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动物园——原始部落与超级部落

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蛮荒，栖息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就是那个小部落里的一员，周围的景色望不到尽头。除了你这个部落，再也没有人使用这一空间。这是你的专属家园，部落的狩猎场。男人经常外出打猎，女人采集果实。儿童在营地周围嬉闹，模仿父辈的狩猎技巧。如果部落万事如意，人口膨胀，一群人将会出走，到一片新的领地去殖民。就这样，人这个物种一点一点地在广阔的地区逐步定居下来。 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已经完成文明进程，里面塞满机器和建筑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百万。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庞大的都市纷繁复杂，在你四周铺展开来，一望无际。 比较这两个画卷。第二幅画里的10万人对第一幅画里的1个人。用漫长演化的术语说，这一戏剧性变化几乎是一蹴而就的，从第一景到第二景的变化只用了几千年。人这个动物似乎适应这异乎寻常的新情况，干得很漂亮，但他还来不及完成生物学意义的变化，来不及演化为在基因层次上文明化了的新物种。这个文明化进程完全是依靠学习和条件反射实现的。从生物性上讲，人仍然是第一景里描绘的那个简单的部落动物。他那样生活，不是几百年，而是整整一百万年，艰难度日。在那个时期，他的确完成了生物意义上的变化。那是气象万千、叹为观止的变化。生存的压力很沉重，正是这沉重的压力塑造了他。 在过去几千年城市生活的岁月里，文明人拥挤不堪，这些岁月里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所以，如果说它只不过是人类故事刹那间的一鳞半爪，我们总觉得这样的想法难以把握。人类的故事众所周知，所以我们迷迷糊糊地想象，我们是一步一步慢慢走过来的，结果，我们的生物学装备非常齐全，能够对付一切新的社会危险。然而，如果我们强迫自己冷静思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塑性、天才的适应性仿佛能够对付一切危险，但那仅仅是表象。朴实的部落猎人披挂新的罗网，尽力做出一副轻松自如、得意洋洋的样子，但那身复杂、笨拙衣装，老是给他使绊子。不过，我们首先看看他如何编织他那神奇而非凡的文明斗篷，然后再来看他怎样被那斗篷绊倒，如何经常摔跤并失去平衡。 首先，我们要将温度下调，直到我们回到冰河期，大约是2万年前。我们远古的猎人祖先已经遍布旧世界的很大一部份地区，即将从东亚跨入新世界。如此惊人的人口和地域扩张意味着，他们简单的狩猎生活方式举世无双，与食肉动物的竞争不在话下了。这不足为奇，想想看，我们冰河时代的祖先的脑容量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大，一样发达了。从颅骨构造来看，他们和我们几乎没有差别。从体质上来看，现代人已经登场。实际上，借助时间机器，你就可以领养冰河时代猎人的初生儿，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这是可能的；而且，如果说有人会察觉狸猫换太子那样的调包计，那反而值得怀疑。 那时，欧洲气候严酷，但我们的祖先与气候的斗争颇为成功。他们用极简陋的技术捕杀大型动物。所幸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狩猎技能的证据；在他们居住的洞穴地面上，我们搜寻到他们偶然留下的遗存，而且，在洞穴的石壁上，他们还留下了用颤颤巍巍的线条刻画的壁画。毛发浓密的猛犸象、披毛的犀牛、野牛和驯鹿的遗骸不容我们怀疑，那时的气候多么寒冷。今天，从黑黝黝的洞穴里退出来步入炎热的乡间时，你真的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有皮毛厚实的动物栖息。那时和如今气候的巨大差异就在脑海里生动地呈现出来了。 最后一次冰河期快结束时，冰层以每年50码的速度退却，在冰海雪原里生活的动物退往北方。丰茂的森林取代了寒冷的冻土带。大冰河期大约在1万年前结束，预示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突破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欧洲接壤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东部，人的进食行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但这点小小的变化却要改变人类进步的整个进程。这一变化微不足道、非常简单，但其影响却无与伦比。今天我们把这一变化视之为理所当然了：我们称之为农业。 此前，一切人类部落都用两种方式填肚子：男人猎取动物为食，女人采集植物为食。食谱的平衡靠采猎所得的共享。实际上，部落里所有活跃的成年人都采猎食物。储存的食物相当少。成人外出狩猎和采集食物。当然，这样的生活并不像今天听起来那样危险，因为和今天庞大的人口比较，那时全世界的人口微不足道。虽然这些远古的狩猎者/采集人极为成功，遍及地球很大一部份地区，但部落的规模却很小，结构也简单。在数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越来越适应这样的狩猎生活，体力和脑力、身体结构和行为举止都很适应。他们迈出了新的一步，进入农业生产的一步，这使他们越过分水岭，始料未及；他们迅速进入一种全然陌生的社会生存形式，根本来不及进化出与之配套的由新的遗传基因控制的属性。自此，他们的适应力和行为的可塑性，他们通过学习和调整以适应陌生和复杂生存方式的能力，将要接受全面的考验。