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梦想——他们"不是"我的同胞

他们"不是"我的同胞。 然而这样的争吵并不频繁；在我妹妹玛雅出生后，在他们分离后直至最终的离婚，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罗的十年之后，母亲帮他到洛杉矶治疗肝病，那种肝病原本会在他五十一岁时就夺走他的生命，母亲和罗罗之间始终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我经历到的紧张气氛，大部分与我母亲对我态度的逐渐变化有关。她本来一直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度尼西亚：这使我相对自立，在紧张的财务预算下没有太高的要求，相对于其他的美国小孩显得特别有礼貌。她教育我蔑视在国外的美国人身上经常流露出来的无知、傲慢和自大。但是现在她已经明白了，就像罗罗早就知道的那些，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机会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机会是截然不同的。她清楚，她想要让她的孩子站在哪一边。我是一个美国人，她决定了，我真实的生活并不在这里。 她最初的努力集中在对我的教育上。没有钱送我去国际学校，那是大部分在雅加达的外国小孩读书的学校，于是，她从我们到达的那时起，就在我的印尼学校教育之余教导我相应的美国课程。 现在她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了。一个星期中有五天的时间，她都会在早晨四点就走进我的房间，强迫我吃早餐，开始教我三小时的英文，然后我去上学，她去上班。我强硬地抵制这种制度，但是不管我编造了什么样的理由，不管是对于不足信的（"我胃疼"）或者确切是真的（我的眼皮每五分钟就耷拉下来了），她都会耐心地用她那最有力的话反驳： "小鬼，这对我来说同样也不是去野餐。" 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外祖母的声音时不时因此出现。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那个。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巴里。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粉色的肉翻了出来。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罗罗！" 我母亲讲到这里的时候笑了起来，那是一个母亲原谅了她的孩子过去曾犯下的过失的笑声。但是当她想起罗罗建议等到早上再送我去缝合伤口，想起她不得不严词厉色地要求我们那个唯一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她的语调稍微有些变化。她还记得，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她回想起她狂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直到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穿着拳击短裤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二十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她一直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但是她身边没有人相信能与险恶的命运相抗争。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