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幽灵——序言

题　记 　　1998年5月21日，适值本书校样正在修改的时节，苏哈托在掌权逾32年之后，突然辞去印度尼西亚总统职务。他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武装部队领导层的一纸最后通牒：如果他不立即下台，他将受到起诉。军队这么做是为应付这一周早些时候在雅加达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它是杀害了帝利沙地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六位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学生所引发的，也是已持续数周的全国性抗议经济大灾难活动的顶峰。那场灾难让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贬值，摧毁了国家的金融机构，造成大量失业和基本商品的价格飞涨。对那一灾难，这个民贼式的独裁政府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强势压制以及自私自利的政治操纵要负主要责任。当苏加诺，这位在三十多年前被苏哈托赶下台的人，在软禁中死去的时候，曾有数百万人为他的逝世而哭泣。等到苏哈托这个老朽暴君最终去见他的上帝的时候，将只有一双双干涸的眼睛。 　　苏哈托的继任者，那位布吉人航空工程师，副总统哈比比，是苏哈托本人封授的，不应指望他能残喘多久。独裁政权崩塌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力量，如不彻底革新印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会甘休的。即将采取的第一个关键步骤，是印度尼西亚自1955年以来首次自由的全国大选，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将在今年年底举行。 导　言 比较的幽灵 　　1963年2月2日，在与我被教导着把它想象成“东南亚”的这块土地初次相逢约莫一年之后，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经历，那时我无以名之。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要接受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名誉学位，他临时邀请了外交使团，与大学生和教员们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后成了一位年长的欧洲外交官的耳语翻译。苏加诺在讲他最爱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领导者。本来风平浪静，突然，他开始谈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是将其说成大屠杀的刽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而是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让我俩惊诧莫名的是，这位总统必定是疑心没几个学生曾经听说过希特勒，他试图赋予元首的遥远幽灵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公共演讲风格，像说腹语似的说道： 　　比方说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绝顶聪明—也许他想说，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Dritte Reich）。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第一帝国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国，是老腓特烈领导的帝国；第二帝国是就在世界大战之前还存在着的那个，而今在世界大战中被摧毁了。“来吧，让我们建造起一个第三帝国，在这第三帝国里，嗨，姐妹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兄弟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孩子们，你们会活得很快乐；嗨，你们，德意志的爱国者们，你们将目睹德意志加冕为王，凌驾于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们，希特勒如此描绘这些理想，真是太聪明了！ 　　我顺着他的讲话低语的时候，老外交官变得越来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吗，他真是在说这个？”他再三问我。我已经多次听过苏加诺用他那腹语式风格讲述孙逸仙、凯末尔、甘地、德·瓦勒拉和胡志明，那些时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们，民族主义是一种普世之物，而且同国际主义不可分割。我极力向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但没有成功，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使馆，比从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 　　对我而言，我感到晕头转向。在我的年轻生命里，我是头一回被邀约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的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禄或皮萨罗。从今往后要像从前那样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难了。 　　我找不出一个好名头来称呼这种体验，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时我在菲律宾，为了自学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读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黎刹说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 。原来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东南亚”的诸起源 　　对我来说，“东南亚”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场所（locus），可以由此努力适应这类挥之不去的幽灵。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想象物，它年齿极浅，比我本人的还浅。不必惊怪，它的命名出自外部，甚至在今天，居住在它的大约1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用说水域）上的几乎5亿人口，极少有人认为自己是“东南亚人”。较老的中国概念“南洋”，模模糊糊指的是由海路可达的一片“南方”区域。后来日语里的派生词南方（nampō），宽泛而有弹性地延展到美国人称之为西南太平洋的地方。