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复杂挑战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所幸的是，长期狩猎生活的见习培养了聪明才智和互助系统。诚然，猎人的本性还是喜欢互相竞争、自作主张的，就像他们的猴类祖先一样，但日益增长的合作冲动强制性地削弱了他们的竞争性。由于与食肉兽世界里地位牢固、锋牙利爪的专业杀手比如大型的猫科动物激烈竞争，成功的惟一希望就是合作。猎人的聪明和探索天性与合作精神同步发展，两者的结合证明，他们的狩猎活动效果好，常能将猎物置于死地。他们学得快，记得牢，善于将过去的学习要素组合起来解决新问题。如果说当他们踏上艰苦的狩猎征程时，合作精神有助于他们在远古的生存，此时，当他们站在新的门槛上，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形式时，合作精神就更加重要，成为生存之必需了。 地中海东部的土地是两种重要植物的原产地：野小麦和野大麦。这个地区还有野山羊、野绵羊、野牛和野猪。在这个地区定居的猎人/采集人已经驯化了狗，但狗首先是用作猎人的伙伴和看家狗，而不是当作食物。真正的农业始于小麦和大麦的栽培。接着，山羊和绵羊驯化了，稍后，牛和猪也被驯化。很可能，这些动物起初受栽培作物的诱惑来进餐，后来被捕捉后饲养起来成为盘中餐了。 稍后，地球上两个地区出现了两个独立演化的文明，南亚和中美洲，这并不偶然。在这两个地区，猎人/采集人也发现了适合栽培的野生植物：亚洲的水稻和美洲的玉米。 在石器时代晚期，动物的驯化和植物栽培非常成功。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栽培作物和家畜一直是大型农业文明的主要食物来源。农业的伟大进步是机器的进步，而不是生物机能的进步。然而，真正对我们这个物种产生重大影响的，起初看上去只不过是古代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 回过头看，这一点容易解释。农业到来前，凡是想要分享食物的人都必须要参与采集和狩猎。实际上，部落要全体动员。猎人的头脑有前瞻性，他们要规划狩猎的计谋；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栽培作物的组织、土地的灌溉和猎物的驯化时，他们取得了两大成就。这是空前的成就，开天辟地第一次，他们不仅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而且还获得了定期而可靠的剩余食物。剩余食物的产出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文明的大门。最后，人类部落能够养活的人口就超过了获取食物所需的人口。部落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可以腾出一些人去完成其他任务：不是在业余时间里从事的工作，或者围绕采猎食物的优先需要而展开的任务，而是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的独立发展的活动。专业分工的时代开始了。 从这些文明滥觞之地成长出第一批城市。 上文说过，这个过程不难解释，其意思是我们回头看时，不难找到至关重要的因素，不难看清迈出人类故事里下一步的因素是什么。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一步很容易。的确，猎人/采集人是了不起的动物，充满了待开发的潜力和能力。我们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就是充分的证明。但他进化成了部落猎手，而不是耐心、好静的农夫。他富有远见卓识的头脑，能谋划狩猎，懂四季的变迁，这也是事实。但若要成为成功的农夫，他还必须要进一步拓展他的远见，使之超越过去的经验。狩猎的策略还必须要变成农耕的策略。这一目标达成以后，他还要再进一步开发脑力，以便应付富裕带来的社会复杂性，应付村落变成城镇以后的新情况。 我们说“城市革命”时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一说法给人的印象是，城镇在这个地区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奔向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新型社会生活。事实并非如此。旧的生活方式僵而不死，迟迟不会退场。实际上，在今日世界的许多地方，旧的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许多当代文化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水平上，在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澳州北部和北极地区，仍然可以看到旧石器时代的猎人/采集人社群。 最早的城市发展、第一批城镇并不像皮疹那样突然地从史前社会里生长出来，而是少数微小、孤立的聚居区。它们在西南亚出现是戏剧性的例外，而不是普遍的规律。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很小，其模式流布得很慢，非常慢。每一座城镇以一个高度地方化的组织为基础，和周围的农田联系紧密，且受其束缚。 起初，城市中心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或互相联系。贸易和互动是下一次伟大的进步，这需要时间。这一步的心理障碍显然是地方身份的丧失。与其说是“部落失去头脑”，不如说是人脑拒不失去自己的部落。人这个物种演化成了部落动物，部落的基本特征是在地方化的、人际基础上的运行机制。这是古人类典型的特征，对古人而言，摒弃这一基本的社会模式是难以接受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加快变革步伐的是粮食的收割和运输。农业发展了，城市精英不用参加生产劳动，它们开始集中脑力思考其他新问题；城市网络的最终兴起，相邻的城镇结成分等级的组织关系，乃是必然的结果。 ８，000多年前，最早的城市在杰里科出现，但第一个充分发展的文明在离它很远的东方，在叙利亚沙漠里的苏美尔地区。在5，000～6，000年前，第一个帝国诞生，由于文字的发明，史前史里的“前”字就被删掉了。城际合作兴起，首领成为行政人员，役畜（和用于肉食的动物区别）驯化了，纪念碑式的建筑出现了。 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苏美尔城市很小，其人口在7，000和20，000之间。但那简单的部落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成了城市公民、超级部落人；关键的差异是，在超级部落（super-tribe）里，人不再认识社区里的所有人。这一变化是从有个性的社会向无个性的社会的变化。在未来的千百年里，这一变化给人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从生物学来看，我们这个物种没有准备必要的条件去对付大批的陌生人，陌生人戴着面具，以我们部落成员的身份出没。这是我们不得不学习的本领，但学起来不容易。稍后，我们将看到，我们至今还在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与大批假面人出没的局面做斗争--当然有些斗争方式也不是那么隐蔽的。 社会生活膨胀到超级部落水平，不自然的人为程度提高，结果，创造更精细的控制形式去联系庞大的社群就势在必然。为获取超级部落生活里大量的物质利益，人们不得不付出受规训和惩戒的代价。在地中海周边等地的古文明里，技术和艺术日益繁华，同时，行政和法律也日益臃肿和复杂。 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直至今天，我们还惊叹这些文明的遗存是多么宏伟，我们容易设想，它们拥有庞大的人口，其实不然。以超级部落的人头算，发展是渐进的。迟至公元前600年，最大的巴比伦城也不过80，000人。古典时期的雅典只有20，000公民，只有其中的四分之一才是真正的部落精英。整个雅典城邦的人口，包括外邦商人、奴隶、城乡居民加在一起，估计也不过70，000到100，000人。这一数字比今天的大学城比如牛津或剑桥的人口还要略少一些。现代的大都会当然更不可比：今天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不只一百座，最大都市的人口超过了一千万。现代雅典的人口也不少于1，850，000了。 如果古代城邦要更加辉煌，它们不可能再依靠本地的产品。它们必须要用两种方式拓宽供应渠道：贸易或征服。罗马双管齐下，重点放在征服，它以摧枯拉朽的行政和军事效率发动征服战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城市，其人口接近50万，为以后千百年确定了模式，使之在世界各地回荡。这样的回响至今不绝于耳，不仅反映在绞尽脑汁的组织者、操纵者和创新人才的身上，而且反映在百无聊赖、追求轰动效应的城市精英身上，他们人数太多，很容易在遭遇打击时穷极无聊，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取乐。在罗马帝国世故的城里人身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今天超级部落人的原型。 我们以古罗马为例来讲述城市的故事，它到了人类社会这样一个阶段：社群太大，人口太密，用动物学的话来讲，罗马人已经进入现代。诚然，在以后的千百年里，故事情节模糊了。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人更密集，精英更精明，技术更发达。城市生活的挫折和压力更加严重。超级部落的冲突更加血腥。人太多，这就是说，有人所多余的，有人被浪费了。人的关系在大群体里迷失了，人越来越没有个性，与此同时，人对人的非人道行为多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然而已如前述，没有个性的关系并不是生物性上的人性，所以这一趋势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吹胀了的超级部落居然存活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我们今天稳坐在20世纪的时空里，但我们不能不去深究就接受这一事实。这是我们应该惊叹的事实。这是令人惊叹的证据，说明我们这个物种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才能、坚韧意志和可塑潜能。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呢？作为动物，我们只有一套在长期的狩猎生活里进化出来的生物学特征。答案必定隐藏在这一套生物学特征里；我们能够利用和操弄这些特征，又不至于表面上看那样严重地扭曲这些特征。我们必须要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些特征。 记住我们的猴类祖先，现存猴类的社会组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富有启迪意义的线索。在高级灵长目中，强大而霸道的个体凌驾于其他猴子之上，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弱小的成员接受从属的角色。它们不会钻进丛林去另立山头。种群数量多，力量就大，安全就有保障。当然，种群数量太大时，分出的一群就会出走，但孤立个体生存的情况是反常现象。种群随时随地一道迁徙，一道生活。这种忠诚并不仅仅是猴王强制暴政的结果。诚然，猴王是霸主，同时，它们又担当监护者和保护者的景色。外来的威胁逼进比如饥饿的肉食动物来攻击时，它们总是最积极奋起捍卫种群的领袖。面对外来挑战时，头领必然要集合起来去迎接挑战，内部的纷争就置诸脑后了。但在其他时候，群体内的积极合作只维持在最低限度。 