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无政府社会

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性的个人可能威胁使用强制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凉、贫穷、卑鄙、野蛮以及短缺”的无政府状态生活的因素。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中，生产的动机受到一个人生产的东西——以及用来生产的工具或者资本——会被其他人掠夺去的可能性的限制。在无政府社会中，有些劳动力是被用来掠夺或者偷窃而不是用来进行生产的。 偷窃自然会引起防卫工具与避免偷窃行为的一些成本。由于这些成本在无政府社会中是重要的，因而很令人奇怪地对理解非无政府社会也很重要。当然，它们需要区别对待。例如，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在无政府社会中的家庭如何对待特有的偷窃行为的。该家庭为了实现其最好的利益，需要把它的工作进行适当分配，最后一个单位的工作需要用来保护其免遭偷窃，这与它将其用于生产所取得的回报是一样的。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一个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防止偷窃行为而不是去生产。（当然，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偷窃与生产，某些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偷窃而不是生产上。） 偷窃也可以通过以不同的方式生产一些东西或者生产不同的产品来被阻止。我们已经指出，在无政府社会中，资本商品可能很容易被偷窃，因而生产就不得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有些活动，例如在某些地方采集食物以果腹的活动，本质上是反对盗窃行为的。当生产过程中生产性的因素更少而防止盗窃行为的因素更多时，最后所损失的产量当然是无政府状态内在的成本。 因此，在无政府社会中，社会损失了本可以把资源投入生产而获得的那些产出，本用于投入生产的资源被用于防止盗窃活动上了，如果生产活动不集中在防止盗窃行为上，那么额外的产出本是可以获得的。无政府不仅导致生命的丧失，也增加了去偷窃和进行防窃的动机，因而减少了人们进行生产的动力。 因此，就如强有力的人有时会理性地利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无政府下的暴力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总是非理性的：不管窃贼得到什么，其他人总是有损失的，资源流向窃贼以及社会的防窃行为都减少了产量。如果无政府社会被一种适当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产量就会大幅度增加。实际上，从暴力的无政府社会转向和平秩序的社会所获得的收益一般来说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很多将这些惠及社会中每个人的收益进行分享的方法。如果一群人行动起来以实现其共同利益，他们将不会选择无政府这样的途径。社会契约：科斯谈判的另外一个名称 那么，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由于避免无政府状态可以给人们带来收益，人们就会行动起来避免这一状态吗？互利交换的类比告诉我们，他们会做到这一点。每个无政府社会都会从签订并遵守一项社会契约中得益。一个老生常谈的看法就是，一个由理性人组成的集团可以实现它的共同或者集团利益。这样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每个集团由于存在共同的规避无政府状态的利益，因而都可以行动起来通过确立和平的秩序以实现这样的共同利益？ 答案明显是否定的。自愿行动以确立和平秩序不能够发生——对大集团或者一个国家来说更不会发生——的最重要理由我们在下一章将做分析。但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观点也是可以足够充分地证明多集团不可能确立一个社会契约：即使无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人签订了社会契约以确立一个和平秩序，无政府状态也不会根除，除非契约能够得到强制执行。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一方（例如政府）可以强制执行契约，那么将首先不会有无政府状态。权力理论的必不可少性 尽管交易成本分析法在等级制公司研究中取得了成功，以及其在分析政治问题中给我们带来了启发性，但是它还没有提供理解政府与政治，或者任何存在强迫性权威与强制性权力社会生活的充分基础。它也不能解释许多我们所观察到的明显的社会无效结果，甚至不能解释那些需要强制力量保障的互利性契约。当交易成本的看法与重视强制性权力的重要性的看法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能够提供一个有用的观察政治与政府的方法（例如迪克西特所做的工作[12]）。当它被运用到考察存在污染或者外部性问题的两人互动中的时候，它也是极为有用的。而且，它与我们第一章和第二章提供的理论结合起来使用时，也被证明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自愿与互利性的谈判以及对其进行限制的交易成本的比喻自身还是不够的，甚至也不是政府与政治理论的自然起点。 为了理解政府以及其所做的所有好事情与坏事情，以及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令人恐怖的无政府生活，可能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代替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发展出来的权力理论。