“东南亚”本身只是在1943年夏，随着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问世；该司令部是更传统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脉，但是它驻扎在康提，所司的领土职责包括锡兰和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疆（两者都不在今天的“东南亚”），却排除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1945年7月），还有菲律宾。然而这一命名显然是对下述事实的反应：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单一势力—裕仁天皇的军队势力—有效地控制了英属缅甸和西属—美属菲律宾之间的整片地带。 　　几乎正好在同一时间，学术界开始严肃地运用这个术语，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两个海上帝国的学者们。这股新浪潮可以说在1941年已经露头，那时了不起的缅甸学者、前英国殖民地的公务员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发表了他的《东南亚的福利与进步》一书—是在纽约，两年后紧接着发表了《东南亚的教育进步》—又是在纽约。1942年，美国政治科学家鲁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与他的同事伦诺克斯·米尔斯（Lennox Mills）和弗吉尼亚·汤普森（Virginia Thompson）一道，出版了《东南亚的政府与民族主义》。左翼美国人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于1944年出版了《东南亚各民族》，1950年又出版了精彩的《东南亚的人性枷锁》。英国殖民地官员维克多·珀塞尔（Victor Purcell）在1951年写成了不落俗套的《东南亚华人》。次年，英国历史学家夸里奇·威尔士（Quaritch Wales）在其《古代东南亚的战争》一书中，犯了时代错误，将“东南亚”的世纪推远到欧洲人到来前的往昔。随着英国前殖民地官员D.G.E.霍尔颇具官方权威的《东南亚史》于1955年问世，这个概念堂而皇之地正规化了（虽然霍尔在该书的第一版中没有把菲律宾包含在内，这一缺席在以后的连续再版中部分得到弥补）。 　　为什么姗姗来迟？又为什么最后一蹴而就？首先，这里缺乏一种历史性的霸权势力，就像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近东或中东，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对“拉丁”美洲，莫卧儿人对“印度”，以及让“中国”成为一种貌似可信的有界幻象的北京历代君王那种权力。其次，一旦伊斯兰教（从十三世纪开始）和基督教（从十六世纪开始）打破了印度教—佛教相混融的文明态势，这个地区就呈现出非同一般的宗教异质性，而印度教—佛教文明的遗迹如今尚名列世界奇迹之中，如柬埔寨的吴哥，爪哇的婆罗浮屠，暹罗的大城府，缅甸的蒲甘和末罗汉等。今天，缅甸、暹罗、老挝和柬埔寨各自信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是穆斯林占优，菲律宾主要是天主教徒，而越南尤其继承了儒教、道教和大乘佛教。但是无疑地，起关键作用的要素还是这一地区形形色色帝国主义的奇特历史。这里只有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不见踪影。英国人在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在东帝汶，西班牙人和美国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加上半独立的缓冲国暹罗，在伦敦和巴黎这对冤家的殖民地间苦苦支撑。再有，这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并非像非洲大部分地区所发生的那样，在十九世纪晚期一拥而至，而是数世纪间前前后后赶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义的十六世纪末叶，荷兰人在重商主义的十七世纪，英国人在启蒙主义的十八世纪，法国人在工业主义的十九世纪，美国人在机动化的二十世纪到达此地。每个帝国势力跟它的竞争国互相猜忌、明争暗斗，把自己的领地同其余地区隔离开来，结果到二十世纪初，巴达维亚（雅加达）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更了解阿姆斯特丹，而不大了解他们的远祖曾交往密切的柬埔寨；他们在马尼拉的兄弟族类对马德里和纽约的了解，又超过了对南中国海对面一衣带水的越南滨海地区的了解。而且，即便是在这个飞机、电报、电话的时代，这些殖民地也是距宗主国最为遥远的。越南之于巴黎，菲律宾之于马德里或华盛顿，东帝汶之于里斯本，马来亚之于伦敦（除了人种斑驳陆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都比各帝国版图内其他任何地方更远。僻远、异质，还有可谓宗主国的分割，这个地区统一命名如此之迟，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二十世纪伊始，这一区域有史以来首次开始形成边界，这要特别归功于墨卡托的遗产。今天的缅甸，在1885年到1937年间，曾是殖民地印度的组成部分，是它唯一的佛教省份。但就在那时候，连续的、绘成地图的边界线已经给定，大体上延续至今。巴黎明确标示出中国领土在哪里终止，法属越南的东京从哪里起始，它消除了数世纪以来渗透性的相互联系，更别提今日越南的某些地区被合并到中华帝国里的那一千年了。二十世纪初，新几内亚岛位于东经141度以西的那一半属于荷属东印度，如今它是东南亚的一部分。然而东边一半就不是。这半边的以北部分，在1885年和一战之间，是凯撒·威廉兰（Kaiser Wilhelmland），隶属于同样可笑地唤作俾斯麦群岛的一个德国殖民地。以南部分是英国人的。1920年后，这南北两部分渐次变成了一个虚弱的单位，由澳大利亚的次生帝国主义控制。如果我们不但想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被排除在东南亚之外，还想到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最近拒绝了锡兰/斯里兰卡的加入申请，我们就能看清这幅地图的真正重要性。回溯一千年，锡兰同东南亚有着文化、商业甚至政治的密切联系，它还和缅甸、暹罗、柬埔寨、老挝共同信仰小乘佛教（穿过孟加拉湾的双向朝圣路线存在好几个世纪了，至今依然如故）。它的农业、气候、食物和文化极其类似于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可是它最终却被—也许不太舒坦地—钉在了“南亚”。 　　造成最后一蹴而就的是太平洋战争、飞速的战后去殖民化、冷战的发动，以及美国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区唯一霸主的持续努力。这一地区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在1942年初到1945年间的冷不防地耻辱性崩溃、1943年起越来越孤注一掷的日本对“土著民”的武装和军事训练、有时受到远道而来的盟军援助的抗日游击队的兴起，还有在缅甸和菲律宾展开的日军和盟军之间创巨痛深的激战：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当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以后，欧洲人不可能昂然卷土重来。在亚非殖民化区域的别的任何地方，这样的事情从没发生过。