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后记

二十年前，国内正在展开“人文精神”的讨论，参加者里有我的朋友和熟人。作为呼应，我写了一篇《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的文章（现收在我的《文化批评往何处去》里）。说是呼应，其实更是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批评意见。我认为，“人文精神”不应该只是一个纯粹的智者问题,而应该把“人文”与现实致用联系起来，成为学校里的人文教育。这是因为，人文改造是一个教育工程，涉及的诸多方面都与中国具体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缺失有关。在中国社会中提出人文精神,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关于价值的危机意识,而这种价值危机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整体的人的危机。今天，我们仍然在探寻与二十年前类似，但变得更为严重的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价值、伦理危机究竟是一些什么性质的人的危机？而它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原因又是什么？ 当时我建议，教授们与其在小圈子里清议人文精神，还不如在各自课堂上尽可能试着对青年学子做一些人文教育的工作，为此我介绍了我任教学校里的人文教育课程，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所讨论的人文经典阅读。我把这篇文章寄给当时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王晓明教授（他是人文精神讨论的积极参与者，近年来还在关心中国“人心变坏”的问题），他给我来了一封长信，信里说，要是国内大学也能有这样的人文教育，那真是太好了。二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记得读他来信时受到鼓舞的心情。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关于人文教育的文章，也在一些地方做过关于人文教育的报告。记得有一年在上海季风书店做“高等教育因何高等”的报告。严搏非先生向在座者介绍我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议论“烈士”的事情（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课上阅读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说》。按照雅典人的习俗,每年冬天对那些首先在战争中阵亡的人给予公葬。在遗骨埋葬之后,“雅典城市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最有智慧和最享盛誉的人发表演说,以歌颂死者”。 一位学生对此问道:“雅典城市”是什么意思?是指政府还是人民?选择的程序是什么? 有一位学生回应道,葬礼演说中没有具体说明,大概是政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姆大叔吧。这个学生的话显然是在半开玩笑。没想到另一位学生很认真地说,葬礼应当是死者家里的私事,政府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我不喜欢政府这样,山姆大叔不是我家的大叔。 美国人一向不信任政府,但我没想到班上会有学生对公葬表示如此强烈的反感。我说,同意这位学生看法的请举一举手,结果一大半学生举起手来。我说,政府将荣誉授予为国捐躯的烈士,难道不应该吗?有几个学生笑了起来。我问,我说错了什么吗?一位学生说,是因为你用了“烈士”，这个字。在国与国交战或打内战中死去的人，不能算是烈士。另一位学生接着说,只有像金恩博士和甘地那样为普遍正义牺牲的人才能称作“烈士”。 我与朋友们谈起人文教育的时候，他们大多对类似的课堂讨论例子特别感兴趣。有一次我到北大出版社去，午饭时与编辑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当场允诺，你写下来我们出，能不能约五六个其他海外教授各写一本。前不久，我到浙江大学做报告，与朋友谈起这事，他们也催促我赶紧把书写出来。 这些零碎的小事在我断断续续地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给过我不小的激励，算是机缘。回顾我的著作生涯，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写成一本书，大部分在于各种“机缘”。我在美国大学英语系任教，同时从事人文教育的经典阅读教学，这是一个机缘，要不是在一个有“伟大著作”课程的人文学院任教，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教学材料里有许多思虑周密、见解不凡、以自由为核心、以理性为尺度的经典著作，包含着灿烂的人文精神，让我终身受益。二十年前我介绍自己从事的人文教育，没想到日后一篇篇文章累积成了一本书，今天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更是弥足珍贵、值得感谢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