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梦想——令人窒息的孤单

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发达，完全不同于美国--这是她知道的所有情况。她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痢疾和热病，洗冷水澡和蹲在地上开的洞小便，经常断电，热浪和打不完的蚊子。非常不方便，确实，然而她会比外表看上去的坚强，比以往她所认识的自己坚强。不管怎样，那是在巴拉克离开后，把她推向罗罗的部分原因，对崭新而重要的事情的承诺，在她父母不能及的地方，帮助她的丈夫在一个情感深厚但又困难重重的地方重建国家。 但是她没有准备好迎接孤单。持续的、令人窒息的孤单，那是她真的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罗罗热烈地欢迎她，尽他所能让她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她提供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让她感到舒适。他的家人对待她的态度得当而宽容，把她的儿子看作他们自己的孩子。 然而，在她和罗罗分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充满了朝气，总是迫切地要实行他的计划。当夜幕降临，他们独处的时候，他会跟她说起，一个在战时成长起来的男孩的故事，看着他的父亲和长兄离家去参加革命军，听到他们战死了，还有一切都没有了的消息，荷兰人的军队放火烧了房子，他们的飞机在乡间的上空呼啸，他的母亲曾经为了换取食物把她的金首饰都卖了。事情会起变化的，因为荷兰人已经被赶跑了，罗罗告诉她；他会回到家乡，进入大学教书，成为那种变化中的一部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谈天了。事实上，他似乎很少和她说话，只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只有当手头有事的时候，得修补漏洞或者准备一趟拜访住得远的表亲的旅行。好像他被拉进了一个隐藏的黑暗中，遥不可及，把他最明朗的部分带走了。某些夜晚，她听见他在大家都睡着后起床，手里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独自舔舐着内心的秘密。还有一些夜晚，他会在睡前藏一把手枪在枕头下。不管什么时候，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温和地回拒她，说他只是太疲劳了。好像他变得有些不信任话语了。话语，有感情的话语不见了。 她怀疑这些问题跟罗罗的工作有关。她刚到印尼的时候，他在军队里当地质学者，勘查道路和隧道。那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并且报酬不多；仅仅是买一个冰箱就花了两个月的工资。而且现在还要养一个妻子和小孩……难怪他消沉了。她不远万里过来不是要成为一个负担的，她决定，她要拿出自己的力量。 她很快就谋到了一份差事，在美国大使馆里教印尼商人英文，这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钱使得家庭经济有了起色，但是没有赶走她的孤独。那些印尼商人对英语的优美并不感兴趣，有些甚至不听她的课。那些美国人几乎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男人，有些是国务院的野心家，那些经常神秘消失数月的临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跟使馆的关系或者在使馆的作用从来都不明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丑陋的美国人的滑稽代表，喜欢开关于印尼人的玩笑，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印尼人结婚了，然后他们会试着澄清--不要太在意吉姆的话，他热昏头了。对了，你儿子好吗，那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男孩。 这些人了解这个国家，即使只是不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埋葬尸骨的墓室。午饭后或者随意聊天时，他们会跟她说一些她无法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上知道的事情。他们告诉她，美国政府已经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盛行而烦恼不已了，而苏加诺却如何使得美国政府的神经进一步紧张，还有他的民族主义之巧言令色以及他的不结盟政策--他就像卢蒙巴或者纳赛尔一样讨厌，只能是更令人讨厌，这让印度尼西亚有了战略重要性。即使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但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了政变。更确切的事实是，政变后，军队扫遍乡村，搜寻假想的共产党的支持者。死亡人数只能靠猜测：有可能是几十万，或者五十万。即使是使馆里最聪明的人也统计不出。 通过旁敲侧击地悄悄谈论，她发现，即使在现代，这个国家仍然存在残酷而又迅捷的镇压运动，而这种镇压过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来到雅加达了。这种想法使她感到惊恐，历史能够如此毫无保留地被吞没，富饶肥沃的土地能够一滴不剩地吸收那曾经流遍街道的血河；人们能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在新总统的大肆宣传下继续生活，这是一个忙于发展的国家。随着她印尼朋友圈的扩宽，有些朋友会愿意同她说其他的故事--遍及政府机构的腐败现象，政府在警察和军队冲击下的摇摇欲坠，所有的行业都在为总统的家族及其随从服务。每听到一个新的故事，她都会自己跑去跟罗罗求证："这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