回头说我们人这种动物，我们看到，那套基本的系统--对外的社会合作和对内的社会竞争--对我们同样适用，不过，我们的远古祖先被迫挪动那个平衡点。从采集果实到狩猎是异常艰巨的斗争，要求更有效、更积极的内部合作。成长过程中的狩猎猿面对的外部世界，除了令人恐怖的现象之外，几乎无时无刻不提出挑战。结果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向：互相帮助，共享资源，组合资源。这并不是说，远古人开始万众一心行事，宛若鱼群；生活远比这复杂。竞争关系和领属关系保留下来，这有助于提供动力，减少优柔寡断，但霸道式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微妙的平衡实现了；我们看到，这种平衡将大获成功，使早期的猎人分布到地球的大部份地区，虽然他们在漫漫征途上只拥有最低限度的技术。 微型部落发展成为超级部落以后，这一微妙的平衡受到什么影响呢？由于个人对个人的部落模式丧失了，竞争/合作的摆锤开始急遽地摇晃，自此就造成破坏。超级部落的部属成为失去个性的群众，最急遽的摇晃指向专横和竞争一边。密度过大的城市群体成为受害者，他们迅速且反复沦为极度膨胀的专横、暴政和独裁的猎物。超级部落产生超级领袖，相比而言，他们行使的权力使昔日猴王显得像仁慈的君主了；同时产生的还有超级部属，即奴隶，奴隶惟命是从的极端形式使最卑贱猴子的服服帖帖都相形见绌了。 以这种方式统治超级部落，一位暴君是不够的。即使他有最致命的技术比如武器、地牢和酷刑，为了用这些技术强制维持大众服从的局面，他还需要大批追随者；如果他要使那生物摆锤固定在竞争的一边，他就必须要这样做。这样做之所以可能，那是因为其追随者像领袖人物一样感染了超级部落的非人性病症。他们凭借的手段是在超级部落内组建亚群体或假性部落（pseudo-tribe），借以安抚他们合作精神的良心。每个人都仿照古老生物类型的关系建立了个人的关系网，这就是小型部落规模的社会群体或专业群体。在群体内部，个人可以满足自己互助和共享的冲动。如此，他就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地看待其他的亚群体比如奴隶，将其视为群外人，不受他的保护。社会双重标准随之产生。这些新型亚群体隐蔽的危害在于，它们使无个性方式处理个人关系成为可能。主人可能熟悉他的下属比如奴隶、仆人或农奴，但他把下属放近另一个社会范畴，所以他仍然可以虐待下属，像对待他不认识的暴众一样。 权力即腐败，但这仅是部分真理。极端的屈从同样使人腐败。当生物-社会摆锤从积极合作摆向专横时，整个社会都会腐败。这个社会可能会取得物质上的巨大进步，它可能会运输4，883，000吨的岩石去修建一座金字塔，但由于其社会结构畸形，其寿命就屈指可数。你可以事事称霸，统治很长时间，统治很多人，但即使在超级部落的温室里，你的统治也是有局限的。极限达到时，如果那生物-社会摆锤慢慢恢复到中间的平衡点，那就是社会之所幸。但更常见的可能性是，摆锤猛烈地晃荡，流血的规模就前所未有，那是我们原始的狩猎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 人的合作冲动会重占上风，以强大的姿态反复露头，这是文明社会存活的奇迹。许多力量抗衡它，但它不断强势显身。我们可能会人为，这是理性的利他主义战胜兽性弱点的结果，仿佛伦理和道德是现代人的发明。倘若真是这样，我们是否还能活到今天在这里做这样的的断言，那就很值得怀疑了。倘若我们从来就没有与同类合作的基本的生物冲动，我们这个物种就绝不可能存活下来。如果我们的狩猎猿祖先是残酷、贪婪的恶霸，背负着“原罪”的包袱，人类成功的故事早就消亡了。我们之所以老是需要被灌输这样那样形式的“原罪”教义，原因只有一个：超级部落的不自然环境总是有悖于我们的生物性利他主义，所以“原罪”教义需要得到它所需的一切帮助。 我意识到，有些权威人士对我刚才这番话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人的天性虚弱、贪婪和邪恶，需要严厉的诫律以便使之坚强、仁爱与善良。他们挖苦“高贵野蛮人”的观念，把问题混淆了。他们说，愚昧或迷信里不存在任何高尚的东西，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对的。但那只不过是故事的一部份。另一部分是远古猎人对同伴的行为举止。这里的情景必定截然不同。同情、和蔼、互助，部落内合作的基本冲动必定是远古人群的行为模式，这有助于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部落膨胀为无个性的超级部落以后，古人的行为模式才在压力下开始瓦解。到那时，人为的法律和戒律才必须要强加于人，以矫正失衡的天平。如果强加的力量刚好和新的压力相等，一切皆好；但在早期文明里，人还是新手，不善于求得微妙的平衡。他们反复失败，遭遇致命的后果。如今，我们已精于此道，不过，这一系统尚不完美，因为超级部落继续膨胀，问题随之不断出现。 让我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述。常有人说，“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倾向于做的事情”。其顺理成章的推断是，如果有禁止偷窃、谋杀和强奸的法律，那么人这个动物的本性就是盗贼、杀人犯和强奸犯。如此描绘人这个社会-生物物种，这公平吗？在某种意义上，这不符合昔日新兴部落猿的动物学形象。遗憾的是，它符合我们这个超级部落的画面。 偷窃大概是最常见的犯罪，也许这个例子有说服力。超级部落的成员饱受压力之苦，人为的社会情况向他施加各种压力和拉力。大多数超级部落的成员都是陌生人；他和这些人没有个人的、部落的纽带。典型的窃贼不会偷吃窝边草。他不会破坏古老的生物部落规矩。他脑子里瞄准的对象在部落之外。如要抗衡这一冲动，那就必须要强制执行超级部落的法律。我们有时说“盗亦有道”、“下层社会的规矩”。这凸显出一个事实：我们把罪犯视为超级部落里存在的独立、明显的假性部落（pseudo-tribe）。顺便说明，我们处理罪犯的方式值得注意：我们把他们推向边缘，加以制限，囚禁在自由受限、全部是罪犯的社群里；这样的处置颇为有趣。