它也意味着，继大约140年前的西属美洲之后，东南亚成了唯一的这样一块殖民化区域：这里争取独立以及更多东西的武装斗争是家常便饭。不同寻常的是，在拉美的最西端，即菲律宾，这个过程在1896年已经开始了，那时候，由博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马比尼（Apolinario Mabini）领导的一场既早熟（对亚洲而言）又晚熟（对拉美而言）的起义，于1898年缔造了一个自由的菲律宾共和国，虽然它不久即被美国镇压了。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尼，某种程度上还有马来亚，实际上都在为独立而战，大多取得了苦涩的成功—也渐渐意识到彼此在干同样的事业。1947年初，泰国进步的民选总理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在他被军方推翻之前的短暂时光里，发起了一个流产的“东南亚联盟”，想建立反帝互助的区域网络。 　　然而，是冷战在亚洲的揭幕真正开启了使东南亚成为像它今天那样一种想象的现实的漫长历程。在美国看来，大亚洲的主要国家都有一个多少比较固定的地位。日本已经被美国人占领了，唯华盛顿的军事和经济机器马首是瞻。印度在分治危机之后，在尼赫鲁和国大党的无与争锋的领导权下，似乎铁定是准英属的。中国嘛，唉，1949年后“丢失”给共产主义了，但是它太庞大了，顶多适合闪电式的、半秘密的干涉。印巴和中国之间地带的那些新国家则另是一番景象。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土生土长的、通常是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质疑盟国企图创建的战后秩序的合法性。在1949年的缅甸，即取得正式独立一年以后，两个竞争的共产主义政党，加上各式各样的族群反叛团体，让吴努（Unu）政府差不多只控制了仰光。东面的法国殖民地，1946年末爆发了第一次印支战争，一年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当这场战争在奠边府趋向尾声时，共产主义运动传遍了老挝这个山地国家，稍后又传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在菲律宾，美国人重新扶植了一个腐败的地方巨头阶层，来领导已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当然是在1946年7月4日）的这个国家，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共产主义起义（1948—约1954年），它是以战争年代的人民抗日军（Hukbalahap）为班底的。在印尼，起初看上去，本土的左派已经在1948年被忠于革命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达（Hatta）的军队制伏了，但在主权移交之后，印尼共产党却出人意料（而又合法）地恢复了元气，不过十年时间，成为共产主义集团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在马来亚（它直到1957年才正式独立），1948年春之后伦敦发现，它面对着它的现代帝国历史上最长久、最猛烈的抵抗—来自一个马来亚共产党，该党是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发展而成的。只有在暹罗，“常态”似乎占了上风；武装的共产主义仅在1960年代中期才开始冒头。 　　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传略，拉美没有，近东没有，非洲没有，南亚也没有。新霸主打定主意，它不应像中国那样“丢失”了。于是，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立了，它初创于美国人的马尼拉，后来总部设在曼谷，其用意就是挽救这整个后殖民地区免遭共产主义幽灵之害。随后十年里，东南亚的本地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要创建一个不那么全盘地受外人支配的区域性组织；这两种措施最终都夭折了。由暹罗、菲律宾和当时的马来亚创建于1961年的东南亚联盟（ASA），最后无力解决因马尼拉对北婆罗洲（沙巴）的主权要求而起的日渐升级的争吵。马菲印尼联盟（Maphilindo）是印尼的激进民粹主义总统苏加诺1963年想出的妙计，打算包含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些个“马来”民族，然而一当白厅从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以及从前编造出来的“白人拉甲的沙捞越”拼凑出“马来西亚”，它转眼间就塌陷了。不过，1967年，当苏加诺在一场大规模凶杀的狂欢中倒台以后，一个较为持久的机构创立了，那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它最近—隔了三十年之后—接纳了越南、缅甸和老挝，也许有朝一日会让洪森的柬埔寨与沙纳纳·古斯芒的东帝汶加入进来。 东南亚研究，东南亚人，东南亚专家 　　有一个领域，它迥异于外交官、将军、情报机构和国家首脑们组成的领域，在它那里，东南亚更早也更成功地在变成一种现实。各色殖民主义制造了大量学术成就，这些学问被各殖民地框限于研究本地区—用英语研究缅甸和马来亚，用美语研究菲律宾，用荷兰语研究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用法语研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等。正像这样，战后美国的反共霸权给东南亚研究这个新领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从事这种研究的第一个学术计划（programme）于1947年在耶鲁大学创立，不久以后，我所在的康奈尔大学紧跟着设立了一个同类计划。在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所造成的惊恐状态下，随着第二次印支战争爆发，相似的计划在全美国繁衍开去。后来，这种模式蔓延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地，侧重点各各有别。 　　美国开创的这种东南亚研究，与殖民地时代先已存在的那种学术研究之间，自始即有一种关键的差别。殖民地时代几乎所有的伟大学者—比如，约翰·弗尼瓦尔和戈登·卢斯（缅甸）；马伯乐和保罗·马斯（印度支那）；理查德·温斯特德和R.J.威尔金森（马来亚）；特奥多尔·皮若（Theodoor Pigeaud）和贝特兰·施里克（荷属东印度）；罗伊·巴顿和罗尔斯顿·海登（菲律宾）—都是或曾经是殖民地官员。他们一生有很长时期住在殖民地，对那里了如指掌。然而如此沉浸其中的前提条件是，即便他们私底下怀疑殖民事业，也不大可能公然说出来。在战后的后殖民时代，这类人物消失了。东南亚，或者至少是它非共产主义的区域，遭逢了成群的美国官员，他们要处理一切事务，从军事、情报到教育和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也几乎不通当地语言，很少有时间或意向去做殖民地的风平浪静所容许的悠闲研究，他们走马灯似的轮换岗位，以致不能深入理解任何东西。 　　结果，东南亚研究成了宗主国教授们的领地，他们主要并非美国联邦国家的财政受益人，毋宁说是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还有私人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益人。