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简体字版序:作为思想的思想史研究

探讨中国文化在近现代如何融合西方文化，并与魏晋南北朝消化佛教的第一次文明融合相比，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的主题。它作为我们论述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第三本着作，与《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不同，力图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指儒学) 深层结构，来揭示其演变以及响应外来文明冲击的内在逻辑。 如同登高看地形那样，时间离得愈远，就愈能看清楚历史上存在过的思想体系整体的结构及其演变脉络。我们认为，原则上是不能离开儒学的深层思维模式来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起源的。如果把席卷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称为革命乌托邦，那么，其道德是革命人生观，社会投射则是共产主义理想。而要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和演变，就必须研究革命乌托邦和宋明理学的关系以及它怎样付诸实践。为此，我们拟订了一个研究计划，它可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必须分析儒学如何吸取和消化佛教演变为宋明理学，并提炼出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明的模式，再以这种模式考察中国文化近现代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反应，剖折革命乌托邦的起源；其研究结果就是本书。接下来要处理1895年后革命乌托邦的兴起与中国文化学习现代性的互动，描述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以及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然后，再研究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如何转化为社会实践并走向解体。研究纲领的后面部分构成本书的续编，即后两卷。《起源》在香港出版后，不少读者向我们问起，这一整体研究和写作计划进行得如何？在此，我们要向读者致歉的是，虽然本书已出版十一年了，后两卷至今尚未完成。 整个研究纲领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在完成第一卷之后，我们不得不花十年时间转入观念史研究。首先，对《起源》一书中提出的中国道德系统演变模式的概括，尚需要更确切的证据，这就需要寻找用经验证据来检验观念变迁的方法。其次，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观念系统，它由观念组成。要研究观念系统的起源和展开，即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化，就必须追踪、考察一个个中国现代观念的起源和内涵。为此，我们发展出以关键词为中心的利用计算机数据库为辅助工具的分析方法。 通过对中国现代汉语中若干重要政治术语的研究，我们发现在观念层面上去看，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宏观演变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甲午战争以前，是用儒学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选择性吸收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895至1915大约二十年，是中西二分二元论盛行以及在公共领域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学习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这是对西方现代观念全面重构的时期。经过这三个阶段，西方现代观念被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儒学一元论思维模式) 重构变成中国式现代观念，它们是建构新意形态的基础元素。由此可以看到，五四时期对马列主义的接受以及马列主义中国化，都是第二次文化融合逻辑展开链条中的不同环节。因此，只有在完成《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后，我们才有可能从事《起源》续编的写作。 回想1993年我们投入本书研究写作时，中文思想界盛行两种思潮，一是批判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二是自由主义成为热门的话题。当时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这两种思潮在都缺乏历史意识。而《起源》本身是对这些思潮的回应。思想者碰到的最大挑战往往是社会思想变化比对思想的研究快得多。本书2000年在香港出版时，正值世纪之交，九零年代的思潮已是明日黄花，新世纪的面貌还不那么清楚。十年后的今天，高达9.5米的孔子的塑像在天安门广场落成，似乎要召唤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恢复昔日传统文化的荣耀，同时也想借儒家道德文化为已严重失范的社会重整纲纪。 虽然思想史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其永远落后于思想本身，但它却如时代浪花之下的深海洋流一样，表面上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在更深层次上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因此，如果离开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中外文明大融合的经验研究和深刻反思，就很难展望今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其实，只要对思想变迁有历史感，认真地去了解我们前辈的思考和尝试，就会发现那些为了解救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道德沦丧、终极关怀缺位的种种急就章是多么苍白无力。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常常想，在举世普遍不再对思想探索有兴趣的潮流中，思想及其探索者可以藏身于何处？当思想者退入历史丛林、对思想的注重变成思想史的专业研究时，或许重大的思想命题将会以思想史面貌呈现出来。这时，中国现代思想起源的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新的问题星座。如果本书简体字版的出版能促进中国思想史研究，把沉思的视野带入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对终极关怀方兴未艾的探索，我们将深感欣慰。 金观涛、刘青峰 2011年4月10日于台北木栅化南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