作为短期解决办法，的确有一定的效果，其长期效果却是强化罪犯的假性部落身份，而不是削弱其身份，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假性部落社会交往。 重新考虑“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倾向于做的事情”，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修正：“法律禁止的，是文明的人为环境驱使他做的事情”。如此，我们就可以把法律视为求得平衡的手段，法律倾向于制衡超级部落生存造成的扭曲，有助于维护对人而言自然的社会行为，但法律是以不自然的条件发挥这一维护功能的。 但这样的说法失之过简。其言下之意是，领袖人物和立法人是完人。当然，暴君和霸王可能会强加严酷而不合理的法律，他们对老百姓实行不必要的限制，连现有的超级部落情况也不能合理解释的种种限制。弱势的领导实行的法制可能会缺少力度，难以把熙熙攘攘的百姓拧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隐藏着文化灾难或文化衰落。 另一种法律即习惯法和我刚才的主张没有关系，其功能是团结社会，其名曰“隔离律”（isolatinglaw），它使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这些习惯法在法庭上只当配角。它们更大程度上是宗教和社会风俗的关怀。其功能是增加幻觉，使人觉得他属于一个统一的部落，而不是属于一个伸展过度的、熙熙攘攘的超级部落。如果有人批评说，习惯法似乎随心所欲或没有意义，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些传统的习惯法，必须服从，毋庸置疑。最好所不要质疑，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任意的，且常常没有意义。它们的价值在于，社群里的人都共同遵守。如果它们减弱，社群的团结也随之削弱。习惯法有许多形式：社会仪式的繁复程序比如婚丧娶嫁、庆祝活动、游行、节日等；社会礼节、礼貌和礼仪；社会风尚、统一制式的装饰和展示等。 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对这些课题已经做了详细的研究，他们迷恋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风情。当然，多样性即一种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区别正是这些行为模式的功能。但在惊叹其多样性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其基本的相似性。风俗习惯和服饰的细节可能会有鲜明的文化差异，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和基本形式。如果你给一种文化的社会习俗列一个清单，你就会发现，几乎在一切文化里，你都能够找到几乎与所有项目对应的社会习俗。不同的仅仅是细节，由于细节差异十分悬殊，所以有的时候，细节的差异就会把一个事实搞得朦朦胧胧：你面对的其实是相同的基本社会模式。 举一例说明：在有些文化里，丧礼穿黑衣；在另一些文化里，丧服却是白色的。再者，如果你把研究网撒得更大，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些文化的丧服是深蓝色、灰色、黄色或棕色。在你的文化里，自童年时代起你就看到，黑色总是和死亡及哀悼联系在一起，所以，想到穿黄色或蓝色的丧服时，你难免会感到吃惊。因此，当你发现其他地方有人穿这些颜色的丧服时，你当时的反应可能就会说，他们的习俗与我们截然不同。这里有一个因文化隔离的需要造成的陷阱。颜色的戏剧性差异是表面现象，肤浅的观察模糊了一以下的基本事实：一切文化都举行哀悼的“展示”，一切文化的哀悼展示都要穿丧服，而丧服与非丧服的差异令人注目。 同理，一位英格兰人初到西班牙时，他惊奇地发现，在黄昏时分，城镇和乡村的公共场所人头攒动，显然是在漫无目的地随意溜达。他不会想到，这一习俗与他比较熟悉的鸡尾酒会相当，而是认为，一种奇异的地方习俗。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基本的生活模式相同，不同的是细节。 类似的例子几乎在一切社群活动里都能够找到，基本原理是，发生场合的社会性越高，细节的差异就越大，初看之下对外人就显得越奇异。最隆重的社会性场合等是隔离性的习惯法发挥最重大作用的活动，比如登基礼、国葬、舞会、宴会、独立日纪念、授勋仪式、大型运动会、军事检阅、节日和游园会（或同等活动）等就是这一类活动。其细节千差万别，每一点细节都极受重视，仿佛参与者的生命都依靠周详的安排。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者的社会使命有赖于此，因为只有靠公共场合的言行举止，他们才能够强化并支持自己的社会身份情感，以及他们的文化群体归属感；场面越盛大，强化情感的力度就越大。 功成名就的革命者有时忽略或低估这一个事实。在根除他们厌恶的旧政权结构时，他们被迫横扫大多数的旧仪式。即使这些旧仪式和被推翻的权力体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它们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旧政权，因而必须要予以根除。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些匆忙拼凑的表演，但一夜之间就发明仪式是有困难的。（基督教运动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其初期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和它借用现成的异教仪式有关，结果，它以适当的伪装吸收消化了这些仪式，将其融入自己的庆典。）