既然他们工作的架构—东南亚—是这一地区非殖民化和美国不依不饶的冷战霸权的后果，他们的研究明显集中在同他们殖民时代的前辈迥然有别的学科领域里：首先是政治科学，还有近现代史和人类学，而不是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这一转变意味着它的领军人物不是有着文官思想或官僚责任的人（很多人对非共产主义的反殖民民族主义怀着积极的、公开的同情，公然批评华盛顿政策的也不在少数）。 　　称之为东南亚研究的一个制度化研究领域，处在有着无限财力和巨大政治野心的一个大陆强国的中心，就眼下的目的来说，它的创建具有两大后果。第一，教授们和研究生们跨越学科汇聚一堂，不是出于特殊的国家兴趣，而是出于区域兴趣。前者讲授—后者听受—这样一些课程：东南亚史、东南亚政治、东南亚经济、东南亚的神话与象征，诸如此类。这种课程有一种实际的好处，它迫使所有学生横跨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区域”，多少带着比较的眼光思考问题，并且把学生们聚到一处密切切磋，即便某人对古代越南感兴趣，另一个对菲律宾公共行政感兴趣，还有一个对爪哇人的神秘崇拜感兴趣。（这也有不利之处，它往往把这些学生同研究朝鲜、斯里兰卡、中东、中国等地的教授和学生分隔开来。）热烈的学生课堂和个人关系最终延伸入学术的职业生涯，深深地与作为一个真实地点的东南亚捆绑在一起，并奉献给它。这一奉献也超越了直接的冷战分界线，因为原则上，共产主义的、中立的和亲美的国家都在一个单一架构内并列着被研究。就此而言，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东南亚对美国大学中的人们来说，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为真实。第二，那时候美国有资源可以创建举世无双的“东南亚”图书馆；它也有学术经费把感兴趣的学生从诸多不同的国家吸引过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东南亚本身那些出入自由的国家过来的学生。多年的学生生活，伴随着他们共同的研究，跨国的友谊、爱情，有时还有婚姻，在1950年代已经开始造就一批年轻人，他们能够想象自己是东南亚人，同样也是印尼人，或菲律宾人，或暹罗人。他们归国后，一般待在国立大学、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和资望较高的大众传媒的重要岗位上，常常会把这些个人关系维系几十年。而且，这些学生中相当数量的人凭借在美国的学习，能够以一种共同语言（在美国或别处）发表研究成果。对这类人而言，英语成了—这一点完全不曾刻意强调—东南亚真正的通用语，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现实性的保证；很久以后，外交官、政客、将军甚至技术官僚们才作如是观。 　　1960年代中后期，越南战争加剧为第二次印支战争，这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即东南亚在大学共同体内外的进一步成形。在美国大众传媒看来，越南差不多从来就位于东南亚—尽管考虑到它数世纪以来同中国的恼人的亲近，还有它在河内的共产主义政权，人们本应可能视之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当强制征兵开始带来不良后果的时候，学院里注册学习东南亚课程的人数暴涨，有关东南亚的图书也越来越唾手可得。回想起来，更令人吃惊的是有那么多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在越南问题或越南语的知识上专业化程度不深，却自认为有道德义务和知识能力，以东南亚研究权威的姿态，对这个国家及这场战争公开发表意见。而且更有趣的是，这场战争（事实上它严重分化了东南亚专家）造成的校园生活的政治化和两极化，对在国外求学—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的东南亚学生产生了影响。人们可能发现，泰国和菲律宾学生针对战争进行抗议和游行示威，并同印度支那的民族休戚与共，而他们的政府与美国战争机器沆瀣一气。这些学生去游行示威，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民族政治的理由，也有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但是关键在于，他们视彼此为游行的同志，旁边还有从事东南亚研究的美裔、欧裔、澳裔、加拿大裔学生，和他们一起抗议。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学生中有人成了真正民主化、包容性的东盟最为庄重博识的代言人之一。他们是这样一类人：在曼谷他们敦促泰国政府公开支持昂山素季，在马尼拉和吉隆坡他们抵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政府的企图，这两国政府可恶地热衷于镇压要求东帝汶自由的会议，姑息苏哈托政权。当然，成效不大。 作为东南亚劳工和资本家的“华人” 　　当历史学家们开始—就在不久前—将东南亚想象成冷战前和殖民前就已存在的古老实体的时候，可供发掘和审视这一实体的一个要地是中华帝国积数世纪之久的巨大档案。从这个王国出发，佛教朝圣者穿越东南亚沿海地区，往返于中国与今日南亚的圣地之间，有的人留下了详尽的旅行记述。东南亚的许多较大的王国都习于向当朝天子派遣使团，直到欧洲人中断了这一活动为止；他们使团的目的是为了贸易、情报与政治合法性。帝国朝廷喜欢把这些使团说成是“朝贡者”，但也利用它们来搜集有关其“野蛮的”南部外围的信息。（古代北京和当代华盛顿在这点上有一种讽刺性的相似。）因而并非意外的是，当代最卓越的“古代东南亚”历史学家沃尔特斯（O. W. Wolters）—他的全部作品宏伟地跨越了今天被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柬埔寨占据的领土范围—刚出道时是个年轻的汉学家，为马来亚殖民行政机构的一个部门工作，该部门被荒唐地误称为“中华属国”部。 　　福建和广东，今日中国的这两个东南沿海省份，其中有些男子往往不遵守经常很凶残的帝国禁海令，从很早时期起就迁往东南亚，入赘当地家庭，做起了工匠、商人、港务长，有些情况下还成了有权有势的朝臣。偶尔甚至更加高贵：当今的暹罗王室，这么说吧，有50%的“中国”血统；柬埔寨的诺罗敦家族也不亚于此。初来乍到，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多数人没法像他们自己被养育的那样，养育他们的混血后裔。除非有意外的外部干预，他们的子孙会渐渐同化到当地种群里。这种同化比较轻松，因为最初的移民不知道他们是“华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通常讲的是闽南语和粤语这类彼此听不懂的话；因此他们认同于职业、宗族和老家，而不是认同于几个世纪后方才浮现的民族。 　　有三股重要力量运转起来，改变了这种逐渐潜移默化的状况。首先是欧洲人的到来。他们对这些语言都茫然不解，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面相、服饰和职业，他们的野心倾注在掌控本地区的贸易上，所以他们决定，这一类人统统是“华人”，进而以这个决定为基础采取行动。（东南亚对“华人”的大屠杀在十八世纪由本地区第一批法西斯分子发起：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人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次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它在中国东南造成一片狼藉，让清王朝几乎全盘丧失了对其南方海岸边界的控制。