我们必须既要理解从自愿交换中得到的收益，还必须理解强制与力量的逻辑。 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性的个人可能威胁使用强制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这正是造成如霍布斯所言的“荒凉、贫穷、卑鄙、野蛮以及短缺”的无政府状态生活的因素。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中，生产的动机受到一个人生产的东西——以及用来生产的工具或者资本——会被其他人掠夺去的可能性的限制。在无政府社会中，有些劳动力是被用来掠夺或者偷窃而不是用来进行生产的。 偷窃自然会引起防卫工具与避免偷窃行为的一些成本。由于这些成本在无政府社会中是重要的，因而很令人奇怪地对理解非无政府社会也很重要。当然，它们需要区别对待。例如，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在无政府社会中的家庭如何对待特有的偷窃行为的。该家庭为了实现其最好的利益，需要把它的工作进行适当分配，最后一个单位的工作需要用来保护其免遭偷窃，这与它将其用于生产所取得的回报是一样的。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一个家庭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防止偷窃行为而不是去生产。（当然，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偷窃与生产，某些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偷窃而不是生产上。） 偷窃也可以通过以不同的方式生产一些东西或者生产不同的产品来被阻止。我们已经指出，在无政府社会中，资本商品可能很容易被偷窃，因而生产就不得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有些活动，例如在某些地方采集食物以果腹的活动，本质上是反对盗窃行为的。当生产过程中生产性的因素更少而防止盗窃行为的因素更多时，最后所损失的产量当然是无政府状态内在的成本。 因此，在无政府社会中，社会损失了本可以把资源投入生产而获得的那些产出，本用于投入生产的资源被用于防止盗窃活动上了，如果生产活动不集中在防止盗窃行为上，那么额外的产出本是可以获得的。无政府不仅导致生命的丧失，也增加了去偷窃和进行防窃的动机，因而减少了人们进行生产的动力。 因此，就如强有力的人有时会理性地利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无政府下的暴力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总是非理性的：不管窃贼得到什么，其他人总是有损失的，资源流向窃贼以及社会的防窃行为都减少了产量。如果无政府社会被一种适当的和平秩序所取代，那么产量就会大幅度增加。实际上，从暴力的无政府社会转向和平秩序的社会所获得的收益一般来说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很多将这些惠及社会中每个人的收益进行分享的方法。如果一群人行动起来以实现其共同利益，他们将不会选择无政府这样的途径。社会契约：科斯谈判的另外一个名称 那么，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由于避免无政府状态可以给人们带来收益，人们就会行动起来避免这一状态吗？互利交换的类比告诉我们，他们会做到这一点。每个无政府社会都会从签订并遵守一项社会契约中得益。一个老生常谈的看法就是，一个由理性人组成的集团可以实现它的共同或者集团利益。这样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每个集团由于存在共同的规避无政府状态的利益，因而都可以行动起来通过确立和平的秩序以实现这样的共同利益？ 答案明显是否定的。自愿行动以确立和平秩序不能够发生——对大集团或者一个国家来说更不会发生——的最重要理由我们在下一章将做分析。但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观点也是可以足够充分地证明多集团不可能确立一个社会契约：即使无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人签订了社会契约以确立一个和平秩序，无政府状态也不会根除，除非契约能够得到强制执行。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一方（例如政府）可以强制执行契约，那么将首先不会有无政府状态。权力理论的必不可少性 尽管交易成本分析法在等级制公司研究中取得了成功，以及其在分析政治问题中给我们带来了启发性，但是它还没有提供理解政府与政治，或者任何存在强迫性权威与强制性权力社会生活的充分基础。它也不能解释许多我们所观察到的明显的社会无效结果，甚至不能解释那些需要强制力量保障的互利性契约。当交易成本的看法与重视强制性权力的重要性的看法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能够提供一个有用的观察政治与政府的方法（例如迪克西特所做的工作[12]）。当它被运用到考察存在污染或者外部性问题的两人互动中的时候，它也是极为有用的。而且，它与我们第一章和第二章提供的理论结合起来使用时，也被证明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自愿与互利性的谈判以及对其进行限制的交易成本的比喻自身还是不够的，甚至也不是政府与政治理论的自然起点。 为了理解政府以及其所做的所有好事情与坏事情，以及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令人恐怖的无政府生活，可能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代替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发展出来的权力理论。我们必须既要理解从自愿交换中得到的收益，还必须理解强制与力量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