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梦想——这样的时代最好被忘掉

他从不会回答。她问得越多，他就越坚持他那和善的沉默。"为什么你要为这些谈资担心呢？"他问她，"为什么你不为参加晚宴买件新衣服呢？"最后，她向罗罗的一个堂兄抱怨，这位堂兄是个儿科医师，他在战时曾帮忙照看罗罗。 "你不会明白的。"堂兄温和地告诉她。 "明白什么？" "罗罗回来后的环境啊。你知道的，他并没有计划从夏威夷那么早回来。在肃清期间，所有在海外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地统统被召集回来了，他们的护照作废了。当罗罗走下飞机时，他根本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见他；军队的官员把他带走了，对他进行盘问。他们告诉他，他被征入伍了，并且得去新几内亚的丛林里一年。他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些在东欧前共产国家里学习的学生情况更糟。许多人仍然被监禁着，或者失踪了。 "你不要对罗罗太苛刻了，"堂兄又重复说道，"这样的时代最好被忘掉。" 我母亲迷惑地离开了堂兄的住所。外面，艳阳高照，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她没有坐出租车回家，开始漫无目的地走着。她走到一个富裕的邻近住宅区，在那里，那些带着高高铁门的超大的房子里，住着的都是外交官或者将军。她看见一个赤脚的妇人，披着一条破烂的围巾，慢慢走进一个开着的大门里，走上一条车道。在车道上，一群人正在清洗一排车，都是梅赛德斯-奔驰和路虎。其中一个人喝斥着妇人，让她离开，但是妇人站着不动，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她的脸上满是忧愁。最后，另一个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硬币，丢到路上。妇人飞快地追赶硬币，不断地反复检查路面，把硬币拢到胸前。 "权力。"这个词就像诅咒一样烙在我母亲的心上。在美国，权力在表面上仍然是隐藏着的，除非你深入地挖掘；除非你拜访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或者和一个信任你的黑人交谈，你才能感觉到。但是在这里，权力是毫不掩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它赤裸裸地存在着，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记忆中。权力已经把罗罗带走了，把他拽进了他以为已经逃脱的世界里，让他觉察到它的分量，让他明白他的生命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事实；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在规则下生活，一旦你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罗罗已经可以和权力和平共处了，懂得了遗忘的智慧；就像他的妹夫那样，在一个国有石油公司当高管，赚取了几百万；就像另一个兄弟曾试过的那样，只是他失策了，现在沦落到不论什么时候过来拜访，总会偷走几件银器，然后把它们卖掉去换一些散烟。 她记得，曾经有一次她无休止的问题终于让罗罗生气时，他告诉她的话。"内疚是一种只有外国人才能拥有的奢侈，"他说道，"它就像随意地说出你脑中突然出现的想法。"她不知道失去一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醒来后她感觉胃部很疼痛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通往安全的道路会是多么拥挤险恶。稍不留神，人们就容易跌倒、后退。 当然，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外国人、中产阶级和一个白人，不管她是否愿意接受，她都被她的遗传所保护着。如果事情变得一团糟，那么她随时可以离开。这种可能性抹煞了她可能对罗罗说出的一切；这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障碍。现在，她看着窗外，看到罗罗和我已经在继续打拳了，在我们站立的地方，草地被踩平了。这个景象让她轻微地发抖，她站起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 权力正在带走她的儿子。 回顾以往，我不敢保证那几年罗罗是否完全了解我母亲的经历和感受，为什么他努力工作为她所提供的一切，仅仅只是增加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不是那种会自我反省这些问题的人。相反地，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期，他不断往上高升。借助他妹夫的帮助，他在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我们搬到了位于更高档的邻近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汽车取代了摩托车，电视机和收音机取代了鳄鱼和猿猴塔塔；罗罗能够在公司俱乐部里请我们吃饭了。有时我会听到他和我母亲在房间里争吵，原因经常是由于我母亲拒绝去参加他公司的晚宴，在那些晚宴上，来自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商人会拍着罗罗的背，吹嘘他们成功地用贿赂取得的新的海面开采权，而他们的妻子会向我母亲抱怨印尼用人。他会问她，如果他单独前往，其他人会怎么想，提醒她，那些人是她自己国家的人，然后我母亲会近乎尖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