革命的激情和动荡过去以后，许多人不满意的情绪终将表现出来，因为他们觉得失去了恢宏盛大的革命场面，不过，这种不高兴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隐蔽的。革命领袖如能预料到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胜算就更大。他们的追随者想要打碎的不是一切社会身份的链条，而是某一种社会身份的链条。一旦这中链条被砸碎以后，他们就需要新的链条，不久，他们就不会满足于抽象的“自由”感了。这就是“隔离律”的需要。 社会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成为凝聚力而发挥作用。语言即为其一。我们容易把语言只当作交流的手段，但其作用不止于此。如果它仅仅是交流工具，我们大家就应该操相同的语言。回顾超级部落的历史，很容易看到，语言的反交流功能和它的交流功能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它竖起了许多堵塞群体内部交流的严重障碍，在这一点上，它比其他的社会习俗表现得更加严重。它界定个体的身份，标明他是某一个超级部落的成员，又设置障碍，使他不能叛逃到另一个群体；在这一点上，语言功能之强大无与伦比。 超级部落有发展，有融合；同理，地方语言融合了，或者被淹没，所以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在不断减少。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反方向的趋势出现了：地方口音和方言的社会意义上升了；俚语、流行语和行业语被发明了。超级部落的成员试图通过建立亚群体来强化自己的部落身份，同理，在官方的主要语言内部，一整套广谱“口语”出现了。英语和德语成为身份标记，成为英格兰人和德意志人的隔离机制；同理，上层社会的英语语音使之与下层社会的口音隔离，化学术语和心理治疗术语成为化学家和心理治疗专家的隔离机制。（学术界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应该献身于交流并视之为最重要的任务，遗憾的是，它表现出假性部落隔离机制的语言，和罪犯的俚语一样极端。其借口是，表达的精确要求他们用专业术语。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一点常常搞得太过火了。） 行业语可能会非常特殊，几乎像是一种新诞生的语言。这就是俚语的特征，一旦传播开来成为普通词汇，首先使用它们的那个亚群体就会用新的行业语取而代之。如果整个超级部落采用了这些行业语，如果它们进入了官方语言，它们就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你现在用于漂亮姑娘、警察或性行为的俚语是否和你父母年轻时所用的俚语完全相同，这是令人怀疑的。但你和你的父母使用的正式语汇还是相同的。）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亚群体完全采用一门外语。比如，俄国宫廷曾经操法语。在英国，你仍然可以看见这样的残存，在高档的饭店里，菜单通常用法语。 宗教的运行和语言的运行大同小异，它强化群体内的纽带，削弱群体间的联系。宗教的作用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简单的前提：强大的力量高高在上，远远超越群体里的个人；人们必须要愉悦这些力量、超级领袖或神祗，必须要平息其怒气，对神祗的崇拜和服从所不容置疑的。因为神祗高于一切，不容置疑，所以其地位就岿然不动了。 起初，神祗的威力有限，其影响范围是分割的，但由于超级部落膨胀到难以管理的规模，所以就需要更大的凝聚力。小神团队的管理力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一个庞大的超级部落就需要独一无二、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察的主神；在古代候选的神祗里，经过千百年的汰洗，这种全能的神胜出。在今天小型、落后的文化里，小神仍然存在，但大型文化的成员都转向了单一的超级神。 近年来，作为社会力量的宗教的威力在弱化，这是普遍的共识。原因有两个。首先，它未能发挥作为凝聚力的双重功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膨胀，古老的帝国难以管理，分解为族群。新的超级部落努力确定自己的身份，用上了一切常用的手段。问题是，许多族群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这就是说，对他们而言，虽然宗教仍然是团结本民族成员纽带的强大力量，但它业已失去另一种功能，也就是削弱了民族之间的纽带。于是，主要的宗教内部形成了教派。诚然，宗派主义恢复了一些隔离机能，重新推动了宗教仪式的部落化或本土化，但这仅仅是解决宗教问题的部分出路。 宗教失去威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普及科学教育的水准日益提高，随之产生的要求是，个人应该拷问教条，而不是盲目接受教条。基督教遭受的挫折尤其如出。西方超级部落人日益富有逻辑的头脑难免会发现，基督教显然有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教会领袖的言行不一；一方面，他们教诲教徒要谦虚谨慎、温文尔雅，另一方面，他们却极尽奢华，讲排场，显威风。 除了法律、风俗、语言和宗教外，还有一种更加猛烈的凝聚力形式，这就是战争，它有助于把超级部落的成员捆绑在一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战争的胜利对领袖的支持犹如天助，其作用无与伦比。胜利使他既当霸主，又受敬爱，这是两者皆得的惟一机会。他可以实行最残酷的控制形式，把数以千计的同胞送去当炮灰，同时还被同胞讴歌为伟大的庇护人。外群体（out-group）的威胁使内群体（in-group）的纽带更加牢固，任何力量都难以超越外群体威胁的推动力量。 