近乎同时出现的汽船，以及资本主义殖民地东南亚这个劳动力匮乏的巨大市场，使得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年轻男子以空前规模大量移民成为可能。最后是十九世纪末华人民族主义的登台，不只是在中国本土的城市，而且（有时甚至更早）还在南洋。特别是在今天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一地带上，这些民族主义伴随着识字率（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的提高、报纸的出现、移民中的性别比正常化—这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家庭生活。相反地，暹罗和菲律宾因不同原因，同化进展得相当快速平稳，那里的这种趋势就大为逊色，对暹罗和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认同反而强烈得多。 　　随着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民族性的中华共和国的蹒跚出场，对东南亚那些自己以某种方式认同于华人，或者/而且被当地种群和殖民政府认作华人的人们来说，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的问题就开始变得迫在眉睫了。在后殖民时代，出于地方的、区域的和国际的一些原因，这个问题甚至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地方上（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欧洲人的政治经济控制权的解除，为上升中的华人企业家急速提升经济权力开辟了道路，同时使他们更严重地遭受本土精英的敲诈勒索和全国民众的愤恨嫉忌。区域上，华人商业利益铺展得超越了国界，因为资本家寻求将风险和机会多样化。与此同时，分别以当时左翼的北京和右翼的台北为中心，中国两个敌对的政权各施手段，企图在当地的民族国家精英、地方反对派和流亡华人中网罗友朋。没过多久，也就有了新加坡自治市这个异数：形式上是多族群或多种族的，而实际上是华人民族的又一种发展可能，处在李光耀及其忠实追随者的无限期政权控制之下。 　　在后殖民时期，对相信华人是单一实体的那些人们（通常是外部观察者）来说，把华人视为正在形成的一种名副其实的东南亚经济的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跨地区基础，这不算奇谈怪论。随着亚洲冷战趋于缓和，随着电子通讯技术发展起来，也随着1970和1980年代的长期繁荣进一步拓深，这样一种信念更是四处流传：东盟的外交官们正极力从政治上和战略上为东南亚所做的事，华人将会从经济上做到。然而，这一景象是否符合现实甚为可疑。从一开始，本地区各民族国家的经济，除新加坡外，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而非互补性的。有个惊人的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前的1990年代初期，区域内贸易仍然仅具次要意义。比如1992年，东盟内的出口额总计仅占总出口额的17.4%。即便这个17.4%也是欺骗性的，因为进入新加坡仓库的货物其实不是为了本地消费，而是为了转运到本区域之外。菲律宾（5.9%）、暹罗（12.7%）和印尼（11.6%）的这些数字尤为不起眼。有关东盟内进口额的数据差不多是一回事。东南亚各国也没有充分投资在彼此的开发上—新加坡再次是个例外。金融危机以后，也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甚至这些低百分比都极有可能还要缩小。没几个观察家注意不到，当艰难时世来临之际，东盟国家及其资本家在彼此互助上束手无策，而且实际上往往是遵照那条古老而通达世故的法则行动的：各寻生路（sauve qui peut）。 东南亚：作为一个政治集团？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当东盟于1967年组建的时候，邀请加入的公函被发送到东南亚的所有现存国家，而没有发送给东南亚以外的任何国家。其中不但包括新加坡（它才刚刚成为独立国家），还包括南越和北越、柬埔寨、老挝、缅甸，甚至产油的酋长国文莱（它十七年后才正式独立于伦敦）。虽然后边这组邀请函在当时无一被接受，但这份草拟于距北越春节攻势仅数月的邀请名单，原则上是同冷战惯例的断绝，今天可以把它看作是迈出的第一步，要顺着非洲、美洲和西欧的现行安排的路数，创建一个区域性外交集团。这里的核心理念是要创造出制度性约定，无须大国干预就能解决区域内的争端，并且创造出一种联合的“世界性存在”（world presence），那是当地任何国家单凭一己之力所做不到的。 　　这些目标实际实现的程度有限而模糊。对抗之结束不是由于东盟，而是由于苏哈托将军推翻了苏加诺，东盟的创制者。马科斯决定不再继续提出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要求，是因为那时他发现，马来西亚的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援助1972年—即他独裁的元年—在菲律宾南部爆发的穆斯林（摩洛）分离主义叛乱，对菲实施破坏性的报复。但是，1960年代末英国军队从东南亚撤退，1975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地位坍陷，都给东盟在本地摩拳擦掌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环境。焦点不出意外地落在印度支那。主要由暹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牵头，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开展起来，旨在防止东盟国家被迫接收从水陆两路逃离河内、万象和金边那几个获胜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大批难民。越南军队1978—1979年在柬埔寨大获全胜之后，东盟紧接着同北京和华盛顿密切合作，阻止河内扶植的韩桑林政府僭取柬埔寨的联合国席位，为波尔布特的武装及抵制越南强加的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其他集团提供各种支援。这样，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期间，东盟更多是作为一个反越而非反共集团在发挥作用。这种局面的完结，靠的不是东盟之力，毋宁说是因为世界列强利用联合国进行了协同干预，也是因为河内断定它在柬埔寨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达成。 　　由于东盟多数政府的威权性质，它也是软弱乏力的。几乎没有什么政权容忍严厉的国内批评，它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不干涉”彼此自行界定的内政。如此一来，东盟面对菲律宾的摩洛问题，或者雅加达在东帝汶弄巧成拙的帝国主义，就无所作为了。最近将越南、老挝和缅甸的专制政府吸纳进东盟，也不大可能减缓这种无能。东盟在如何处置洪森的柬埔寨这个问题上可耻的优柔寡断，只不过证实了这一印象，更不消说缅甸和越南之拒不接受东盟有关偷越国境者的最新原则了。然而很显然，在过去的十年里，东盟越来越多地设法让自身在国际外交上受人重视，而且本地区早该发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代际更迭可能打开通往民主化与更讲原则的联盟的道路。 