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限制——自序

2004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形态问题，同时向读者介绍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其二是关于民主化问题，旨在通过我多年的治学和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从理论上指出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特别是不成熟的民主政体）各自存在的问题，论证现代国家建立在民选政府基础上的必要性；其三是关于群体性抗争运动的研究，目的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梳理，并对当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群体性抗争运动这两个方面。 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惯于从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出发来分析问题，或是“左派”，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国内读者也有类似的阅读习惯，喜欢用这些标签来对作者及其观点进行归档。但是，如果读者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的话，也许就会产生困惑。国内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文章中的有些结论似乎对各方都予以支持和抨击，旗帜不甚鲜明。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读者带着如此成见来读这本书的话，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系列误解。 这并不是说笔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国内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当前国内大多数较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语境下都应该称作libertarians。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我推崇波兰尼，并且从来就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可是我与国内语境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毫无关系。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中国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感到担忧，并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我们这代人曾经历过的磨难。但是，这并不是乌托邦情怀，或者说我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有很强的现实感。我的现实感不仅仅来自于我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思，更来源于我对中国一代代“理想主义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展现的人性的深入观察。我的童年生活是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又在宁夏当了8年工人，因此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最后，我坚持理性精神并肯定大多数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我并不持有进步史观。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中国的过去标记为“专制”和“落后”，为了今天的种种目的而对传统进行一种非历史性的鞭挞；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美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来兜售一个从来就不完美的文化，或者构想从来就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的理想国际秩序或者是理想国。在我眼里，前者表现出的是国人在近代被列强打出来的自卑和逆反心态，后者则反映了国人近年来刚富裕起来之后产生的暴发户心态。 我的现实主义立场肯定会影响我做学问时选题和提问题的方式。但是，许多时候，我的价值观与我文章的分析方式及其结论关系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树立了问题意识后，在解答问题时我遵从的原则是让材料说话，当调查材料与我原有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始终以调查材料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我文章中的观点和结论在国内会引起持有不同价值观人士的兴趣、不满和误解。我做学问的这一方法并不仅仅来自于我的学术训练，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正当性。相反，我认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世界应当是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共存、碰撞和交融的结果。 我不觉得我的声音在当前中国会引起多大的共鸣，我只希望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