共同敌人的存在会抑制内斗，统治者不会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古今皆然。当过分膨胀的超级部落开始出现裂缝时，一帮强大的“他们”能够迅速缝合这样的裂缝，内外的差别使我们转化为统一的“我们”。领袖如何牢记“他们”和“我们”的对立，如何刻意操弄群体内的冲突，这难以断定，但无论其举措是否是故意为之，内部抱团的反应几乎总是因此而发生。只有效率极其低下的领袖才会把这样的事情办砸。当然，他必须要有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的恶棍色彩要涂抹得非常醒目，否则领袖就可能就陷入困境。战争令人憎恨的恐怖被转化为光荣的战斗，这需要一个必备的条件：外来的威胁真的很严重，或者被宣传得很严重。 战争对残暴的领导人很有吸引力，但又有一个不利后果：一方可能彻底失败，而惨败的可能正是他自己。于是，超级部落人就可能感谢战争这一不幸的弊端了。 以上诸点就是对大型都市社会产生影响的粘合力。每一种力量都产生了特殊的领导人：行政官员、法官、政客、社会领袖、高级祭司和将帅等。在生活比较简单的时代里，他们被通称为一种人：万能的皇帝或国王，能扛起全部领袖责任。然而，那样的时代业已过去；群体已经膨胀，真正的领袖责任总是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迁移，走向拥有最杰出人才的那个范畴。 在晚近时代里，让百姓在选择领袖中有发言权常常成为惯例。这一政治手段本身成了宝贵的凝聚力，给超级部落人更大的“归属”感，使选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新领袖当选不久，情况就清楚了：他们的影响比想象的要小，不过，在选举期，宝贵的社会认同的涟漪在社区里荡漾。 作为选举的辅助手段，在地方假性部落层次上，低一级领袖被派往各地去参与政府工作。在有些国家，这不过是一种仪式，因为这些“地方”代表只不过是外地引进的专业人士。不过，在现代超级部落复杂的社区里，这种扭曲是难以避免的。 即使实际上难以兑现，民选代表管理的目标是美好而清晰的。这一目标的基础是部分回归原始部落体制的“政治”，彼时，每个部落人（至少成年男子）在社会管理上有发言权。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强调财产共有，不重视僵化地保护个人财产。财产的保有和给予同等重要。但如前所述，那时的部落很小，每个人都认识部落里的所有人。或许，他们珍视个人所有吧，但房门和门锁是未来出现的事情。然而，部落变成无个性的超级部落以后，陌生人进来了，严格保护财产成为生活之必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得多的角色。忽略这一事实的任何政治企图都会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现代的共产主义开始发现这样的困难，且已经开始对这一制度做相应的调整。 在一切情况下，另一种调整都是势之必然，其目的是恢复古代部落猎人那种“民有”、“民治”的管理模式。超级部落太大，而管理的问题又太复杂、技术性太强，所以需要一种代议制，而代议制又需要专家型的专业人士。究竟这种体制多大程度上脱离了“民治”的模式？英格兰政治发展中最近的一项建议颇能说明问题：议会辩论直播，民众凭借现代技术终于可以更加直接参与国家大事了。但直播议会辩论会干扰专门化的专业气氛，所以它遭到激烈的反对和拒绝。民治的政府就到此为止，但这并不奇怪。经营一个超级部落就像是让政治体制走钢丝。看来，任何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希望都是用右翼的方法来执行左翼的政策。（实际上，这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在执行的政策。）走钢丝是艰难的任务，需要高超的专业技巧，模棱两可的话更不用提了。现代政客常沦为笑柄、遭到奚落，因为太多的人看穿了他们太多的花招。但由于目前超级部落的规模，我们似乎又别无选择。 在许多方面，现代超级部落的社会难以管理，所以它们的大趋势是分解。我已经提到，特化的假性部落在超级部落里使如何形成的；社会群体、阶级群体、专业群体、学术群体、运动团体等就是这样的假性部落，它们为都市里的个人恢复了各种形式的部落身份。这些群体在大社群里生活得颇为惬意，但比这些群体分割更富有戏剧性的分类还是经常发生的。帝国分裂为独立国家，国家分裂为自治区域。通讯和交流改善了，相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政策日益增加，但分裂还是在进行下去。在战争凝聚力的压力下，结盟可以很快完成，但在和平时期，分割和分裂则经常发生。分裂的群体拼命打造某种地方身份，那就是说，它们所属的超级部落的凝聚力不够强大、不够激动人心，不足以把它们团结在一起。 建设和平的、全球规模超级部落的梦想被反复粉碎了。看来，外星人的威胁似乎才能够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凝聚力，但那样的凝聚力时间短暂。至于将来人类的创造性是否能够产生某种新的因素，将其引入社会生活，并解决凝聚力的问题。目前看来，这样的可能性不大。 电视之类的现代大众传播设施使世界的社会空间“缩小”，产生了一个全球电视村（globaltelevillage），围绕这个问题，近年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人说，这一趋势将要助推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进程。遗憾的是，这是一个神话，原因是：和个人社交不同，电视是单向系统。我能听见电视主持人说话，认识他，他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了解我。不错，我可以了解他的所思所为，这固然大有好处，可以拓宽我的社会信息范围，但这不能取代真实社会交往的双向关系。 在未来的岁月里，大众传播技术的进展将令人震惊，目前我们还难以想象这样的进步；即使这样，技术进步还是继续受到我们这个物种生物-社会局限的阻碍。