个人动力 　　1958年1月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是出于最肤浅的原因：好奇。那时印度尼西亚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因为它有个庞大、合法的共产党，也因为中央情报局培植的一场内战一触即发。碰巧乔治·卡欣（George Kahin）在康奈尔授课，这位学者写出了有关某个国家现代政治的开山之作，在那年头，大部分美国人和欧洲人很难在一幅世界地图上找到那个国家。然而卡欣还是美国第二家东南亚研究中心极富创造性的主任，他在身边汇聚了一批不同凡响的教授级人才，精神饱满地努力招收对每个正在涌现的东南亚民族国家感兴趣的学生，假定他们有充足理由一起研究，互相学习。（因此对我来说，单就印尼本身进行研究在制度上就走不通了；只有把它放在区域背景下才行。）卡欣塑造我们品性的影响力的最后一个决定性方面是他的爱国主义。恰是由于他希望为他的国家感到骄傲而非羞耻，他的学术生涯过去是，甚至现在依然是由他的政治行动主义形塑的。他在1950年代初曾被剥夺护照，因为他尖锐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后来，随着美国对印度支那干预的加深，他将他的主要关切点转向那里，而不是指向他最初的喜好—印度尼西亚。回顾起来，我觉得卡欣似乎是战后美国对东南亚霸权计划的逻辑—历史对立面。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肯定是个有待研究的特殊地方。卡欣礼聘了温文尔雅的语言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约翰·埃科尔斯，后者出版了一种东南亚民族语言的第一部优秀的后殖民词典，并通过他的授课，使得年轻的“印尼专家们”成为通晓当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规模可观的东南亚专家群体。卡欣还礼聘了出生于里加的俄裔犹太舞蹈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后者在19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居住在荷属东印度从事研究，1950年代返回独立后的印尼，重拾并扩展她早期的工作。距耶鲁几小时车程的地方住着捷克裔犹太历史学家哈里·班达（Harry Benda），他曾在1930年代后期为东印度群岛的一家奥地利公司工作，还被日本人监禁过。这两位老师给学生们带来了对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帝国主义面相的欧洲式怀疑态度，还让学生们唤起了对殖民地时代和独立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明晰感觉。最后，1960和1970年代最具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之一，克利福德·格尔茨，在爪哇和巴厘岛做了他最重要的田野工作；这是机缘凑巧，如格尔茨本人后来记叙所言。 　　那时候，印度尼西亚在某些方面或许是特别的，但它总是被放置在东南亚框架下来思考和研究。这个框架恰恰受到越战那些年头的经验的强化，当时，对差别迥异的国家与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迫作为东南亚专家采取主战或反战的立场。这不光是为了知识或政治的理由。不论我们个别的学术研究兴趣是什么，我们在一起走向成熟，一起学习研究，阅读和批评彼此的作品；我们以某种方式被一个东南亚拴在一起，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帮着赋予那个东南亚某种现实性。 　　这些就是机构环境，它们让我在1972年4月被印尼禁止入境以后，能够不当回事地转向暹罗研究（1974—1975年），十年后又掉头迈向菲律宾（虽然有一小段时间我认真考虑过闻所未闻的举动：冒险闯到东南亚之外，去斯里兰卡）。暹罗和菲律宾似乎是印度尼西亚的“自然”对照物；让这种转向和比较成为可能的那些资源，康奈尔应有尽有：精良的语言教学、杰出的教员团队，还要感谢那时美金的威力、埃科尔斯无私的尽心尽力，和世界最好的东南亚图书馆。也是从容纳了前印度支那大势已去的（ci-devant）革命国家的这个东南亚出发，我后来才有机会走笔到更远的地方。1982—1983年间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初始推动力，就来自1978—1979年在中国、越南、柬埔寨三角之间（要是容许这种拟人化的话）爆发的第三次印支战争。但是我也不能忘怀从雅加达看希特勒的那种望远镜视野，它让我从此不再可能把欧洲视为理所当然。 　　几年后，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冷战，事实上也结束了那种模式的共产主义，却又鬼使神差地给西方的官方想象力召唤出新的幽灵：其中最显著者是（邪恶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形势下，而且恰值我生命中这样一个时期：在东南亚开展严肃的、全心投入的田野工作的机会，因种种原因日趋减少，于是我被逐步引向更广阔的、也更装腔作势地具有理论性和普遍性的思索和构想。然而这些新近的研究依然扎根于东南亚，不管有多坚实。所以，即使如后文所示，我曾神游至秘鲁（我不过在里约热内卢待过几天，那时最接近它），我的脚步也是从菲律宾拐入那个方向的：在某种舞台照明下，菲律宾可以看起来像是从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沿海漂移到远西去的。 本书概貌 　　本书意在展现国家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和“理论”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我们这段同质、空洞的时间中的集体嵌入。对本书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安排，尚需有所交待。 　　本书的核心是关于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几篇文章，我在它们每个国家都做过广泛的田野工作，对其语言也略知一二。这几项国别研究之后，紧跟着的一组文章，试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对这些国家进行某些主题上的比较。一前一后把这些文本包围起来的，是五篇理论文字，它们几乎全是探讨民族主义各面相的。我的想法是邀请读者先考量一些理论思索，然后转向这些思索从中生发出来的经验研究，最后回到开先那较为高深奥妙的风格中去。 　　自我被禁止进入苏哈托将军的印度尼西亚以来，迄今已逾二十五年了，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对我的情感和想象施加了强大影响。正像我在别处描述过的，这“放逐”意味着1972年以后，我有关印尼的许多著述都是凭借文献资料，而不是对一个活生生社会的直接经验。不过这也有好处，它把我的探索推回到十九世纪，并且从日常政治推向了意识转型，后者使得当下存在着的印尼可以想象。“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最初发表于1979年，是对爪哇人苏多摩博士（Dr. Soetomo）惊世骇俗的自传（但它真是自传吗？）的研究，他是印尼早期最富吸引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今天回头再看，我一眼就看出，这篇文章已经播下了《想象的共同体》的种子。因为该自传触及了萦绕着民族主义想象的两大突出符号—死亡和光明。