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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把农民问题单独列出来。农民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多年来，每年中共中央的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每年中央的第一次会议都是讨论农村工作。中国历来重视农民问题。20世纪中国两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最终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以及其他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之所以重视农民问题，是因为中国农民占人口的比重最大，也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是农业国，即使是现在，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农民问题呢？农民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从浅层来说，农民问题是指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去向问题。这么说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 从较深的层次来说，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太多，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过大。 前面在对农民收入的分析中已经谈到，由于非农产业的人口比重太小，购买食品的总价值就小。而参与这部分总价值分配的人太多。这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泰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而自豪，却很少提到其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的‘非农民’。”所以，农民问题的解决就是减少农民的数量，也就是让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 需要转移多少农业劳动力呢？ 1997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32435万人。 农村需要多少劳动力呢？考虑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1952年，全国耕地面积16.7亿亩，农村劳动力为1.84亿，平均每个劳动力承担耕地面积9亩，199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按1952年的劳动生产率，只需要劳动力1.8亿，剩余劳动力为1.4亿人。时间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全世界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为24.25亩（1979年数），按这个标准算，16.2亿亩耕地只需要劳动力6680万人，则剩余农业劳动力为2.57亿人。如果按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更多了。当然，这是按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计算的，按真正种田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上述数字要小一些，但按世界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也有2亿以上。 要使2亿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中国还没有能够吸收2亿多农民的非农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吸纳了一亿劳动力，但同时又新生了1亿劳动力。再靠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是很困难的。所以，让农村多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和城市化过程是相联系的。 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5.68%，正处于加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高速城市化进程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此后城市化增长逐步放缓。到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2.28%，2020年为57.67%，2030年为67.81%，而68%左右可能是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的顶部，此后城市化水平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维持在这一水平。如果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率，意味着今后每年城市化率要提高近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有14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35] 。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农民问题是农民社会地位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成本，但是在享受工业化成果的盛宴时，却没有农民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不包括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不保障种地的农民。农民进城做工，只能干城里人不愿做的苦、脏、笨、累、险的工作。农民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平等地位。显然，这平等地位不可能是国家赐予的，国家也没有能力赐予。农民也没有等待城市去救助（本来，几十年来农业为工业积累了资金，工业现在应当‘反哺’农业，但目前工业还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通过自身的改革使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特权失去意义。例如，农村改革的成果使得“商品粮”这个城市居民的特权的消失就是一个明证。 显然，农民问题不是几年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农民问题不是以农民为对象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农村范围和农业范围内所能解决的，而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谈农民问题必须有全局观念和历史观念，更必须有现代化的思维，否则，越强调农民问题，越是“重农”，就越把农民推向困境。 参考文献 [1] 《2009中国统计摘要》，第38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2009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第5页。 [3]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17页。 [4] 唐健仁：《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系统考察》，载《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9期。 [5] 《中国私营企业年鉴（2006.6－2008.6）》，第213页。 [6] 《中国私营企业年鉴（2006.6－2008.6）》，第212页。 [7] 资料来源：2004年以前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以后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第5页。表中百分比是本书作者计算的。 [8] 《2009年中统计摘要》，第109页。 [9] 邵秉仁：《明确两个目标办好五件实事》，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12期。 [10] 张锐：《“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学解读》，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12期。 [11] 《2009中国统计摘要》，第120页。 [12] 《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第341页。 [13] 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1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4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北京。2006年至2008年数字来自这几年的《中国统计摘要》。 [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4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国家统计出版社，2004年，北京。2007年和2008年数据取自统计局最新发布。 [16] 《2009中国统计摘要》第124页有农业总产值数，第19页有GDP数。 [17]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全国总就业人口为77480万人，农村农林牧渔就业人口28363.6万人，加上城郊的农林牧渔人口，全国从事农林牧渔的人口超过3亿人。 [18]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001年第24期。 [19]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001年第24期。 [20] 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黑龙江省昌五镇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2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新农村调查——走进全国2749个村庄》，中国社会学网，2010年1月25日。 [2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新农村调查——走进全国2749个村庄》，中国社会学网，2010年1月25日。 [23] 国土资源部2006年公布，新华社2006年4月11日电。 [24] 杭州行政学院朱明芬主持的省社科规划课题：《城市化进程中凸现的突发性群体冲突及其防范——以城市边缘社区为例》，中公网，1997年12月4日。 [2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新农村调查——走进全国2749个村庄》，中国社会学网，2010年1月25日。 [2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新农村调查——走进全国2749个村庄》，中国社会学网，2010年1月25日。 [27] 《2008年中国统计摘要》、《2009年中国统计摘要》。 [2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新农村调查——走进全国2749个村庄》，中国社会学网，2010年1月25日。 [29] 新华网，2006年9月4日。 [30] 中青在线——青年参考：《中国扫盲运动五十年：文盲仍在不断增加》。 [3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新农村调查——走进全国2749个村庄》，中国社会学网，2010年1月25日。 [32] 《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4期。 [33] 肖唐标：《农村宗族重建普遍性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5期。 [34] 1998年11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蓝皮书》，转引自《改革内参》2010年第16期，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