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观止（上下册）——经济因素的影响

经济因素的影响 事实证明，经济困难时期，人们的性欲受到限制，而经济繁荣时性欲的表露则受到鼓励。当面临经济萧条时，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必须投入到经济复兴和重建这一首要任务中去；而性生活，尤其是那些与生育目的无关的性关系，与其他的娱乐和无聊之事一样，都注定与当时那样一个节俭的时代不合拍（Schmidt，1982）。 西方社会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就存在这样一场经济挑战，由此导致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性生活的诸多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经过一场动荡之后，国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大批大批的美国人步入了富裕的中产阶层；美国也变成了乐园式的消费社会。此刻，不但"自我限制"已无必要，而且勤俭节约也会损害靠消费维持其繁荣的经济；而满足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以及不断生产出更多更新的东西已成了标准的社会期望。在这种大趋势下，性需要的满足也同样得到了默许。 由于社会变得愈加宽容，广告商更肆无忌惮地利用情色主题和影像做广告（第18章），性成了商业密不可分的伙伴。不仅性作为商品以情色电影、黄色书刊和别的娱乐形式赚钱，而且整个工业都借助于性的"魅力"兜售它们的产品。化妆品、服装、烟酒、汽车，以及更多甚至不沾边的商品的制造商们，都宣称自己的产品可使使用者变得更性感和更有吸引力，以此来推销产品。一旦性被商业化了，商业也同样变得"性化"了，其净效应是使得居社会主流地位的一大批正派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在性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开放、容易得到和可以接受。正如美国第30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的："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现在性已成了商业的一部分，而且美国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把性记挂在心上。而通过商业开发，性也开始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D'Emilio和Freedman，1988）。 性与生育的分离 长期以来，性行为就不仅仅以繁衍后代为目的；但是直到不久之前，避孕措施一直不是很可靠。避孕药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市场，从而开创了一个普遍使用高级、较为安全的避孕药的史无前例的时期。蒙塔古（Montagu）（1969）把避孕药的社会意义与火的发现、学会制造工具、都市化进程、医药的进步，以及核能的利用相提并论。 避孕药的广泛应用对性观念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观念的改变本身又是新型避孕药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由于性行为的道德和法律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私生子问题的关心而制定的，所以性与生育相互分离的可能性使得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有关性行为的社会禁律。如果没有避孕方法的重大突破，随后出现的性行为的诸多变化能否发生是令人怀疑的。例如，倘若没有最低限度的保证，即婚前性行为不会导致怀孕，那么要使这种性尝试在更大程度上被认可，可能会特别困难。同样，假设怀孕的风险仍是婚外性关系中的潜在危险，这种关系会受到更大的非议。 最重要的是，有效的避孕药使得妇女，尤其是未婚妇女，能对她们生活中的关键要素作出更大的选择。能够推迟或全然避免做母亲而不至于缺少性生活，这为妇女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职业的可能性，并因而凭借随之而来的对性观念和行为的冲击成为妇女解放运动复活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