第二篇“专业梦想”是在十年后写就的，研究了用爪哇语写的、从当代印尼人的眼光来看令人反感的两首长诗的几部分，其中一首成于十九世纪初，另一首成于1860年代，那也许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距苏多摩出生仅隔一代。写作这篇文章的时节，我正在考虑如何修改和订正《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约莫1810年之后，全新的民族主义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古已有之的。对这两首诗与民族主义者苏多摩的回忆录之间的认知鸿沟的考察，有助于我理直气壮地得出我的理论结论：民族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意识改变，以致前民族主义的意识变得隔膜难解，于是只得代之以“历史”和“传统”。 　　这两项研究兴许染上了一种古文物研究的气味，没有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我对当代印尼的持续介入。大约在“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初次发表的时候，我有了一次在我算是非同寻常的经历：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两个小组委员会去提供专业证词。这两个小组委员会此时正在斟酌，对苏哈托政权在印尼施行的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它对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的野蛮入侵（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和占领，应当和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前边我已提起过，我从不曾涉足东帝汶，对那里使用的语言也懵然不通，不过起码我是关于那个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专家。再说，我有被印尼禁止入境的不可估量的优势，这样我不再为恐惧所困，害怕因肆无忌惮的直言招致拒绝入境的惩罚—那种恐惧让我的大多数印尼通同事们谨慎地缄默不语。奇妙得很，准备证词、提供证词的经验，让我回想起越南战争时期的况味。好像“敌人”从来没变—同样闪烁其辞的国务院发言人，同样满嘴谎话的大使们，同样酷好冷战的军官和谍报官员。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多地接触流亡海外的东帝汶爱国者，接触东帝汶事业支持者的日渐壮大的国际网络。这种介入的新近结果是“雅加达鞋里的沙子”，它力图解释何以在占领二十年之后，苏哈托政权还是不能把东帝汶人变成印尼人，何以东帝汶的民族主义比二十多年前雅加达入侵时传播得还要深广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又为他们统治者的野蛮蠢举付出了何等代价。 　　我花了一年时间（1974—1975年）在暹罗，研究它的主导语言，阅读它的历史，追踪它的政治。那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因为在1973年10月，曼谷的大规模群众性非武装起义为现政权的垮台创造了条件，那是沙立（Sarit Thanarat）与他的副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和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领导的久立不倒的军事政权，受到美国的支持、武装和资助。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暹罗是个极其自由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到处是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农民动员和针尖对麦芒的政治辩论。1975年春，这个国家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空前绝后地将大批左翼人士选入议会。同苏哈托治下的印尼形成的优劣之别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几乎就在这次选举的同一时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猛然间灰飞烟灭，这在毗邻的暹罗的保守主义阵营中造成了恐慌。1976年的特征表现为日渐加强的恐怖主义暴力运动，那是针对被视为左派的人们的，最后在同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达到极致。与政变同时发生的，是在曼谷本身的闹市区对学生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杀戮。紧接着，数以百计的才华横溢、忘我献身的青年逃到了游击队驻地，在那里他们最初受到泰国共产党（CPT）的欢迎。 　　“撤退症状”写于这次政变和杀戮的几个月之后，是我初次斗胆发表关于暹罗的东西。写作那时节，谁也料不到两年之内越南会成功侵入柬埔寨，中国军队会进入越南，而这场三角战争会飞快导致泰共瓦解；这篇文章把1976—1977年的国内两极化读解成冷战和此前四分之一世纪内美国的高压性、改造性存在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对1976年10月6日政变及其背景的分析在我看来虽依然切当，它以之作结的预测却迅即证明是靠不住的。“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发表在十多年以后，那时一个腐败、保守的文官政权在铲除了任何有组织的左派之后，似乎在这个国家稳定下来；这篇文章是对“撤退症状”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修正，也是论述东南亚“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作品的肇端—这个主题在“东南亚的选举”一章里表述得更加充分。 　　我在1972年初短暂造访过菲律宾，主要为了访友，当时就有预感：马科斯快要宣布独裁了。同年9月这个第一巨头公布了“军事戒严令”，这种预感被证实了。我后来再没有重返马尼拉，直到1986年2月之后，那时这个年迈多病的暴君，还有他那荒唐可笑的老婆及其华而不实的首饰，被美国人转移到了夏威夷。这又是一段美好时光，就像1974—1975年间的暹罗。我的许多学生纷纷涌入阿基诺夫人（Cory Aquino）的菲律宾，而我发现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步其后尘席卷进去。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想学西班牙语，如今有充足的理由下手了，因为在近代菲律宾史上的英雄时代（1880年代到1900年代，其时这个国家正引领着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几乎全部文献都是用那种语言写的。靠着词典、我残剩的法语和拉丁语以及一间藏身的陋室，我用想得到的最愉悦方式自学西班牙语：读原版的黎刹小说，伟大的激情燃烧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但并非只有黎刹一人攫住了我的想象力，还有最早的起义者博尼法西奥的勇气、1898年革命共和国的设计师马比尼的超凡才智和垂范后世的人品、卢纳（Antonio Luna）的军事天才、皮拉尔（Marcelo del Pilar）的洞彻世事和组织才能等。