安全、保健、就业等相距甚远。我开始怀疑自己所选的道路，我开始觉得自己和想象里的那些演员、运动员一样，多年来为了追寻某一梦想，埋没于小小的舞台，或守候在替补席，到头来发现自己的才赋和命运已经穷途末路。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现在他不得不面临选择：是成熟一些去接受现实并开始明智的追求，还是拒绝接受真相，在惨淡度日、终日吵闹不休中而含恨终生？    否定、愤怒、交涉、绝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经历了心理专家划分的所有阶段。在某一点上，我接受了缺少天时地利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认命了。我又回到州参议院工作，对于自己权责之内的改革和动议权感到心满意足。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看着女儿们长大，好好地珍惜妻子，策划今后如何挣钱。我锻炼身体，读小说，开始欣赏日月交运，四季更替，生活对我没有任何压力。    我想正是这种坦然接受的心态让我有了竞选联邦参议员这个惊人的想法。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跟妻子这样说，在我获得一个更安稳、更高薪的工作以前，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许出于同情之心而不是信服，她居然同意了。但她同样暗示我，她更喜欢的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家庭生活，否则，我就不用指望她的支持。    我不想让她为我长期的艰难处境操心。现在职共和党人彼得•菲茨杰拉德（PeterFitzgerald）曾耗去1900万美金的家产让前任议员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MoseleyBraun）下了台。其实他并不十分知名，也不是那么喜欢政治。但是他家财万贯，加上他为人还诚实，这让他赢得选民们的一些尊敬。    在新西兰做了一段时间大使后，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曾一度复出，试图收回州议员的宝座。她的成功机率很大，所以我只好将我的计划搁下。没想到她却决定竞选总统，这让其他所有人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参议院竞选。等到菲茨杰拉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选时，我面前主要有六位竞争对手，其中包括在任州财务司长、一位身价上亿的商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Daley）的前任首席参谋，以及一位女黑人保健专家，光她手里那笔可观的财产，就足以分裂黑人的选票，令我仅存的希望毁于一旦。    可我不在乎。没有奢望之忧，凭借几份有效签注给我带来的信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当中，找回了以为失去了的激情和快乐。我雇了四个机灵的助手，都是二三十岁出头，薪酬也不算太高。我们找了一个小办公室，印制了信笺抬头，装上了电话和几台电脑。我每天给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试图得到[P6]他们的回复。我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却没有一个观众。我们签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sDay）游行活动，却被安排到游行队伍的最后。我和十位志愿者只能朝滞留在路边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挥手，并且发现身后几步远就是城市清洁车，工人们正在清理垃圾和路灯柱上的绿色三叶草贴纸。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驾车游说的，首先从芝加哥的一个个选举区，再到各县各镇，最后跑遍了整个州。路过大片的玉米地和豆子地，火车轨道和贮料仓。整个过程举步维艰：没有州民主党组织机构的支持，没有一份像样的邮件联络名单，更没有好好地利用网络优势。我只能靠朋友和熟人关系去敲开每一扇陌生的大门，或把拜访安排在教堂、工会大厅、桥牌小组或“扶轮社”（RotaryClub）这些地方。有时赶了几小时路程后，发现只有两三个人围坐在餐桌旁等我。这时我还得让主人别介意到场人数，而且少不了把他们准备的点心赞美一番。有时候我会坐等到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束，而牧师却把我发言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地方工会领袖同意我给工会会员讲话，紧接着就宣布工会支持其他候选人的决定。     不论在北岸那些轩昂气派的豪宅，还是西区那些靠楼梯上下的楼房，抑或是布鲁明顿（Bloomington）郊区的农家，不论对方是两个人还是五十个人，也不论对方是友善还是冷漠，或者偶尔还会带有敌意，我尽量做到少言多听。我聆听他们谈论自己的工作和生意、当地的学校；他们对布什的怒气，还有对民主党的不满；甚至谈论他们的狗和自己的背痛，他们参加的战役以及儿时的记忆。有的人在谈起昂贵的医疗保险费和锐减的就业机会时振振有词，有的人重复着他们从拉什•林博（RushLimbaugh）或公共电台听来的消息。但大多数人都忙于工作或照顾孩子，无心过问政治。他们讲的都是眼前的事：倒闭的工厂，升职的机会，高额的供暖账单，养老院里的单亲和幼童的早期教育。     连月以来的谈话让我有所感悟。如果要说，那就是我发现原来人们的希望原来竟是如此朴实。一致的信念的是没有种族、地区、宗教和阶级之分的。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一个人想工作，就应该可以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人们不应该因为生病就必须去申报破产；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真正的教育——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嘴上；穷人的孩子也应该能上大学。他们想要远离罪犯和恐怖分子的安全感，想要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想要有更多陪孩子的时间。他们想在年老时能够体面地退休并受人尊敬。     他们想要的就只有这么多。这算什么。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主要靠自己去奋斗，也并不指望政府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当然更不想看到他们的纳税被滥用，但还是觉得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帮助。     我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对的。政府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但只要政策稍有倾斜，全国上下一起努力，就可以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过体面的生活。听到这，人们更多会点头同意，并询问参与的办法。当我又上路时，副驾驶座上摆着一张地图，我驶向下一个目标，我此时再次明白了自己当初从政的原因。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力量。     这本书直接取材于竞选一路上的谈话。