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最新修订本）——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之中

随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传统体制对农民的约束也被解除。“现在比过去自由了！”这是农民最深刻的感受之一。 然而，农民作为一个社会人，总要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常常需要借助于社会组织。现在的中国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框架里呢？总的情况是，过去传统的正式组织渐趋衰落，新的正式组织还没有健康发展起来，一些非正式组织甚至非法组织正在复苏。农民和正式组织日益疏远，和非正式组织更加亲和。 复旦大学吴从环先生的《当代中国农村基层组织调查研究》[32]中提出了个案报告。 吴先生在安徽东部的曹塘村作了调查。曹塘人均收入居安徽的中等水平，其社会形态属于典型的中国农村地区 ，既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不同于西部地区。曹塘村的农民分别生活在以下几种组织之中： 村民自治组织　这个组织包括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全体村民大会。 从理论上讲，村民委员会与生产大队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村民委员会的出现具有权力（利）分配创新的意味。而权力（利）分配创新正是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朱又红、南裕子，1996）。但是，现实情况和理论相距甚远。曹塘村村民代表会议曾于1983、1988、1990年开过三次 ，1983年以后再没有开过全村村民大会，1990年以后村民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开过，村长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乡政府任命，并对乡政府负责。1993年任命的村长还不是曹塘村人。这样，村民委员会就成了乡政府的延伸机构，已不再是法律赋予的村民自治组织。 乡镇派驻组织　这是指党支部、共青团、妇联等。这些组织是乡镇同类组织的分支机构。党支部主要负责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方针和路线。但是，自1996年6月以来，曹塘村无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党组织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宗族组织　目前，曹塘村的宗族组织呈逐步复兴之势。但宗族组织缺乏表面的组织形式，遇事由长老协商，其原则主要是：第一，互助原则。宗族组织内部个别人、家庭出现困难，整个宗族共同协助。第二，一致对外原则。当宗族组织利益与外部发生矛盾时，共同对外。第三，内部调解原则。当宗族组织内部出现矛盾时，由长老进行沟通协调，内部解决。 一般说来，宗族形成的标志是，一些聚居的有男性血缘关系的人们，设立族长，制订族规家法。但是，由于宗族组织和族规家法一般秘而不宣，难以调查。调查者通常以关键活动来测定。如修宗谱、建宗祠。凡组织这两项活动都必须有领导人，宗谱中也会有族规家法的内容。据其他研究者报道， 宗族重建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江西省委研究室肖唐标等在江西调查的结论是，江西农村各姓氏中，六成以上已重建宗族。据江苏徐州铜山县殷昭强调查，该地大多数姓氏业已或正在续谱，宗庙也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有的家族恢复宗庙以后，设立了专门的祭祀机构。浙江义乌、武义、东阳等市县的毛、楼、汤、金等姓都修了宗谱。楼氏宗族修谱由1 名族长、11 名长老主持。有的村宗谱修浚后，族长、房长就开始行使族权。苍南县的江南地区有祠堂1000多处。这一地区自1980年到1991年共发生2000多起宗族械斗。浙江省1990年第一季度就发生宗族械斗26起，其中百人以上15起，1000人以上2 起。湖南省岳阳市的6个县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建立了宗族组织，如“清明委员会”“家族委员会”“族老会”等。湖南省1978年到1989年十二年间，发生百人以上的械斗上千起，死伤6000余人。1991年5 月，湛江遂溪县黄路镇，王姓与杨姓发生了数千人的械斗，动用了高射机枪和自制土枪，持续7 天之久[33]。 宗法组织　这里指的是那些融宗教、医术、巫术、武术于一体的迷信色彩较浓的门会组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度消失的宗法组织又悄然兴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表7-8　1997年曹塘村宗法组织概况 名称 成立时间 参与人数 对象 范 围 宗 旨 兄弟会 —— 6人 社会精英 跨区域 会内皆兄弟 同门会 1992年 48人 青年为主 本村为主 相辅相成 泥鳅帮 1993年 71人 青少年 本村组织 同享福共患难 目前，曹塘村三个门会组织都处于一个从秘密到公开的状态。从表中可以看出，年轻人在宗法组织中占很大比例。 宗教组织 曹塘村宗教组织近年来活动频繁，参加者多为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不仅有合法的宗教组织，也出现了非法的宗教组织。 表7-9　1997年曹塘村宗教组织概况 名 称 性 质 起止时间 人数（人） 人口成分 基督教1 合法 1988~ 30~50 中老年 天主教 合法 1990~ 30~50 中老年 非法宗教 非法 1993~1995 不详 中青年 基督教2 合法 1988~ 30~50 中老年 曹塘村的基层组织大致是上述五种类型，他们此消彼长，农民就生活在这种组织环境中。 过去农村社会主要靠行政整合来维持其秩序。党团组织系统，行政权力系统，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是这种整合机制中的三支重要力量。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民和集体经济纽带的弱化，使行政权力系统失去了过去那种整合力量，另外两支整合力量也基本失去了原来的效力。农村的党、团、妇联、民兵等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党团员、民兵常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外出做工，各种活动很难开展。妇联的主要任务是抓计划生育，民兵基本不进行训练。 村民自治组织本来可以完成整合任务。但是，不少地方村民组织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有些地方乡镇政府操纵选举，农民对它失去热情。 传统组织的解体，基层党组织的瘫痪，又加上有些村民自治组织又使农民失去了热情。因此，宗族组织、宗法组织、宗教组织乘虚而起。正当的愿望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实现，灰色渠道就悄然而生。这类非正式组织也执行了一部分社会功能。村民有事不去找正式组织，而是通过自身所在的非正式组织寻求解决途径。乡村正式组织的衰落和非正式组织的复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然而非正式组织不是按照法律程序建立和行动的。这样，本来就缺乏法律意识的村民法律意识更加淡化。非正式组织在解决村民的问题时也不是依法行事，因而常常扰乱了社会治安。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使基层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复杂。当各非正式组织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而无法解决时，就难免发生械斗等暴力冲突，基层社会稳定就受到破坏。