到1903年，这些人全死了，此时，美国人基本巩固了他们的统治。1988—1989年我住在马尼拉，目睹了风雨飘摇的阿基诺政府不断遭到右翼上校们离奇的政变图谋的打击，不可能不反思这样的问题：才具相当的卓越人物为什么不再出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殖民地，却显然成了处在共产主义集团之外的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中最多灾多难的？ 　　“地方巨头民主制”写于1988年，在“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之前不久，而且有着相同的基调，尽管它的纲要式论域是菲律宾的整个近现代史。这也是距离较远地反思美国帝国主义（它的后果我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暹罗早就以不同方式领教过）的时机，既然美国在马尼拉的统治先于冷战近半个世纪。此外，在1880和1890年代，黎刹及其同志们完全不像我能想到的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任何人，真的，他们的“时间”与东南亚时间太不同步，有必要把他们置于标准的东南亚框架之外来考察。人们可能会想起1887年这个枢轴点的问题—那一年，《不许犯我》在柏林出版。苏多摩博士尚未出生。仅在两年前，不列颠完成了对缅甸的征服；当黎刹正要脱稿的时候，法国人才初创他们的印支联邦。在南方，伦敦对马来半岛的宗主权刚在1874年正式确立。 　　便于思考十九世纪晚期菲律宾的明显背景，首先是自相矛盾地既残败又开明的西班牙帝国，四分之三世纪前它在南美已开始分崩离析；然后从那里出发，是形形色色殖民主义的更宽广的比较框架。“第一个菲律宾人”是最近才写的，试图将黎刹定位在这些背景当中，同时篡改东南亚研究日渐硬化的骨架。这要搁在十年前我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尽管大体上《想象的共同体》的世界性框架—尤其是论克里奥耳先驱者的那一章，本应激发我往这个方向寻索。“难以想象”草成于1990年代初期，考察了《不许犯我》在官方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地方巨头民主制这个时代的奇特命运。 　　随后的一组文章，前已提到，力图在东南亚的架构内进行形式的比较。前两篇写于1990年代早期，虽然风格迥异，可是紧紧相连。“东南亚的选举”思考的是，当“自由选举”在暹罗、印尼和菲律宾的冷战中与冷战后的发展轨迹里突然显现时，它们展示出的矛盾特征。在谱线的两端：为什么繁多的“自由选举”对菲律宾的苦难无济于事，而“自由选举”的缺失对印尼却是一场灾难？“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对比了暹罗和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悬殊命运，以及拒绝态度所留下的不同后遗物—留给自今视之已很遥远的日子里曾称为“历史的终结”的时代。这也是向博得我无限崇敬的几位暹罗人和印尼人表示个人殷勤的机会。今天，在亚洲泡沫经济破灭之际，它的语调可能看起来过分伤感。 　　“各寻生路”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内的意外事件逼我动笔的：一年前后发生了这起金融风暴。这一崩溃来得如此猝不及防，它直接的当地后果如此痛彻肺腑，它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如此不可预测，在副标题为“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的一本书里面实在不能理直气壮地忽略它。我没有聚焦于这次危机的直接起因，那如今已是尽人皆知了；我试图提出人们不大问的这些问题：（东南）亚洲维持二十五年的“奇迹”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是什么？而今这些前提在多大程度上消失了？金融崩溃变化不等的严重程度与当今东南亚的政权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是我们可以合理主张的？然而这只是个初步的草图，为此我应请求读者的宽宏大量。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起因于1987年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主要是人类学家参加，由戴维·梅伯里—刘易斯（David Maybury-Lewis）的文化生存（Cultural Survival）组织筹备，要共同探讨困陷在后殖民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中、或多或少受到压制的“部落少数族群”的命运和前景。在麻省剑桥举行的多次研讨会在两方面于我有益。其一，通过手边那么丰富和多样的令人生畏的材料，它们迫使我找出一个有用的可靠框架，让这些材料的并置能够变得清晰易解。我通过对“少数族群”（minorities）这个观念在东南亚赖以形成、然后具体化的种种手段的思考，找到了这个框架。这些手段也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宗主国的人口普查制度，围绕人口普查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实践，还有把真理抵押给它的“科学的”人类学，所有这些都移入了殖民地世界。从那时以来，我对作为权力叙事的人口普查的兴趣稳步发展，结果几年后为初版的《想象的共同体》做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即名为“人口普查、地图、博物馆”的那一章。其二，我对反殖民民族主义的长期倾心和兴趣，阻碍了我看到它一旦与国家结盟所具有的危险潜力。对这种威胁的新承认是一个过程的起点，该过程在十多年后带来了本书第十六章的那篇论文，它专门研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叙事人》（El Hablador）—一本关于现代秘鲁及其亚马逊“部落少数族群”的满腹疑虑的、民族主义的杰出小说。原本只是捡起来随便读读，它却像一块马德琳蛋糕一样对我发生作用，强烈而意外地唤起我对东南亚往昔的种种回忆。 　　一头一尾的框架性研究先是由三篇“理论”文章组成，它们探究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起源、性质和前景，尽力比我此前所曾做到的再深刻一点。我1993年4月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卡彭特讲座（Carpenter Lectures），这些文章就胡乱地渊源于此。它们依次考察了民族主义的隐含语法，民族主义意象作为没有原件的复制品的独特性，还有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之间的日渐脱节—这是当代大规模移民与通讯和交通上的革命引发的一个后果。在每次讲座中，我都从我的望远镜在“东南亚”的大端说起：殖民地爪哇的蔗糖带，当代马尼拉闹市区的黎刹纪念碑，以及曼谷的机场—在那里，易受诱惑的移民每天都启程前往他们素不相识的雇主所在世界的各个地区。 　　在本书末尾，一是前已提及的对巴尔加斯·略萨《叙事人》的沉思，二是“民族之善”，它简要地思考了，在民族主义诞辰大约两百周年之际，为什么有可能也有必要礼赞一下民族主义，虽然有人会说这有悖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