从与选民间的对话中，我看到了美利坚民族的道德规范，我更加意识到，正是这些人的理想贯穿了美国历史，并不断鞭策着我们的集体正义感；正是共同的价值观让我们求大同而存小异；也正是这一脉相承的希望鼓舞着我们的民主政治不断开拓进取。这些价值观和理想不仅仅是刻在大理石纪念碑上，或者在历史书的背诵中，它们更多地存活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内心，并感召着我们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我知道这么说的风险有多大。在这个全球化和科技风云变化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残酷的政治战争和文化持久战的时代，我们连一种畅谈理想的共同语言都没有，更不用说让全民族达成一致去致力理想的实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清楚那些广告商、民意调查者、演讲撰稿人和评论家所玩弄的把戏，知道他们嘴里的那些浮夸字眼儿无非是为了冷嘲热讽，而真正高尚的情操却毁于权力、谋私、贪婪或偏执的名下。甚至连标准的中学历史课本上都开宗明义地道出美国现实生活与美国神话有很大的出入。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任何坚持共同理想或价值观的主张，经常用来掩盖政策和执行上的严重分歧，或者更坏到用来捂住那些不满当前制度体系的抱怨之口。这样的主张即便不是危险重重，也是幼稚透顶。     然而，我的观点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需要搞一次民意调查来确信大多数美国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已经厌烦充满利益纷争的政治死局，厌恶少数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加自己的“绝对真理”。不管来自“红州”还是“蓝州”，我们都深感政治辩论中缺少诚实、严肃和常识，都憎恶看似依旧虚伪狭隘的选择菜单。不管信仰宗教与否，不管肤色是黑是白或棕色，我们都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在被忽视。如果不尽快调转航向，我们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把由强变弱的美国留给后人的一代。或许在美国近代史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它能够唤醒我们的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团结整个美利坚民族。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怎么开始去改变我们的政治和民生？并不是说我清楚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做。尽管在我每章都讨论了许多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并粗略地给出了一些可行的个人建议，但我的解决方法也经常是片面不完整的。我并没有在此给美国政府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这些书页也没有提出一个行动宣言，没有配备完整的图表、时间表以及“10项方针”的行动纲领。    恰恰相反，我这里所说的是一些更朴素的东西：自省引导我走向公众生活的价值观和理想，反思当今政治话语中无益地制造对立的伎俩。当然，还有从我自己作为参议员和律师、丈夫和父亲、基督徒和怀疑论者的个人经历出发，基于追求共同利益的理念，给出我认为构建政治的最佳方法。    本书的结构体系安排如下：第一章盘点了美国近代政治史，并试图探源当今激烈的党派偏见；第二章讨论了新的民众政治赖以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第三章探究了宪法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源头，同时它还是组织民主对话、探讨共同未来的工具；第四章讲述了一些包括金钱、媒体、利益集团及立法程序在内的体制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连那些抱负远大的政治家都难逃一劫；剩下的五章就如何跨越分歧，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给出了意见。这些问题包括：许多美国家庭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风险，国内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聚集在美国周边虎视眈眈的跨国威胁，如恐怖主义和流行病等。    我猜一些读者会发现上述问题的讨论有些比例失调，对于这一点，我供认不讳。毕竟我是一位民主党人，我对大多数话题的见解会更符合《纽约时报》的社论，而不是迎合那些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我对那些始终偏袒有钱有势者，却声称政府为所有人创造了机会的政策感到愤慨。我相信进化论，相信科学研究和全球变暖。不管政治上正确与否，我坚信自由演讲的权利。我对那些利用政府把个人宗教信仰（包括我自己的）强加给他人的做法表示怀疑。还有，我无法摆脱自著自书的局限，因为我不得不透过一个混血黑人的镜头去审视美国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历代和我一样的人们是如何受到压迫和蔑视的，永远不会忽略种族和阶级仍旧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管其明显与否。    但以上这些并非我的全部。我也想过我的党派可能有时也会自以为是、孤立或者教条主义。我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公平竞争和企业家，我认为许多政府计划都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开展。我希望这个国家少一些律师，多一些工程师。我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上更多地伸张正义。对于敌人，我很少寄予幻想；对于我们军官的胆略和勇气，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对于那些以种族和性别歧视为基础，追求性并无视受害者的政策，我一概拒绝。我认为城市中心的苦恼大部分来自于文化上的衰落，这是无法单纯用金钱治愈的，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国内生产总值。    毫无疑问，我的一些观点肯定会给我带来麻烦。在国内政坛，我不过是一位刚刚出道者而已，所以，必然会招来各政派人士的议论。这样，我也必然会让其中一部分人（即便不是所有人）而感到失望。可能这就表明了本书第二个更私人化的主题：我或者任何一位公众人物如何才能避免掉进追求名利、渴望奉承、惧怕失败的陷阱，从而保住那份真理的精髓，保持住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独特的声音，这个声音时刻提醒着我们最坚定的承诺。    最近，一位负责国会山（CapitolHill）报道的记者在我去办公室的途中拦住了我，她说很喜欢我的第一本书。“我在想，”她说，“你的下一部书还能这么有趣吗？”其实她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已是联邦参议员了，我怀疑你还能如此诚实吗？    有时候我也很怀疑。希望我能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