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梦想——没有预见到她的成功

"我没有大声嚷嚷！上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没等他说完，图已经径直走回了他们自己的卧室，然后外祖父就带着满脸的沮丧和怒气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越来越熟悉这样的交锋了，因为外祖父母总是由于一个俗套的导火索而吵得不可开交，这个导火索源于大家都很少提及的情况--图赚的钱比外祖父多。她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女强人，在一家当地银行担任首位女副总裁。即使外祖父会说，他始终如一地支持鼓励她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随着外祖父的收入为家里做的贡献越来越少，她的工作就成为了他们之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和产生痛苦的缘由。 即便是图自己也没有预见到她的成功。没有大学学历，她就从秘书开始做起，补贴由于我的意外降生所带来的额外支出。但是她思维敏捷、判断理智，并且工作能力非常强。她遵循着职场规则步步升迁，直到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便有能力也不足以让她继续发展。她在那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年，几乎很少休假，看着她的男同事不断地在公司往上升迁，懒洋洋地在高尔夫球场和马术俱乐部里交流信息，成为有钱的男人。 我母亲不仅一次地告诉图，银行不应该这么公然地纵容性别歧视。但是图对我母亲的评论不置可否，她说每个人都能找到抱怨的理由。图没有抱怨。每天清晨，她在五点钟醒来，脱掉在公寓里穿着的凌乱的穆穆袍，换上一套裁剪讲究的套装，穿上高跟鞋。她容光焕发，胯部系着腰带，她稀疏的头发变得有质感。乘坐6-30路巴士去市区的办公室上班，她总是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时不时地，她会对自己的工作流露出些许自豪，高兴地告诉我们当地金融报纸没有披露的内幕消息。我更大一些以后，她会和我谈心，告诉我她一直希望能有一所带着白色围篱的房子，每天可以烘焙蛋糕饼干、玩玩桥牌或者在当地的图书馆当志愿者。我对她这样的坦诚感到惊讶，因为她很少提及她的希望或者悔恨。这也许是真的，或许也不是真的，她会比较喜欢自己想象中的不同的过去。但是我了解到她的工作跨过了那样一个阶段，那时，一个离家在外的妻子的工作，无论对她本人或者对外祖父，都并没有什么可吹嘘的--它代表的只是逝去的岁月和违背的承诺。图认为支撑她能继续前进的是她外孙的需要以及她祖先的斯多葛哲学。 "巴，只要你能好好干，"她不止一次地说，"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那就是我的外祖父母生活的方式。他们还在为到他们公寓拜访的稀客准备生鱼片。外祖父还是会穿着夏威夷风情的衬衫去上班，图还是坚持被叫做图。然而，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夏威夷的雄心壮志却已经逐渐耗尽了，现在的生活一成不变--比赛日程、消遣和天气--成为他们的主要乐趣。他们偶尔会抱怨说，日本人怎样霸占了岛屿，中国人如何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在"水门事件"的听讼期间，我母亲探听出他们投票支持尼克松，也就是1968年竞选中那位遵纪守法的候选人。我们不再一起去海滩或者远足了；在晚上，外祖父会看电视，而图会坐在房间里读凶杀恐怖小说。现在只有一面新窗帘或者一个制做冰淇淋的高手会令他们感到兴奋。似乎，人过中年，他们都不再关注那些曾经带给他们满足感的东西了。在流光易逝中不断积累的成熟、合理地释放活力以及对于取得成就的认可，让他们的灵魂得以自由。在我不在的有些时候，他们决定要减少损失，满足于彼此相依为命。他们不再有任何期待。 随着夏天接近尾声，要开学了，我开始越来越躁动不安。我主要是想找到许多同龄的小伙伴；但是对我的外祖父母来说，我能够就读普纳后私立学校，是个意义重大的起点，他们尽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标志着家族地位的上升。普纳后私立学校由传教士于1841年创办，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名的预科学校，一个培养岛上精英的摇篮。如此高不可攀的声望还曾经让母亲犹豫是否把我送回美国：因为外祖父母告诉她，让我入学将会非常不容易；等候的名单很长，只是在外祖父上司（他是那个学校的校友）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被纳入考虑范围（我第一次积极行动的经历，似乎没有受到什么种族的影响）。 在过去的夏天里，我已经被普纳后学校管理入学工作的人员面试过很多次了。她看上去是一个精干并办事有效率的人。她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脚才只能勉强够到地板，竟然盘问我设定了什么样的职业目标。面试过后，她带着外祖父和我参观校园，校园建筑占据了几英亩的面积，校园里到处是青翠的土地和成荫的树木，那些老旧的石头校舍和现代的钢筋玻璃大楼夹杂在一起。校园里有网球场、游泳池和摄影工作室。我们走在向导后面的时候，外祖父用手臂搂着我。 "天呀，巴，"他小声地说，"这里不是学校。这就是天堂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回到学校来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