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历史事实

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自利的专制者的共容利益与经济增长甚至文明的进步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至少自在定居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后不久萨贡国王（King Sargon）的征服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创造了阿卡德帝国（Akkad），专制体制就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人都处于专制统治和税收盘剥之下。要发现慈善的独裁者确实很困难。固定匪帮的模型要比关于专制者是利他的假设更符合事实一些。 然而，很显然，在民主制度盛行之前，历史上也有总收入、人口和文明的显著发展。最近也有很多处于专制统治下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例子。所以我在后面会论证相对民主的社会——或者至少拥有代议制政府的非专制社会——在经济增长中会起到不相称的作用。[12]这绝不是偶然的。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 虽然从流动匪帮到固定匪帮的过渡会给匪帮首领本人及其臣民带来收益，但是这个过渡并不是由于社会契约或者其他任何自愿交易所引起的。它也不是那只使自愿交易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结果。然而，一个流动匪帮安定下来并占山为王而导致的产量与相互收益的提高，是因为激励动机发生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我提供的固定匪帮的模型中，令人惊奇的好结果的出现与善良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当从对权力的破坏性使用转到对权力的建设性使用的时候——就如霍布斯所说的“人人为战”的状态被一个专制政府的秩序所取代的时候，结果的改善就会产生，这要归功于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或许我们应该把它叫左手——在共容利益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13]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与斯密所谓的第一只隐藏的手相比，这第二只看不见的手并不为人所熟知，而且也许还有点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不重要。由于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关于权力、政府和政治的理论，或许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政府对经济行恶和行善的理论，从而使人们忽视了第二只看不见的手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自利的专制者的共容利益与经济增长甚至文明的进步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至少自在定居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后不久萨贡国王（King Sargon）的征服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创造了阿卡德帝国（Akkad），专制体制就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人都处于专制统治和税收盘剥之下。要发现慈善的独裁者确实很困难。固定匪帮的模型要比关于专制者是利他的假设更符合事实一些。 然而，很显然，在民主制度盛行之前，历史上也有总收入、人口和文明的显著发展。最近也有很多处于专制统治下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例子。所以我在后面会论证相对民主的社会——或者至少拥有代议制政府的非专制社会——在经济增长中会起到不相称的作用。[12]这绝不是偶然的。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 虽然从流动匪帮到固定匪帮的过渡会给匪帮首领本人及其臣民带来收益，但是这个过渡并不是由于社会契约或者其他任何自愿交易所引起的。它也不是那只使自愿交易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结果。然而，一个流动匪帮安定下来并占山为王而导致的产量与相互收益的提高，是因为激励动机发生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我提供的固定匪帮的模型中，令人惊奇的好结果的出现与善良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当从对权力的破坏性使用转到对权力的建设性使用的时候——就如霍布斯所说的“人人为战”的状态被一个专制政府的秩序所取代的时候，结果的改善就会产生，这要归功于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或许我们应该把它叫左手——在共容利益指引下使用权力，其后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13]即使其实现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也不是基于善良的愿望去做的。与斯密所谓的第一只隐藏的手相比，这第二只看不见的手并不为人所熟知，而且也许还有点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不重要。由于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关于权力、政府和政治的理论，或许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政府对经济行恶和行善的理论，从而使人们忽视了第二只看不见的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