我们的生物特性不像白蚁，不会甘心成为庞大社群的成员。我们本质上是并且永远是简单的部落动物。 尽管如此，尽管全球经常发生阵发性的分裂趋势，我们仍然将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的趋势仍然是维持大规模的超级部落水平。世界的一个地方发生分裂时，另一个地方又实现了融合。如果今天的局势像过去千百年里那样不稳定，我们为什么还要尽量维持这样的局势呢？如果这样的局面危险，为什么还要维持呢？ 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国际权力博弈。人有这样一个固有的生物属性：猝然进入超级部落里的都市混乱时，人心灵深处反而感到满意。这一属性是人永远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创造性和心智上的唯美倾向。都市的混乱场面似乎能加强他这一品性。庞大而密集的繁育场唤醒了海鸟筑巢孵雏的本能；与此相似，密集的都市社群能唤醒人的思想创新。都市是人类思想的孵化场。这是都市故事优势的一面。虽然它有许多不利的因素，但它使这个体制继续运行。 我们已经在社会层次上考察过这些弊端，尚待考察它们在个人层面上存在的情况。生活在大型都市复合体里的个人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紧张：噪音、空气污染、缺少运动、空间拘束、过度拥挤、高度刺激；表面上看矛盾的是，有人还感到孤单和无聊。 你可能会认为，超级部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可能更喜欢安静、平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当然，他的确是这样想的，但正如运动一样，虽然他总是想锻炼身体，但他实际上很少运动。迁居郊区是他最极端的举措。在那里，他能创造摆脱都市压力的一种假性部落氛围；但除了礼拜天上午之外，他又急急忙忙回到那紧张的都市环境中。他可以迁走，但他会怀念那令人激动的环境、新狩猎人的激动心情，他思念都市的狩猎生活，他到最大、最佳的狩猎场去猎取最大的猎物。 在此基础上，你可能会想，每一座大城市都是烈火燃烧的炼狱，充满新奇和创新。和村落比较，大城市可能像炼狱，但它远远没有到达探索的极限。这是因为社会的内聚力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内聚力维持稳定，因而是重复性的、静态的。创造力努力实现新的发展，必然会摒弃旧的模式。正如竞争与合作有冲突一样，顺从和创新总是有斗争。惟有在城市里，持久的创新才真有机会。惟独城市大量积存的顺应性能确保其强大和稳定，使之能够容忍叛逆的原创性和创造性产生的破坏力量。捣毁偶像崇拜的利剑劈在巨人的身上时，那只不过是小芒刺，挠痒痒，蛮舒服，使他不瞌睡，敦促他行动而已。 这样的探索激情，加上我描绘的内聚力的辅助，是许多现代都市居民自愿禁锢在人类动物园的动力。超级部落生活的兴奋和挑战难以抗拒，只要有一点辅助力量，它们就足以压倒严重的危险和弊端。但这种生活的弊端如何符合动物园的标准呢？ 圈养动物发现自己被关禁闭，孤苦伶仃，或者生活在反常而扭曲的社会群体里。在并排的铁笼里，它可能会看见或听见其他的动物，但不可能与它们接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都市生活的超级社会环境的运作与之颇为相似。城市生活的孤单是众所周知的危害。在非人格的大群人中，人很容易失落。天然的家庭关系和个人的部落关系很容易被扭曲、粉碎或肢解。在村子里时，邻居都是友人，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敌人，但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在大城市里，许多人连邻居的名字都不知道了。 这种去个性化的机制的确有助于叛逆者和革新者；在小型的部落社群里，约束他们的内聚力要大得多。由于顺应和一致的需要，它们的棱角被磨平了。相反，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社会隔离的悖论又给人类动物园里的许多人带来大量的压力和苦难。 除了个人的隔离外，物质空间的拥挤也产生直接的压力。每一种动物进化的结果都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在动物园和人类动物园里，这样的生存空间都被压缩了，其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我们认为，动物的幽闭恐怖症是不正常的反应。极端的幽闭恐怖症是不正常的，但轻微的、不容易辨认的幽闭恐怖症是一切都市人都患有的病症。人们半心半意地尝试矫正这一病症。于是，作为一种姿态，专辟的地块保留下来以提供一些开放的空间，这些小块的“自然环境”被称为城市公园。起初，城市公园是狩猎场，里面有鹿子等猎物；富裕的超级部落人在此重温他们祖先的狩猎行为。但现代都市的公园里只剩下植物了。 就空间大小来看，城市公园不过是笑话。真要给大都会庞大的人口提供漫游的空间，公园需要数千平方英里。最给人宽慰的评价是：聊胜于无。 追求空间的都市人的一个选择是到乡间去做短期漫游，他们很投入。每到周末，一辆接一辆的汽车下乡，又一辆接一辆地回城。那没关系，他们游了，在稍大的家园里漫游了；这样，他们的抗争继续下去了，这是反抗城市里不自然的狭小空间的抗争。现代超级部落的拥挤道路把周末的出游变成了一种仪式，继续漫游总是比放弃漫游好。相比而言，动物园里的动物的处境更加恶劣。它们的“漫游”更加可笑，它们只能在铁笼里来回踱步。不过，它们也不放弃。我们人类动物能做不只是在起居室来回踱步，为此我们心存感激。 本章追溯了导致我们目前社会处境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可以更仔细地考察自己成功适应人类动物园生活的各种方式；某些情况下又可以看看这些行为模式不适应现代生活造成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